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的是，我们没办法精确地判断满载物品的前进号的重心位置，尤其是在经常变更的装载计划的指导下。尽管我们竭尽所能将设备固定，格子架却在很多时候与奇形怪状的设备不符。当推进器点火时，物品将会移动。
最后，候补对接系统被设计成向“和平”号上的宇航员提供仅够用来成功扭正前进号的弹道的感官数据，如果接近对接最后阶段时——飞船靠近空间站时，基本系统发生故障的话。这就是说，该系统被设计成近距离候补系统，而从未试图被用作远距离驾驶前进号的系统。要安全完成这项任务，就迫切需要更好的感官信息，尤其是测距离和接近速度，即使这些信息不是最本质的。“和平”号上则没有这样的设备。
例如，当飞船与“和平”号对接时，飞船控制者从三个独立的不同的来源——同样使用冗余原则来提高安全度，得到距离与接近速度两个标准。飞船控制者利用这一信息来更好地估计两个飞船之间的相对位置，并迅速判断飞船是否正在以既定速度相互接近。如果出现失衡状态，接近就被中止，直到找出故障所在为止。
但是，提供给“和平”号控制者的接近速度信息，从没有用于手控前进号的对接和启动候补系统的。相反地，宇航员要控制前进号的接近与对接，就必须通过在录像屏幕上观测“和平”号的相对大小来估计前进号飞船的速度。如果“和平”号的影像增大，飞船就飞得更近。如果影像增大的速度超过前一分钟，那么接近的速度则在加快。为保证效率，宇航员在没有任何客观信息证实的情况下，必须目不转睛。
说句实话，这些因素综合起来，使仅仅使用容易出现故障的手动系统来操纵满载垃圾的前进号进行惊人对接，变得极端危险。作为机组成员，我们在这一次执行复杂任务的飞行之前，没有在一起受训过。我们必须完成它，要取得成功，还得靠点运气。
计划对接的那天上午，早已厌倦旅程并天天数着日子的瓦西里，看起来像变成了另一个人。
他很早起床，刮脸，梳头，甚至换上了干净的工作服。他有点像“和平”号的指挥官，充满自信，受够了枯燥生活的压抑——今天就像一个军队飞行员要表现他的飞行技巧。当我早餐咽下热乎乎的罗宋汤时，看见他站在新建的袖珍前进号控制面板边，一遍又一遍地检查控制钮，直到确信一切正常为止。我看出瓦西里很珍视这一时刻，并努力使自己在这个场合脱颖而出。今天将是他大显身手的日子，我猜想如果那一刻我们是在地球上，他的步子也一定比平时更轻快。
早晨，我们在开传统的、友善的玩笑时，他简略地告诉我，我将被安排在晶体舱的窗边。我将带上无线电耳机，随时告诉他，我看到的飞船接近过程中的失常现象。我给予他美国海军上级的相同待遇，尽管这与我们正式的朋友关系不符，我能看出他很欣赏我将他视作即将开始的行动的领导人。
我想这也是我刮刮脸、换上最干净的企鹅似的塑料外套的好日子。在空间站上度过许多混乱的日子之后，我十分珍视由这个特殊的日子带来的全新的井井有条的状态与整支队伍的活力。在刮完脸、拍挺很久以前就超过规定长度的头发之后，我短促有力地向瓦西里报告，我将会到达指定位置，并在结晶舱的最末端担负向外嘹望的职责。
当我离开时，另一个成员，萨沙早已在指定岗位上了。作为第二重嘹望哨，他离瓦西里很近，将在基础舱与邻近的量子Ⅰ舱的窗户间移动。他会根据自己最能看清接近的前进号的地点来调整位置——这个地点我们任何人都没有把握估计。
瓦西里自己则弯腰站在基础舱控制中心的电视监测器前面。他周围全是常规的和平号警报控制板，他只全神贯注于新建的前进号对接控制板。另一方面，他用手触摸着操纵控制杆。
显然，重新回到驾驶室他感觉良好，仿佛安坐在正准备出击的米格战斗机里。他进入了自己的天地，也许最重要的是，又找回了自己。
17。逃脱致命的撞击（中）
我脑海里闪过我们曾经是怎样沦落到几近奴隶的地位的——总是受制于地球方面的吩咐与电话。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我从飞行一开始就拒绝由地球方面来分分秒秒地决定我的日程。
也许因为在俄罗斯长大，瓦西里和萨沙从小就学会即使毫无意义也要随波逐流，所以从没有抵抗。他们经常受地球方面的鼓动，在疯狂的状态下工作，生活没有节制。尽管他们在空间站呆的日子比我短，看上去却很憔悴疲倦。
这是几个月以来的第一次，瓦西里看上去更像从前信心十足的自己。他重新把握着自己的生活。不仅仅是因为由他负责这一行动，更是因为在接近与对接的过程中，我们将脱离能够与地球联系的区域，他将拥有凭借自己所见来执行任务的权威。我能感受到他沉醉于由自己驾驶飞船的想法之中。他能真正地指挥一次，至少在短时间内，他可以不必受制于地球控制者们的心血来潮。
俄罗斯的地面主管者们通过无线电向飞船传达命令，推动前进号向我们靠近。当我们经过俄罗斯地面天线，处于无线电通讯带时，他们告诉我们前进号上一切正常，前进号正与我们会合。他们祝我们好运。
一旦启动并朝着与“和平”号碰撞的过程发展，前进号将越过地球的无线电控制地带，实际上是自主飞行。只有等飞船更接近，我们才能试着控制它。
瓦西里站在控制面板后面，脚趾卷缩在脚掌之下，紧贴着地面，以此来保持镇定。从他那个位置，他看不清空间站任何一扇窗户外面的情景，因此，他只能依靠身前的电视图像以及由我和萨沙报告他的前进号的视觉图像。离瓦西里最近的窗在8英尺处——基础舱地板上的一个小舷窗。
作为嘹望员，我和萨沙开始观测天空，寻找接近的飞船。尽管我能够看见下方地球上喜马拉雅山的神奇景象，我却找不到前进号的踪迹。萨沙也报告没有发现。那个时候，瓦西里希望在录像屏幕上看到前进号照相机拍摄的“和平”号空间站的图像。事与愿违的是，屏幕除了静电干扰之外仍旧是一片空白。时间每过一分，瓦西里就焦虑一分，他利用耳机通过内部通讯系统询问我和萨沙，是否发现什么。他要求我们时刻警惕，因为前进号“确实在靠近”，并且告诉我们他的监测器上仍没有动静。尽管我从“和平”号的一个窗户移动到另一个窗户，还是没有发现接近的飞船。我们都开始担心了。
更多时间过去了。出于某种原因，我的耳机再也听不到瓦西里和萨沙的声音。由于“和平”号的内部通讯系统容易出故障是出了名的，寂静似乎也不适合我们周围紧张的环境，所以我怀疑是自己的无线电耳机坏了。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瓦西里与萨沙的信号，我也仍然没有发现接近的前进号，我飞回基础舱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我看到了令人惊慌的一幕。
瓦西里在他的控制台与地板上最近的射击孔大小的窗户间来来回回发疯似的飞来飞去。萨沙则伏在那个窗口，冲着瓦西里大叫：“它看上去正冲着我们飞来！它的速度太快了，瓦西里，减速！”瓦西里从窗口冲回他的控制台，一把抓住操纵杆。他猛拉操纵杆的时候，脸上布满了汗珠。几乎任何人都能感觉到他的毫无把握与脑子里闪现的念头：“我看不见自己在做什么，我看不见飞船对我的操纵会有什么反应，但我必须采取措施。我必须点燃刹车器，否则我们肯定会撞上。”
瓦西里移动操纵杆，近似盲目地点燃了高速靠近的飞船上的反向推进器。然后，他向萨沙大叫：“有用吗？减速了吗？方向改变了吗？”
瓦西里一瞥见我就大喊：“准备弃船，到联盟号里去！”然后，他又飞回窗口看看自己最后的举动对基本失控的飞船产生了什么影响。
我飞到一扇与萨沙和瓦西里的窗朝着同一方向的窗，正巧看见前进号尖叫着与我们交错。相撞恐怕是不可避免的了，直觉告诉我打起精神迎接冲击。我咬紧牙关，屏住呼吸，祈祷飞船能够交错而过。尽管前进号已经从窗户边缘的视线消失，我却能迅速作出反应，什么也没有感觉到，前进号一定已经与基础舱擦肩而过了。
秒针也像走得特别慢。第一秒，没有冲击。我想象着前进号的位置应该在那里——正飞向一个科学舱。我继续屏住呼吸，第二秒钟像走不到头。没有金属碾磨的声音，没有漏气的声音，耳朵里没有随之而来的爆裂的声音，空间站也没有随之翻滚。每过几分之几秒——在我脑中，时间就算不是以百分之几来计算，也是以十分之几来计算——我感觉到，前进号已经奇迹般地穿过太空舱和突出的太阳能帆板，现在正以每小时17500英里的速度离我们而去。我顿感释然，松了一口气。
像我一样，瓦西里和萨沙目睹了前进号飞速经过空间站的情形。很明显，他们也以为前进号会撞上“和平”号。当确定飞船已经从“和平”号上安全越过时，我看见瓦西里终于松开那口憋了太久的气。他跌坐在地上，筋疲力尽。
我觉得自己像处在一条宽大的公路上，有一辆高速行驶的汽车想从公路挤到交通拥挤的高速公路上来。同时，我乘坐的另一辆高速行驶的汽车，正准备向右驶出高速公路。两辆车差点相撞。结果，想要进入的车被迫离开，早在高速公路上的车则被迫继续行驶下去。驾驶员不再去管自己究竟驶到了公路的何处。能活下来已经值得庆幸了。
回想发生的一切，瓦西里告诉我，在前进号飞过的整个过程中，他被迫依靠的视觉信息的录像屏幕上传送给他的满是静电干扰的小点。瓦西里从没有从屏幕上看到前进号的图像。
没有视觉帮助，就算是目不转睛，想要确定两艘飞船的距离、接近速度，以及最后的相遇，是绝不可能的。瓦西里感觉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