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也许是一个曲解的理论，它并不与事实相吻合。我回忆这件事，拉祖特金吃完晚餐后进入了量子Ⅰ舱，而且不耽搁地移开金属罐的密封物并激活了该装置。为了证实我的回忆，我请萨沙回忆这个事件，他说是的，他立即激活了该装置。他告诉我说：“那不是引起火灾的原因。”
我通过无线电话告诉在莫斯科的美国宇航局的小分队，地面的人最好认真地调查引起火灾的原因。我同时也建议，将来的有关引起火灾的理论应与船员联系起来在他们被地面正式接受前检查他们与实际相符的能力。毕竟，当火灾发生时如果有人在场的话，我们就能够准确地考虑环境因素。
遗憾的是，对我们来说通过寻找提出这些合理性和理论的建议已变得很明朗，俄罗斯人实施一个关心空间站作为宣传品比关心船员们的安全更甚的策略。既然听说船员犯了一个错误，那么他将作为替罪羊，而且既然真正引起火灾的原因尚未查明，那么真正引起火灾的原因（显然是一个系统内在的问题）就不必向世人报道了。作为一个推论，如果正确操作，既然金属罐“安全可靠”，那么船员将被告知继续使用，“和平”号将继续飞行。
坦白地说，在船上的所有人员都清楚，俄罗斯官方尽量减少涉及“和平”号上火灾对公众造成的坏影响，所以没有立即报道有关火灾严重性的消息。最初的俄罗斯新闻界公开声明，“和平”号上的火灾很小，只燃烧了几秒钟。宇航员很容易地扑灭了火，而且没有一个人受伤。美国宇航局的官员们接着报道，甚至夸耀俄罗斯人“对于所发生的事的报道非常直率，有价值。”美国宇航局的一个新闻部门发表文章，标题为“‘和平’号的已扑灭的小火”，在火灾后发表文章报道说“在‘和平’号空间站的氧产生装置出现了问题……对一些硬件造成了很小的损坏……小火燃烧了大约十秒钟……被船员很容易地扑灭了。”
通过全体船员的一致同意，我们得出结论，大火燃烧了大约14分钟。这是一场大火，灭火器在灭火过程中几乎不起作用。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由于主氧气系统经常失灵，我们被迫使用更多的补充氧气罐，一天多达三只。莫斯科的任务控制中心告诉我们，引起火灾的同一型号的金属罐已被安全使用。他们认为并不是因为他们设计的改变，也不是引起火灾决定的原因，而是莫斯科的任务控制中心现在引进了必要的条件，无论何时我们激活氧气罐，我们必须和灭火器一起使用。
附加的条件对“和平”号上的我们来说使我们没有信心。
我们按所要求的去做。难道我们有选择的余地吗？我们需要呼吸；我们需要不断给船上补充氧气。当主氧气产生系统失灵时（遗憾的是这种情况几乎每隔一天就出现一次），我们必须求助于金属罐来产生氧气。甚至当主系统工作时，电力系统出故障经常导致没有充足的电力使主氧气发生器工作。在这些电源暂停时，我们再一次被迫使用金属罐来产生氧气。
坦率地说，拉祖特金，齐巴列耶夫和我从没有真正地相信：一个灭火器能有效地扑灭一个金属罐引起的火灾。我们已经看到在扑灭这样的火灾时灭火器的无效性。尽管我们已尽力，尽管在灭火过程中用完了三个灭火器，但大火失控达14分钟之久。我们判断，大火熄灭只能是燃烧完它自身的物质；也就是说，只有当金属罐内的大多数化学物质都燃烧完后大火才熄灭。当激活金属罐时希望通过随身携带的一只灭火器来迅速扑灭火是荒谬的。我们都知道在火灾时我们很幸运。我们勉勉强强地活下来了。
回顾过去，我对灭火时我心中产生的大量信息感到惊奇。时间流逝。知识分子拒绝把现实分离的每一秒和知觉和感觉混合成流动的按时间顺序安排的电影。那些精神上的健身术的记忆将永远保留在我的脑海里。
在一种奇怪的方式下，“和平”号上的大火经历成了我一生中重大的事件，如果我没有这种不和谐的遭遇，我将不会有关于人类本质和我自己的洞察力。不会有有关在面临一种可怕的环境下显示出冷静的能力。不会有有关在个人最大危险期间照顾别人的能力。以及不会有有关把过去的困难置之不理并且继续进行的能力。
14。俄宇航员们；是！任务控制…
很显然，空间试验室的船员在登陆到空间站上进行工作时需要有一定的自主权。
他们需要决定以最有效的方式去工作，什么时候休息，什么时候返回工作以及什么时候使用卫生间！
在俄罗斯受训期间，为了观察船员们之间的相互影响，一名俄罗斯的心理医生有时监视我们，他是一个幽默的令人刺激的人，不管环境怎样，他总是面带笑容而且很乐观。感到欣慰的是，我的生活没有被他的友好的外表所改变。有时我对太严肃并不介意。他试图通过不引人注意的而且是偷偷摸摸的观察我们的行为，他经常是注意力的焦点，而且喜欢用他的大的打雷似的声音讲故事。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开始把他当作我们成员的一分子了。
事实上，由于我不是一名心理学家，我也许犯错误了，我认为，与我一起受训的俄罗斯宇航员开始很喜欢他，他们也许把他当作他们的同事而替代我。我们都感到不快乐，因为联盟号只有三个座位，他不可能与我们一起去完成任务。
他从不处于显眼的位置（站在我们中间），从不打断我们正在做的工作，他有时把我们当中的某一个人叫到旁边，提出一些有关如何更好地控制一定的局面或者在人与人的交往中如何消除矛盾之类的建议。他打断我们之间的次数越多，我们之间的交流越少，我们害怕可能会说一些错话，并且被单独挑选出来作一篇关于“如何才能更好的相处，如何才能更愉快”的讲演。他会突然把我拉出，递给我一付有十种颜色的纸牌，为了了解我当时的心情，他请求我把它们理好，这是我与他一起时最愉快的时刻。
我经常想合作，尽管在五六次后游戏已经没有新花样了。在那时，我们正在黑海登上俄罗斯的海军拖网船进行联盟号的水下生存训练。如果联盟号没按计划进入上千里宽的沙漠而且降落在水中，我们必须为此提前做好准备。那些天我心情特别好，作为一名美国海军军官，海水溅到脸上的感觉真好。登船的海员很高兴地围在四周。
当俄罗斯海员们得知我是一名海军时，他们把我带到信号舱里。用模板印在船壁上的有美国所有战斗机、攻击机、巡逻机的图象剪辑。他们笑着问我：“这些图案准确吗？”我告诉他们应该划掉S2反潜艇战斗机；很早以前它已被S3 Viking代替了，它的外表与S2很接近。
我告诉他们我曾经和一些海军特种部队的成员一起乘坐S2，他们通过使用退役的飞机进行跳伞训练。我进一步解释说，特种部队的朋友们在一次特殊飞行时，他们把我推向离舱门只有一英尺远的地方并且在几乎没有降落伞的情形下把我推下去。很好，俄罗斯的海员们开怀大笑，几乎同俄罗斯宇航员在听到心理学家的故事时一样开怀大笑。得到了这个新的直接的海军的知识，一名海员从他的口袋里取出一只笔，把S2划掉，使他们的展品更新。
我从信号舱发动机舱和在海员们的坚持下看完锈船的所有其他部件后返回，我明白了（我所见到的美国海军船没有一个处于失修状态），我们开始忙着手边的工作。我进入到舱里，发现俄罗斯宇航员们坐在一个餐桌旁被另一个曾经是心理学家讲述的故事所吸引，我告诉他们我的缺席被另一个黑记号所标明。我没按自己的想法去做，没有像以前那样做保证。对我的惩罚是我必须再做一次纸牌的游戏，我肯定结果表明我太自由了，太独立了，而不能成为一个好的船员。
我和俄罗斯宇航员们穿上太空服，进入到在海面上飘浮的联盟号返回舱里。爬进狭窄的不通气的返回舱后，我们关上舱门，开始收集我们的存活工具。工具塞在座位后一些可利用的缝隙里，表面上看起来放在最难拿到的地方。在所有的工具被找到并打开后，我们该脱掉太空服并穿上环控与生保装置了。遗憾地是，返回舱很狭窄，一次只能一个人脱衣。所有人完成后，每个人全身都是汗，而且想裸体降温。然后我们反转过来，为穿上橡胶制的冷水环控与生保装置而努力。橡胶衣服很热，返回舱密不透风而且不稳定，它的起伏的波浪令人想呕吐。
每个人都完全穿好后，我们高兴地打开舱门，扔出我们的救生筏，然后，登上打开舱门的一个不稳定的高处后，我们跳入冰冷的水中。我的防水服有无数的漏洞，在防水服充水下降前我迅速地爬上救生筏。然后我在救生筏上发出闪光信号，把染色的指示物和鲨鱼驱除剂投入水中，从筏子上汲出水，向指导者证明我能够飘浮在水面上。一名安全的潜水员在我的筏子旁边以保证它不沉入水中，我问他，是否鲨鱼驱除剂已经起作用。
“不，一点也没有，”当海水溅到他的脸上时，他短促地回答。“事实上，鲨鱼可能对我们所知道的所有颜色感兴趣。”
他接着解释，最重要的事情不是驱除剂是否起作用，而是俄罗斯宇航员门认为它起作用。驱除剂帮助减少的不是鲨鱼的攻击，而是减少由于那些独立在大海中间的宇航员认为鲨鱼可能攻击引起的忧虑。我希望我没有问这一问题。我希望他并没有真实地回答。我决定立即忘记他的回答。
伸出船舷的起重机把我吊到甲板上。浑身湿漉漉的颤抖着，在呕吐的边缘，我看到一双鞋规矩地固定在我弯腰的头前，我试图站直。救生衣上的风帽用力地猛拉我的头部，以致于我不能站直。“谁站在我面前？”我问。
紧接着我看到一叠各种颜色的牌。哦，这一定是我们的朋友心理医生的鞋。他肯定机敏地确信，通过我的身体语言无疑得到暗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