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面移动，重新戴好面罩。我紧固塑胶带，确信面罩不透气。
“好啊！我还活着。现在，我必须灭火。我们必须使一切正常运转，没有错误。”然后，我增加了绝对不动摇的信念：“我们必须灭火。我们必须活下来。”
尽管在这种环境下，我很冷静；每分钟脉搏次数大约60次。我的过去生活经历（跳伞，在航空母舰上着陆，在火箭上发射，在紧急房间试图不做枪击的牺牲品）教给我的经验是惊慌是丧生的惟一原因，或者是你自己或者是病人。我处于一种冷静的、理性的存活模式。我再一次向节点处走去，这一次试图找到每名宇航员所处的位置以确保他们都有人工呼吸器。
我们聚集在各个舱的交叉点。到目前为止，我们六个人都有人工呼吸器了。
象携带呼吸器的潜水者在水下不能说话一样，我们互相作手势表明我们都很好，我们都处于有氧气状态。虽然我们能彼此交谈，但由于我们戴着面罩使得我们的言语很含糊。手势在一般情况下都能理解，这消除了从俄语到德国或英语的翻译所带来的精神上的负担。
瓦列里·科尔尊，在船员转换期担任“和平”号的指挥官职位，负责和指挥新来的船员齐巴列耶夫，拉祖特金和埃瓦尔德准备两艘联盟号中的一艘撤离。萨沙·卡列里是第二个经验丰富的船员，将要关闭空间站上的设备（特别是风扇）同时作为我们行动的整体协调者。我协助科尔尊灭火，同时帮助需要医疗照顾的人。
不幸的是，两个对接的联盟号飞船，只有一个能够接近，另一个停泊在无法穿越的大火的另一端。既然每个飞船返回舱只能容纳三个人，我们六个人中只有三个人能撤离。很矛盾，因为三名宇航员离开后，本质上只有三个人在救火。
萨沙·卡列里显示了良好的素质。在整个危机期间，他保持着惊人的头脑冷静并且有组织的工作，好像这个实际的紧急情况只不过是演习。卡列里有点像保持个人疯狂行动的合作者，在头脑中总有一个清楚的印象，需要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才能增加我们存活的机率。
恰好处于地狱的边缘。我挤进通向量子Ⅰ舱的三英尺的连接通道。瓦西里只是“站”在舱里。在太空，因为灭火器的功能几乎像一个助推器，我快速扶住科尔尊的腰部使他稳定。我也同时定期地摇动他，他也摇动我，这样一种信号表明我们都仍旧有意识。火焰在我脸前五英尺的地方燃烧，烟雾太浓了，以致于我不能数清我脸前的手指数，更不用说看到科尔尊的脸了。
我在灭火队和撤离队之间传递信息。我确信没有人被浓烟征服。向着萨沙·卡列里我可能大喊：“瓦列里一切正常！请给我另一个灭火器，然后再给萨沙一个，联盟号是否已起动并且准备离开呢？每个人都正常吗？”
第一个灭火器并没有削弱火势。如果有作用的话，我们只是减少热量并且也许阻止了可能爆发的第二场大火。当一个灭火器完时，我将离开瓦列里去取另一个。
我离开去拿第三只灭火器，盲目地穿越浓烟，多数情况下，凭感觉而不是凭视觉飞行。我意外地撞到了一个容纳着一台放在膝部的计算机的平台。撞到平台有助于稳定我的情绪，并且校正我的飞行路径。我注意到计算机仍在工作和正在显示世界地图程序。地图跟踪我们的飞行轨迹并用一个标示物闪光来表明我们所在的位置。我们正处于波士顿正上方。这意味着我们已与位于莫斯科的控制中心失去联系至少半小时。
我考虑使用我们在船上的蹩脚的无线电话发送一份悲伤的呼叫，我在电线的一端说：“我是“和平”号空间站上的宇航员利宁杰，在看不见情况下播音。我们有紧急情况，着火了。我们正准备放弃空间站。请与休斯顿的约翰逊空间中心联系。通知我们所处的位置并请求他们与莫斯科的任务控制中心联系。出现了紧急情况。请快些。”
这样的呼叫能给俄罗斯的地面控制者们时间，在我们被迫放弃空间站时能够及时通知他们的联盟号操纵队。撤离是非常可能的。事实上，除非我们能够扑灭火，否则我们不得不重新回到地面。由于大火，“和平”号的环境控制系统到处充满了烟雾，空气一点也不清新。如果不能清除烟，当我们呼吸器里的氧气用完时，我们六个人将被迫放弃空间站。那意味着俄罗斯控制者们同时有两艘联盟号飞船与空间站分离。呼叫也许让他们有时间在哈萨克斯坦回收意外着陆的两个飞船返回舱。
我从没有用过蹩脚的无线电话呼叫。我渐渐明白，为科尔尊取回灭火器比浪费时间发出悲痛的呼叫更重要。地面上的人们在近期内不可能帮助我们。我们的存活只能靠我们自己。我离开平台返回着火处。
尽管使用了新的灭火器（使用的是第三个），大火的情况依旧没有改变。烟雾不停地从通道涌进，火焰不停地增大。
12。“着火”（下）
我继续抱紧科尔尊的腰部。大约30秒后我没感到他的移动，我开始触摸他的胸部和面部，以确保他仍然有知觉。离他的脸两英寸时，我仍然不能清楚地判断他的眼睛是否睁着并且我对他大喊。“是的，我还好，杰瑞。”他回答道，“别人怎样？”我向他保证每个人都挺好。
火焰看起来与开始时并没有什么不同。熔化的金属仍从火焰的最外缘喷出，并溅到舱壁上。那个特别的舱壁已经烧焦成黑色，所幸并没有燃烧。我承认我们很幸运，我们被如此多的垃圾所堵塞，这些垃圾通常在舱内飘浮，两周前进入了前进号的垃圾车，否则第二场火肯定已经燃烧了。
我注意到在火焰的背后，大火产生的巨大的热量已经熔化了二氧化碳覆盖的刷洗工具设备的阀门。此时，在14分钟没有控制的大火后，大火消耗完自身能量并且熄灭了。
科尔尊高兴地宣布，“大火熄灭了！”我们都为暂时的宽慰而呼吸。然后快速确定我们的形势后，前景依然很忧郁。浓烟到处都是，空气不能用于呼吸。我们都意识到我们使用的氧气呼吸器最多再使用一两个小时就要用完了。
我们立即变换装置。我们从一种慌张状态变为沉着考虑的休止状态。留给我们的是每人脸上的呼吸器以及多余的一个。大火的余波仍能击败我们。我向瓦列里建议，每个人应尽可能地使自己的新陈代谢作用降低到最少。
我是惟一继续工作的人，行动缓慢而有秩序，是为了消耗最少的能量。我必需为每个人开始出现的呼吸器问题做准备工作。吸入伤肺的气体表明我们仍暴露在浓烟中。如果某一成员开始呼吸空气，我必需立即准备好。
我迅速抓起我的紧急医疗救护箱，然后把他们移到密封室，在密封室内经常很潮湿（在冷的铝外壳上，水蒸气事实上一次可以收集几品脱）而且凝结可能帮助清除烟。事实上，尽管Engrgia为空间站建造太空舱的政府经营的公司，后来声称在“和平”号上工作的空气过滤系统可以高效地驱除烟雾和大火过后的空气中的污染物。我们深信在冰冷壳体上凝结的烟和水蒸气是最有效的过滤器（灭火器是以水为基础的）。
我用塞孔的皮带随身携带我的迷你紧急间用的仪器——气管切开管，喉头镜，可移动的呼吸袋，氧气箱，解剖刀和血压表。然后，我在心中预演当某人呼吸器用完后我该如何做，包括在与失重联系的并发症出现，在我试图把管子插入喉咙或切开他的环甲软骨的表层之前，如何确保病人呆在地板上。看着临时凑合的紧急间，我希望没有人需要我的服务。
我们对烟雾更加担忧。即使在灭火后的45分钟后，烟雾仍很浓。直到那个时刻，我从没有真正地关心我自己的吸气和呼气。我们等待着，希望在我们面罩里的氧气消耗完以前，空气变得清晰。
每个人在不同时刻消耗完自己呼吸器里的氧气。大约一小时后，科尔尊首先用完了他的氧气，也许是他灭火时非常近地接近火焰而必须用力吸气的缘故。他在密封室中用力吸气，并且宣称空气已能用于呼吸了。我们都解脱了。我们没有必要放弃空间站。
我调查了一下损坏的控制装置。相对确定地是，我们避免了由于大火的影响而出现的一些威胁生命的急性病，我把注意力放在试图使我们遭受到的一些长期的健康问题最小化。我建议，每个人必须把呼吸器里的氧气全部用完，虽然空气能够吸入，但它仍有烟雾状，而且可以肯定已被金属气体或别的大火的副产品所污染。
我找到一些3M型的过滤器面罩，并给每个船员一只。当我们的呼吸器里氧气消耗完时，我们用一个有过滤的面罩替换罩住全部脸部的橡胶面罩。尽管并不理想，但过滤器面罩至少能够阻挡一些飘浮着的大的颗粒。
我向科尔尊提出了许多预防健康的建议，他都接受了。在像“和平”号一样的封闭生态系统中的一些污染物质最终会进入我们的肺部，我们生活在一个密封的用橡胶处理过的包里，里面有燃烧金属罐留下的东西。我们冲洗四壁、壳体上浸透着油烟冷凝物。每个人都脱下他的满是油烟污点的衣服，从头到脚的冲洗。因而，在灭火后的几小时里“和平”号上的景象几乎可笑：六个漂浮的男人在擦洗，除了他们面部有一个过滤器面罩外全身裸体。
我给每个人做了医学检查。一些船员的血氧饱和度出现少量的减少，但都不严重。每个人的肺部都很干净。我治疗了皮肤烧伤（大多数较小，但有一些是二度烧伤）尽可能地清洗，敷软膏，然后，裹上纱布。我被要求不要向地面报告任何伤情。科尔尊非常害怕，他们可能安排他留在“和平”号上更长一段时间，为治疗烧伤者，并不能按原计划在几天内返回地球。我答应了他的请求，后来当莫斯科的俄罗斯飞行外科医生询问伤情时，我假装误解了他们的问题（俄语的确是一门难理解的语言），并且简单地回答“和平”号上的医疗环境在受控制下。
最后，我给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