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是个人随身携带、把玩的东西，如果世界商品的影响力能够量化，手机行业每年创造的价值恐怕不止1 900亿美元，就像好莱坞在世界的影响力要比它创造的产值大得多一样。以2007年生产出的15亿部山寨手机估算，整个产值也就在1 000多亿元左右，这还比不上联想公司当年的销售额。但它的影响力巨大，山寨手机的成功消除了原来人们头脑中的藩篱，开始去尝试原本想都不去想的事情，就像奥巴马那句响亮的竞选口号：“Yes，We can！” txt小说上传分享
山寨冲击波（4）
继山寨手机成功夺取了一座山头之后，其他行业竞相仿效，山寨产业如星火燎原之势迅速铺开，山寨平板电视、山寨相机等也跃跃欲试。与此同时，山寨也已经跨越了纯经济范畴，山寨明星、山寨春晚、山寨搜索引擎、山寨百家讲坛等一一出笼。总之，凡是比较火的，“我也可以做的”东西都被非正统的人山寨一把，人们不再囿于成见，草根们开始广泛地尝试让自己感觉到比较“爽”的事情。
据称南京文安街曾出现过山寨一条街，曲同氏、必胜糊、李明、巴克星、哈根波斯、3个门洞的麦当劳等店铺一夜之间冒了出来。遗憾的是，这条具有娱乐特色、比较“雷”人的街不久就被取缔了。以前，你看到一本书写着金庸新著，直觉上会理解成是金庸的新书，而实际上是金庸新这个人的作品。有一次我就买过一瓶冰红茶，一喝不对味，仔细一看才知道这不是康师傅，而是康帅傅。
山寨生存之道
显然，包括山寨商品、山寨版明星在内的山寨系列产品确实走的是模仿的路子，山寨手机里面也有基诺亚等模仿名牌名字的产品、模仿名牌形状和功能的高仿机。但我觉得不能把绝大部分山寨手机看成是骗人的，因为人家没有假装是诺基亚卖同样的价格，买者知道是高仿机，只花正品价格几分之一的钱。
由于山寨产生的巨大影响力，媒体开始竞相报道山寨，分析山寨，炒作山寨。几乎所有媒体都发表评论员文章，探讨山寨现象。我在写作这本书时也搜罗了不少有关山寨的评论，评论大多以批评为主，这里引用两段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
《时代周报》记者米兰采访了知名文化学者、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所长朱大可教授。下面是其中的一个片段：
“山寨”一词制造了语义学的误会；似乎这种盗版行为中含有民间、草根、侠义和反垄断的光明成分；这也是盗版产品获得社会同情的语义学根源。
我要在此反复强调的是；“流氓”不是一个负面的司法与道德判断，它是一个中性词语；用以描述华夏社会中身份缺失的社群。作为“流氓文化”的山寨/江湖文化；包含着两种彼此对立的价值：一方面是对现有文化秩序的反叛、解构、颠覆、挑战和嘲弄；由此展示出积极的社会批判意义；另一方面；它也对社会正面价值进行了颠覆。“流氓文化”总是在倒洗脚水的同时；把婴儿也一起倒掉。
负责手机检测的官方机构、工信部电信研究院泰尔实验室主任何桂立做客新浪访谈时强调：
我们认为山寨手机如果这么持续地发展下去，会导致我们正规的企业没有办法健康地生存和发展，会导致正规企业的破产，最后会导致技术的衰退和产品的匮乏。
还有一个问题，我看到有些深度报道里面谈到，说“山寨手机现象”既然存在，那么就是合理的。但是，我对这个提法有不同的看法。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这个是不对的。我举个例子，比方说癌症病毒是一种存在，但是对于我们人类的健康和生命来讲，它不是合理的，它的存在是一种现象，但是并不合理。
《通信世界》在《国产手机5大怪象》的报道中梳理：
目前国内手机厂商已经进入基带、射频、多媒体环节，但是在内存储芯片、模拟技术领域尚难涉足。显示屏方面还停留于购买国外技术专利授权阶段，其产品基本以组装形式推出。结构件主要是对按键、外壳等手机部件的统称，从近期诺基亚方面宣布的对软质、透明的纳米手机材料研发进展来看，国内厂商在这方面依然有〃代差〃。 软件方面，核心的协议栈上，目前在G*领域，只有中兴一家实现了自主掌握。
模仿是山寨最初的生存之道，这完全可以理解。广义来说，如果我们不模仿，那现在可能还停留在四大发明阶段，绝大多数的创新都是从模仿开始的。后发企业必然模仿先行者，举世皆然。模仿、抄袭乃至盗版、侵权是一个度的问题，只要不超过这个度，也是可行的。
媒体对山寨手机、山寨产品、山寨文化、山寨精神等评论大体上分成两派，反对派的主要论据就是模仿、侵权等。人类历史其实是发明加仿效的历史。
不能简单地认为模仿就是没有骨气的“孬种”。大家乘坐的飞机、汽车等无一不是模仿的产物，飞机的发明人是莱特兄弟，汽车的发明人是卡尔·本茨，灯泡的发明人是爱迪生，现代力学的奠基者首推牛顿。写本书尽管我没有简单地采取复制加粘贴的方式，也搜罗了不少别人的东西和想法，在行文方式上可能也不知不觉地模仿了某些人。当然，模仿应该有个度的问题，但是这个度不是我定的，也不是你定的，而是由被模仿的当事人和法律界定的。
回顾改革开放30年，具有代表性意义的事件不少，联产承包责任制、特区成立、*南方讲话、香港回归等。在中国，几乎所有大事件通常都跟官方相关联。而这次完全不同，仅仅是一部小小的手机，它只是一阵风还是预示着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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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手机开始
“攒电脑”是中关村的传统行当。1992年我就在中关村的小公司攒过电脑，只是电脑行业把小公司攒的电脑叫做兼容机，尽管普通话也有“山寨”一词，但用于形容一种特殊的生产模式则源于广东、源于手机行业。
我攒过电脑，大致清楚手机其实本质上和电脑类似。但是，2000年的时候，通讯设备公司的专家告诉我手机虽小，可是一个大系统，研发难度非常大。当时，手机市场被国外的几家公司垄断，我当时并不怀疑这种说法，起码手机不像电脑一样可以买到各种配件。
相比电脑，手机有一个特别的地方：没有网络的手机没有用途，而电脑插上电源就可以工作。手机是网络终端，全世界具有网络性质的行业很多都受到监管，比如，自来水网、电网、有线电视网等。
牌照，牌照！
不仅仅是技术，要想生产手机，牌照也是一个重要障碍。电信设备行业是一个高度管制的行业，“没有牌照肯定很难搞”，至少人们当初是这么想的。
有时候，越是控制，人们就越想得到，其情形就像明星越东躲西藏，就越能吸引媒体挖空心思地跟踪追击。唱片公司发行唱片故意限量，反而勾起了人们的购买热情。手机生产许可证就像限量唱片一样，被人为地搞成了一个稀缺物品。
按照政府的观念，发牌照是为了保护国产手机，停发牌照也是为了保护国产手机，否则会造成过度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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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对贵族的挑战
从技术上说，通信产品和计算机产品差不多。两者最关键的区别是通信产品一直被大公司把持，而计算机则是自由的、草根阶层逐步建立的产业。造成这种差别的一个主要原因是通信是一张网络，设备的唯一埋单者是像*、*那样的运营商，由于通信的网络属性，所以不管何种监管体制，运营商总体上都是一些大的玩家。
贵族的生活
公司采购体系原则上和封建社会的婚姻惯例是一致的，即非常讲究门当户对。通讯设备供应和运营商之间的交道是贵族之间的游戏，小公司、独行侠很难掺和。
1988年，中国建设了第一个模拟移动网络。1994年，数字移动网络即现在的G*开始放号。从大哥大开始，若干年间手机终端都由摩托罗拉、爱立信、诺基亚几个通讯设备巨头把持。虽然手机终端也像计算机一样，被摆在电子市场供客户选购，但它像通讯网络一样具有贵族血统，开放性远不及计算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个人和小企业想都没敢想过做手机终端。
相较个人计算机而言，相对封闭、竞争力比较弱的手机行业一直有比较高的毛利，如诺基亚多年以来一直维持着大约40％左右的毛利率，而戴尔、惠普这些计算机大佬毛利水平都在20％以内。
维持高毛利的企业通常需要具备两个条件：
第一，销售量比较低。大多数奢侈品毛利奇高，可是销售量比较小，分摊掉高昂的店面成本和广告费后，算下来也赚不了多少钱。这种行业即使进入往往也无利可图。
第二，具有绝对的领先或者垄断优势。如Google、*、IBM等都通过不同的途径建立了很难仿效的竞争优势。
手机的高毛利主要靠封闭性维持，它不像个人计算机，起步阶段就是一个开放的、高强度竞争的行业。
手机的高毛利主要靠封闭性维持，它不像个人计算机，起步阶段就是一个开放的、高强度竞争的行业。这样诱人的行业，一旦竞争壁垒松动，大家立即就会蜂拥而至。第一波的部队是国产品牌手机大军，尽管他们不久就败下阵来，但高昂的毛利仍在；接着，山寨手机很快又杀入这个行业。
在自然界，一块肥沃的土地，再加上风调雨顺，不久就会长满各种作物，以最大的限度利用这块土地。在企业界，高利润一旦持久，就会产生各种*来消耗多余的利润，这是规律。就像清末那些凭借祖宗福荫的八旗子弟，领着“月钱”，游手好闲，好逸恶劳，沾染恶习，腐化沉沦。
企业的情况要复杂一点，他们可能要假装忙活，其实做的都是自欺欺人的无用功，明明已经人浮于事，还整天喊人手不够，要不然就显得工作量不饱满，没有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