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水狂飙(伍近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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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狂飙(伍近先)- 第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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呀?”王稼祥说:“不就是渡湘江之前,我们几个有时候碰到一块就扯了扯嘛。”毛泽东说:“噢,小集团。他们要怎么样?”王稼祥说:“在这个时候弄出个‘新三人团’来,你说他们会怎么样?我还是那句话,开个会,把他们轰下台!”毛泽东好久没吭声,王稼祥又说:“泽东同志,经过湘江之战,我看他们实在是不行了。还这样下去,非全给葬送不可!”毛泽东说:“看来,你的意见是更加尖锐了。”王稼祥说:“尖锐不尖锐,反正‘新三人团’中你是为首的。听说你昨天给一个逃兵松了绑?”毛泽东说:“有这么回事。”王稼祥说:“那不是公开支持部队的不满情绪吗?”毛泽东笑了,难得的一笑。他问道:“该不是那位排长大人或是那位战士上告中央了吧?”王稼祥说:“用得着告吗?昨天下午,满山沟都在嚷嚷:毛委员还在,毛委员还在,还管着古田会议哩!你怎么又弄出个古田会议来,那是山沟里的土家伙,不是真家伙。”
  王稼祥时年28岁,跟博古在莫斯科同学,也是28个布尔什维克当中的一个。他回国早,1931年3月便到了中央苏区,参与指挥了第二至第四次反“围剿”作战,他亲身体验过毛泽东战略战术的高明。在宁都会议上,毛泽东挨批,他支持毛泽东,力主毛泽东留在前方指挥红军。他跟博古合不来,博古说他“在莫斯科学得不怎么样”,他说博古“只在莫斯科参加了几个月的军训”。他最欣赏的是毛泽东的“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转移途中,一个负伤,一个“打摆子”,两个人都坐担架,毛泽东就给他讲“结合”:“你王稼祥的洋家伙比我多喽,要是同土家伙一结合,就完美了。列宁就很重视结合,他把俄国研究得何等透彻!当然,彼一结合,此一结合。抄人家的结合,还是不结合。贵在自己的结合。什么东西子不讲结合呀?阴阳不结合能生万物?男女不结合能生出娃娃来?照抄照搬是不行的。仗,城里头有城里头的打法,山沟里有山沟里的打法。一家子的媳妇还各有各的打扮。你们从莫斯科回来的,就看在这上头出息得怎么样了。”王稼祥没想到,他一赞同“结合”,就把他自己同毛泽东结合到一起了。
  “你说怎么办?洛甫是想应战了。”王稼祥说。毛泽东说:“不理,坚决不理,就当没那回事。”王稼祥愕然,道:“不理?!人家要理怎么办?”毛泽东说:“不要紧的,昨天我听一个战士讲得好呀,天天要走路,没法子关禁闭。”王稼祥说:“瞧你说的,要关我们3个人的禁闭,怎么也得经过‘共产国际’批准才行吧?”毛泽东说:“那你还怕什么?”王稼祥说:“我是说,他要开那么一台子会,不也是挺烦人的么?”毛泽东说:“开会?他们怕是连什么会也不敢开喽。”王稼祥又问:“你说不理,到底是怎么个意思?”毛泽东说:“我说的不理,是不理‘新三人团’这码事,理起来麻烦,耽误行军打仗的事。别的事情,比如军事指挥问题,现在看来不理是不行了。昨天,徐老找我谈了谈,他们心情焦急,怕再打败仗。”王稼祥说:“这就说到一起了。我正是这么想的,打仗的事不能再由李德一个人说了算,咱们得朝他要点民主。”毛泽东喜形于色:“要点民主?好,好,这个说法好。要点民主,有理有节,不致惊动太大。但是,稼祥同志,就是这样,你也得找博古先谈谈,不要到时候光顶牛。我们还是讲组织纪律,要谈点什么,还得他出面才好。”他见王稼祥脸有难色,又说:“你们终究是同学,说起话来方便嘛。”王稼祥说:“好吧,你是不是也找军委其他几个同志扯一扯,让他们到时候也能说出自己的意见来。”
  当天晚上,周恩来和朱德到毛泽东驻地来“看病号”,朱德手里掂着一只才煮熟的鸡,周恩来包里揣着几片攒下来的奎宁。说是看病号,其实是想来同毛泽东谈谈的,听听毛泽东对湘江一战的评价,以及对今后转移作战的意见。然而,一场本该认认真真、推心置腹的谈话,却没有谈起来。毛泽东心情不好,上午王稼祥告诉他所谓“新三人团”问题,他嘴上说不理,心情却一直是烦躁的。见周恩来到来,他又冷丁想到,所谓“新三人团”问题,朱德可能不知道,周恩来是不会不知道的。他不想当周恩来的面提起这件事。关于军事指挥问题,他也一时觉得不知怎样开口才好。李德的作战命令都是通过周恩来和朱德发出的,说轻了不解决问题,说重了他们也许接受不了。暂且不说,大家冷冷再说。不谈军事指挥,不谈所谓“新三人团”,剩下的便是“身体怎样,注意休息”之类了。临分手时,毛泽东只奉送了一句:“上午王稼祥同志又找我了,他说以后在军事指挥上该多一点民主,我表示有同感。”
  周恩来丢下几颗奎宁,什么也没有说便走了。
  两天后,部队进入越城岭深处,一场大吵大闹终于不可避免地爆发了。越城岭深处的风雨桥,苗族聚居的一个大村寨,几百户人家,总部和1、3军团军团部都驻在这里,是个吵架的好地方。起因是军委第2纵队奉命讨论两个干部的处分。军委第2纵队是由苏区政府机关和直属单位组成的,顶头上司就是中华苏维埃主席毛泽东。纵队司令员兼政委罗迈(李维汉)高低不同意处分那两个干部,他找到毛泽东,问毛泽东“为什么要处分那两个干部?”毛泽东根本不知道有处分两个干部的事,反问道:“哪两个干部?他们犯什么错误了?”罗迈愣了好久,说:“你不知道?一个是秘书科长,一个是管理科长,说他们从苏区突围时,没有组织好,带了些不该带的东西,拖拖拉拉,误了转移的时间,没有及时到达湘江,造成战斗的失利,是严重的……”毛泽东扬手道:“别讲了,我明白了……”罗迈哑然望着毛泽东,不知道毛泽东明白了什么,埋下头去说:“怎么能怪他们两个嘛,情况那么紧急,又不知道到底往哪里转移……”毛泽东又扬了扬手,问道:“是哪个通知你们要讨论他们的处分的?”罗迈说:“既然你都不知道,那就是他们直接通知的了。还说要写出文字材料,通报全军。”毛泽东说:“当然喽,要紧的就是通报全军。”罗迈说:“为什么?目前部队情绪这么不好,怨气这么大,再冤枉一些干部,内部的团结怎么办?”毛泽东“哧”地笑了一下,说:“你李维汉也是秀才气多了。他们也是想团结内部嘞。你也不想想,他们真是要处分那两个干部吗?醉翁之意不在酒,在山水之间也!”罗迈愣着,毛泽东脸色发青。前有“新三人团”的舆论,今有这么一种配合,毛泽东觉得不能再沉默。
  “走,我们找周恩来同志去。”
  原来,湘江大败以后,掉在自我维护泥沼中的博古和李德,这些天一直在诚惶诚恐地寻找维护自己的办法。他们见王稼祥和张闻天常同毛泽东接触,意识到最大的威胁是毛、王、张。两个人一嘀咕,便嘀咕出个“新三人团”来。最先提出“新三人团”的是李德,博古赞同。但是,要博古现在就拿主意在中央领导层中拿掉“新三人团”,一来没那么大的胆量,二来有些不忍心。王稼祥和张闻天都是他在莫斯科的同学,李德在提出“新三人团”的问题时也说:“把王稼祥、洛甫拉过来,别让他们受毛泽东的影响,莫斯科回来的人是应该好好团结的”。要是只拿掉毛泽东,撤了他的政治局委员,博古也觉得不好办。毛泽东在红军中的基础比谁都坚实,在军团以上干部中也广有人缘,闹不好要弄出大乱子来。李德说:“那也得想办法‘约束’他一下才行。”博古同意“约束约束”,可有什么约束的办法呢?这天行军途中,博古同他的另一个布尔什维克凯丰(何克全)走在一起,时任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驻9军团代表的凯丰,说:“湘江战役后,部队情绪大,要考虑中央的威信,考虑‘最高三人团’的威信呀!”博古叹息道:“谁说不是呢。我正后悔,没有把毛泽东留在苏区是一个失策。”凯丰说:“我说的就是他!有迹象表明,他是有可能利用目前部队的不满情绪的。其实,哼,他自己就没有错误?没有责任?”博古问:“怎么说?”凯丰说:“李德同志不是说了,湘江一仗没打好,主要是拖累大,误了时间,没有按时赶到江边。毛泽东是管政府的,拖累大主要是政府机关的2纵队嘛!”博古大彻大悟,“对啊,这不是个好法子么!”两个人便叽叽咕咕,嘀咕出一个“处分两个干部”的办法来。耍点心眼,搞点诡计,这一点也许中国人胜过外国人。博古到宿营地给李德一说,李德开初还不大同意,“平白无故就处罚人?”经博古一番解说,日尔曼人才不得不佩服东方人的“精明”。拿到“三人团”上一碰头,周恩来也不同意:“带那么多东西上路,我们是知道的嘛!”博古说:“现在不是有些干部还在轻装问题上顶牛吗?不处分两个干部,解决不了问题。”周恩来忙里忙外,脑子里事多,没有深加考虑,也就同意了。
  周恩来和博古几个就住在不远处的一座阁楼里,当毛泽东和罗迈来到阁楼的时候,周恩来和博古正在座。毛泽东一见面便说:“恩来同志,2纵队有两个干部要受处分,是怎么回事呀?”周恩来见毛泽东主动找上门来,想起3天前的那次不能令人愉快的谈话。他打了个愣说:“泽东同志,请坐。这事我知道,我们中央几个同志碰过头。考虑到目前轻装问题还是解决得不好,给两个干部一点小处分……”毛泽东一听周恩来又知道其事,心里的火气压不住了,说:“这是什么逻辑!?用处分干部的办法来解决部队轻装问题,这逻辑也太混乱了吧?”周恩来神色惶然,老毛近来一直“免开尊口”,为什么为这件事情这么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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