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是相机首先捕捉到了胡二十。它在快门里留下一个清楚得惊人的影像，他坐在光秃秃的草地上，神情紧张。我用镜头对着他笑了一下。有人从看台上跑下来给二中的队员们献花和饮料，胡二十他们输了比赛。那是个春夏交接的季节，后来又有人指认，是胡二十带领队员们和对方打了架，球场上一片混乱，鲜花、矿泉水瓶、钉鞋、毛巾，甚至是自行车都东倒西歪，警告的口哨不停地在四面八方响起。我放下相机，惊恐地看着胡二十，他却挥过去一个拳头，然后回头冲我扬眉溢笑。老师和球场管理员制住了局面，胡二十弯腰从草地上捡起一件撕破了的二中球衣，太阳快要下山了。
但球场附近并没有山，这座城市都没有山。胡二十说他童年生长的地方有山，山很高，叫三清。十岁那年，他被送回上海，外婆让出一间搭在早餐面店楼上的八平米亭子间给他住，自己搬去了南汇郊区。也有人说，他总带一些女人回家，外婆管不住了，眼不见心净，干净的净。
“女人”是胡二十他们那时常常会挂在嘴边的词，他们被学校单独分成一个初二慢班，他十六岁。十六岁的念书不好的男孩都会把“女人”挂在嘴边？我不确定。可胡二十他们是。我想爸爸如果知道那个暑假的每周四，我都会坐在电话机旁等谁的电话，定会很生气。父亲总对女儿的心上人存有敌意，更何况是在她看起来还非常幼小孱弱的时候，又或者，他其实也并没有把那些没人吭声的电话放在心上。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在很多年以后奔跑（3）
只是我自己心虚。
胡二十有个非常好的同桌叫杨俊，他在队里排8号，是右前卫。杨俊在学校的摄影联展上看见了胡二十，他推着胡二十走到校门口的橱窗前，“你看，是你！”
照片的右下角，是我的班级和姓名。
他们开始用“拍胡二十的女人”来指代我，我有点害怕，放学的时候躲在几个女生中间走，还是忍不住偷偷看了一眼花坛边的胡二十，他剃着新鲜的寸头，眉骨上有那次打架后留下的新疤。有人告诉他，学校就是凭着我的那些相片断定他是那场群架的怂恿者，班主任来找我谈话，她语重心长地说，放学要几个人一起走，最好能让家长来接你。
其实“慢班”的另一个界定是差班。把老师管不住也不想管的学生归拢到一起，每人贴好标签，让别的学生生人勿近，后果自负。
就这样过了几个礼拜，胡二十他们也只是蹲在花坛边看我放学，并不动手。不知道为什么，愿意陪我放学的女生多了起来，有人还悄悄在校服上做点手脚，别上个胸针或者在裙子上打褶。耿晓燕说，她们都对初二慢班的男孩有意思。耿晓燕是我初中最好的朋友，她在很多很多年后告诉我胡二十的下落。
初二慢班的男生每周都会有一天在学校的球场上踢球，耿晓燕跟着其他女生去看过几次，她们谁也不敢靠近，却各自“认领”了一个欢喜。十三四岁女孩的躁动不仅是在心底，天真令她们忘记了矜持，看台上，女孩的笑声很大声，尖锐。其实并没有什么那么好笑。
我也想加入女孩的行列，可我的相机不见了。
后来我知道，那天她们那样笑，是因为胡二十抡起一脚足球踢在了杨俊的脸上，杨俊像一条并不优越的鱼翻了出去，僵直地躺在操场上。胡二十走过去伸手拉他，杨俊却狠狠地拍开了。他站起来时，左眼眶被一块巨大乌青笼罩。耿晓燕对那块乌青心存好感，她学杨俊的样子给我看。
“熊猫盼盼。”
再后来，耿晓燕就管杨俊叫“杨盼盼”，这是他们俩之间的特别指代。
夏天很快就到了，我向爸爸索要一台新相机。
胡二十在每天早晨的六点三十五分，会准时出现在我家楼下的马路右边，他骑很慢很慢的自行车，我已经不再对他害怕，跟在他身后走。他的背弓成一只不太好看的虾米状，俯驼在那辆深绿色的自行车上，那时候的流行自行车叫山地车，可以变速，手柄弯成两只山羊角，坐垫拔得老高，以此来显示生长期男孩对于挺拔修长的渴望。胡二十已经很高了，他用脚轻易地一点地，就能停下车来。
“我带你？”突然有一天，他那样说。
但被叫做“山地车”的自行车并没有后书包架。好几年以后我看《甜蜜蜜》，看见黎小军带着李翘在街上闲逛，就心想如果有一座天平是在浪漫与情欲之间，那么，他们的位置让人觉得更靠近浪漫一些，而我和胡二十，从一开始，以他用山地车带我的方式来看，我们自然是越过了滑着身体的情欲和浪漫打了照面，又各走各的。
“你叫什么名字？”
胡二十伏下身在我的耳朵边问。
“李冉。”
“什么冉？”
“冉冉升起的冉。”
“不认识。”
说完，胡二十在我的脸颊上亲了一口。那天上午的第一堂课是历史期末考，我一直都觉得脸颊上被夏虫叮咬了，烫、肿、和脸颊其他的部分不一样，失神地在草稿纸上写下“胡20”，这令我忘记了他真实的名字。
在很多年以后奔跑（4）
那一年暑假，每周四胡二十都会给我家打个电话，如果是我的声音，他会说“我十五分钟后在楼下。”如果是我爸爸的声音，他便沉默。爸爸一直都没有再给我买相机，他在家长会上听说了摄影展和西区体育场的群架事件，他用“那些不学好”来指称胡二十和杨俊他们。我望着家楼下的马路，不说话。
夏天快要结束的时候，杨俊告诉耿晓燕，他和胡二十还有初二慢班的人一起，踢进了“晚报杯”的决赛。决赛地点是江湾体育场。整个夏天，我都在每周四等待胡二十的电话，却一次都没有走下楼去，坐上他的山地车。
但我还是和耿晓燕去了江湾。只是我们迷路了，到球场时比赛已经快要结束，胡二十他们领先，杨俊被换了下来，坐在休息区里始终都在张望。我以为他在寻找耿晓燕。
最后，胡二十他们赢了比赛，他做主用赢来的五百元钱一起去饭馆吃饭喝酒，说这话的时候，脸上露出了男孩的笑。“喝酒”在当时听起来像是件了不起的事。晚饭的时候，胡二十一把抓住我的胳膊按在身边，“坐这。”再环顾了一下四周，问：“杨俊呢？”
耿晓燕也在努力寻找杨盼盼。
饭吃到一半，杨俊突然出现了。他走来我和胡二十的中间，低头和他说话，胡二十拿着啤酒杯又喝了一口，然后招呼其它男生一起，跟着杨俊走出了饭店。他们谁都没有顾上饭桌边的女孩。最后，女孩们凑钱把饭桌的账结了，胡二十他们又打架了。架打完后，有人发现杨俊躺在了路边，身体已经开始发硬，胡二十抱着杨俊叫了几声，直到警车停在他们面前。
暑假过后，胡二十没有再回来上课。
而我和耿晓燕照旧上课、下课、放学、考试、参加兴趣小组。直到把整个初中的书读完，分别拿到两所不同的高中录取书后，才又开始胆敢回忆起胡二十和杨俊他们。耿晓燕说她曾经偷偷跑去杨俊家楼下看他妈妈瘫在地上为孩子烧纸钱，她跟着大哭了一场。
我的新高中就在江湾体育场边。我对着地图，将它和西区体育场之间画了一条直线，等待开学的那段日子里，我顽固地认为，胡二十一定会在某天出现在那条直线上。于是，我家的电话铃又响了。
“听说你考了高中。”
“唔。”
“要不要出来吃饭？”
“你……”
“我在你家楼下。”
这一次，我下楼了；这一次，胡二十并没有骑他的车；这一次，他双手插在两只松垮的运动裤口袋里，背有些自然地弓着，那也许是因为发育期骑了山地车的关系。他的头发比三年前更短，像一层刚理过的毛绒渣。
“怎么带着伞？”他问。
“天气预报说晚上会有台风。”
“那我带你去看青霉花。”
在一条疏于管理的铁路旁，我第一次知道那些淡紫色的小野花叫青霉，胡二十说，在他从小生长的三清山下，每到落雨前的傍晚，就会开出很多青霉花。
台风就那样结结实实地来了，我连着两夜没有回家。在胡二十家里，我躺在一张潮湿的充满面粉味的被子里和他说话、拥抱、亲吻、拒绝、迎合、羞涩、紧张、迷糊，我其实是忘记时间了，忘记了天明天暗谕示的晨暮交替，忘记了父母可能会因为我的下落不明而焦虑发疯，忘记了几天后，我是要越过地图上的那条直线，开始另一个人生。
很多很多年以后，同样是躺在这张床上，我在光影里看胡二十，他不再是十六岁或者十九岁，他三十二岁，我们也不仅仅各自重新开始过一段生活，而是很多段。这时候，我只是对时间和选择——或者应该说，是规则——感到无奈。我们抵挡不住时间的流逝，它最后往往呈现出规则好了的生活给人看，但看的人早也是不同。
在很多年以后奔跑（5）
胡二十始终都没有告诉我杨俊的死因。他因为那次群架，被送进了工读学校。放出来后，就跟着一些“闲散”人员收购旧的BP机和大哥大，他说他能赚很多钱，能帮人。当时我并不会很快联想到“收赃”和“销赃”这样的词语。
对我而言，胡二十还是相机镜头里的那个黄袜少年。他在第二天，领着我去楼下面店吃碗大排面，面吃到一半，掏出一台“东方牌”旧相机给我。
“喏。给你。”
“我的相机，怎么？”
胡二十不说话，他拣了枚荷包蛋，浸入我的面碗。我仔细看了看相机，只是型号和颜色相同，并不是原来丢失的那台。
“吃完面，你该回家了。”
“哦。”
这之后，我们没有再说一句话。回家的路上，胡二十走在我身后，离得有一段距离。我几乎每走几步路就要回头看他，每次我都以为看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