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一个本体论上的不可能性，因为它试图完成存在的划分”。在这个问题上，女同性恋话语是对话语的重新彻底检查，它表明，存在是不能分割的。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的分类不是理解完全自我的方式。抛开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抛开男女区分，社会将由本体论意义上的完整的主体组成。因此，我们应当感谢女同性恋现象所引发的语言学革命。（Tripp； 178） 威蒂格指出，与性别的多元化不同，在与性别有关的语言中，男性的角度总是被当作一般的角度，如用男性人类（mankind）指称人类，用男性的他（he）指称男女两性都在内的他。她将语言革命视为社会变迁的先导，她认为，仅有经济变迁是不够的，必须制造关键概念的政治变迁。因为语言会极大地影响到“社会机体”，为它打上烙印，强烈地塑造它。（Glover； et al。； PXXIX） 威蒂格指出，维护男女不平等，语言起到重要作用。它在无形之中否定了女性作为主体行动的能力。女性只能在与男性的关系中被定义，不能独立地被定义，不能因为其自身的存在被定义。因此，那些拒绝异性恋关系的人就等于拒绝成为男人或女人。 威蒂格主张用某人（one）代替所有人称代词（I； you； he； she； we； you； they； everyone）。她发明了一个新的自我，一个没有性别认同的人，这个人称代词非动物，非植物，非矿物，是不确定物。 关于两种“自然”的生理性别的种种特征是由社会性别制造出来的有一个证据：那就是在出生时两性器官不明显的人。医生以性别角色的文化价值观为基础创造出“自然”的性别——用手术取舍某一性别。这就证明所谓男性气质或男性气质并不是与生俱来的。 戴弗（Devor）讨论了变性手术对于性别理论的意义。她认为，被医生通过手术途径赋予的生理性别，被制造出来的第二种生理性别，并不比原来的生理性别更自然或更文化，人能够变性这件事本身，使我们认识到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角色的非自然性。但是变性手术既不是女性主义的，也不是解构的，它反而应当被视为对传统性别角色的强制遵循：如果想认同与生理性别不同的社会性别，就必须首先得到不同性别的人的身体，这究竟有没有必要？ 戴弗反对用变性手术或选择性别手术处理此类问题，呼吁“性别混合”，并认为性别混合“能够成为从当前的男权性别主义社会性别模式过渡到废弃社会性别概念使之变得无意义的未来状态的一个过渡阶段”。（转引自Tripp； 180） 从表面看戴弗和威蒂格有像处，但是戴弗并不是去寻求一种前社会的完整主体，她的目标是创造一个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相结合的相当宽泛的领域，使性别这一概念不再成为制造歧视的基础。 德里达的性别解构论认为，不应当将性别差异理解为性别对立。我们应当超越性别两分，这一直是哲学和心理分析所作的解释的问题之所在。 德里达有一个关于梵高的作品《鞋》的著名分析。海德格尔和夏皮洛从中看到了农民、女人，德里达却通过他们的分析看出：对立——左与右，男与女，城与乡，农民与画家——以及能够看出这种对立的能力。在西方哲学中，只有当对象被划分为相辅相成的对子（男与女，###与阴道，内与外）时，性别才成为可见和可想之物。（Tripp； 181） 德里达寻求的是非两分的、非对立的性别，它“有着不同性别声音的多重性”，“非认同的性别特征表现在那些由不同设计所承载、划分和多重化的每一个个人的身体上面”。（转引自Tripp； 181）于是性别差异就像伊丽加莱关于女性所说的那样：“她们的快乐不可能有什么规则，也不可能有什么话语。”（转引自Tripp； 181） 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一、生理决定论与社会建构论（7）
德里达的想法被批评为乌托邦，因为在现实社会中从未有人有过此种经历。但是有些女性主义理论家赞成超越性别的两分和对立，认为这是德里达思想中对女性主义最有价值的论述。德里达的写作是明显的乌托邦，它构造了我们现行体制之外的另一处地方，而在我们的体制中，性别作为一种严格的身份存在于既存的异性恋模式当中。这种乌托邦思维对女性主义来说是重要的，因为它“要求对可能的然而又是不可表达的东西的不断探索和再探索。”（Tripp； 181） 巴特勒的“表演”理论是社会建构论身体政治的一个主要论点。社会建构论认为：一个人不是生而为女人，而是变成女人的。人可以是生理上的女性，但拒绝女性气质。所谓女性气质是“一种对接受下来的性别规范的表演和再表演模式，它是表面的，就像人体的许多风格一样。”（巴特勒，1985年） 在《性别麻烦》一书中，巴特勒进一步解构了异性恋霸权，颠覆了当代社会把它当成是统治的、必然的、强制的性的逻辑。她反对生理性别通过社会性别继而通过性表演出来的理论，发展出一套“性别表演理论”。性别身份不是个人的特性，而是一种必须重复表演的行为。 巴特勒深受福柯影响，主张性别是通过重复的表演行为从话语中形成的。作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是“将一种持续的扮演当作真实的”。生理性别是“将话语和‘文化表演’的效果真实化了”。（转引自Tripp； 14） 巴特勒在1993年《重要的身体》一书中写道：“前话语的‘生理性别’在社会性别的文化建构过程中及其作为行为的确定参照点并不存在……生理性别已经就是社会性别，已经被建构了……性别的‘物质性’是被强迫制造出来的。”（转引自Tripp； 14） 对于巴特勒来说，“女人”和“男人”不再被当作分析的固定和基本的类型，是先于社会性别的文化构成的存在。巴特勒认为，社会性别是“公共行为”的符号形式，是一种戏剧性的隐喻。它既是历史的，又是个人的。社会性别是一种选择，是一种可以拿起又可以放下的身份。但是，巴特勒反对这样的观点，即性别是早上起来才决定今天要做哪个性别的人，晚上又换成另一种性别的人，人可以像一种消费某种商品一样来消费性别。在社会教化的过程中，一个婴儿被培养成一个男性或一个女性，这一培养结果是长期反复练习和强化的结果，并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不可改变的。正如有人（如哈伯斯坦，Judith Halberstam）在专门研究了“女性的男性气质”之后得出的结论那样，作一个“性别颠倒的人”可以是相当“自然的”。 巴特勒认为，生理性别是社会性别回顾性的投射，是它的虚构的起源。生理的性别被当作起源或原因，而事实上是制度、实践和话语的结果。生理性别并不先于社会性别，性别认同的意识是通过重复的表演或对我们的文化中社会性别的规则和习俗的引用而生产和再生产出来的。 巴特勒质疑生理性别作为自然事实先于文化建构的社会性别存在，她说：“社会性别之于文化并不象生理性别之于自然。”（Tripp； 172）“自然是文化的真正起源”只是一种假象，然而这一假象对于文化来说是必然的，是它表达自身的基础。巴特勒的目标不是解构社会性别以发现自然的生理性别，在性别的最深处并不存在社会性别或生理性别的基本事实。社会性别作为一个话语因素实际上制造了对于前话语或内在的生理性别的信念。实际上，生理性别反倒是社会性别的产物，社会性别在时间序列上应排在生理性别之前：“社会性别是一种表演，它制造出一个内在的生理性别或本质或心理性别内核的假象。事实上，社会性别被自然化的途径之一就是通过被建构为一种内在的、心理的或肉体的（生理的）必然性。”（Tripp； 173） 按照巴特勒的观点，生理性别在社会性别之后，并不意味着社会性别就是真实的东西，社会性别只是表演（drag； performance）而已，是一种特别形态的模仿。它并不是模仿一种真实的生理性别，而是模仿一种理想模式，这一理想模式是自我的设计，并不存在于任何地方。这一社会性别理想模式永远不会固定下来，而是被每一次社会性别表演不断地重复着。性别化的身体就像一个演员出演一场没有剧本的戏剧，这个演员拼命想要模仿一种从未经历过的生活。 巴特勒认为，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的关系是持续的自我解构。它建构了所谓自然，只是我们忘记了它是建构而成的。在解构过程中，结构的碎片被视为自然的，其实它们是建构的。 巴特勒在《批判性的酷儿》一文中提出，表演活动是权威讲演的形式，大多数的表演都是声明，也表演某些行为，行使与之相关的权力。巴特勒的社会性别的表演性质是下列当代潮流的反映：有意戏剧化的以问题为基础的政治运动，例如酷儿国（Queer Nation）；时尚的和典型的性别模糊的身体艺术形式，例如文身和身体穿刺；性欲少数族群的公开性的增加，包括易性和易装。她的概括捕捉到了性别化身体的当代表现的流动性和表演性；我们对性别的可塑性和适应性的信念；我们所遇到的从外表“读出”身份的困难。
一、生理决定论与社会建构论（8）
总之，女性主义既不是要建立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之间区别的真实性质，也不是要消灭这种区别，而是为性别特征的极端的不稳定性开放空间。女性主义在性别差异问题上最关注的是，把过去被认为是自然的、天赋的、不可改变的性别特征，重新定义为不固定的、可塑的。女性主义主张解放性别认同，使它向各种选择开放。它期望性别认同不再像传统社会中的“成为一个男性”或“成为一个女性”，而是“关于我们选择什么样的社会性别的微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