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会由公社书记王三平主持，县委领导任力副书记、县革委副主任刘平参加了会议。会上王三平书记对一年来玉平公社的工作做了总结，在他的讲话中提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公社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农、工、副各路滚滚进宝，夺得历史上第一个丰收年，粮食总产量比去年增产五成以上，每个社员平均生产粮食1900多斤，吃粮500斤，分红180元，人均卖粮310斤，社员家庭副业收入人均120元，全社3857户有542户达到年收入600元。。。。。
罗嗦的开场白以后是发奖，终于能看看这个年代的奖品是什么了？前生的我开腻了这种大尾巴会，一听开会就头疼。要不是想看看这个时代怎么开大会、发什么奖品（这个最感兴趣，没办法，缺钱哪！特别是大钱），我根本不会冒着寒风站在院里听罗嗦。在节奏明快的的《欢迎进行曲》中，各位致富模范依次上台，由县里领导和公社领导佩带大红花、颁发奖状和奖品。模范领奖一下台我马上就凑过去，一看大失所望，什么呀这是，那奖状上写的倒还新奇：“抓富有理，致富光荣”（前半句‘文革’味挺浓，后半句充满时代气息。新旧结合），那奖品干脆就是一把镰刀和一条白毛巾。哦，这看来就是东西虽小意义重大了。
最后县委副书记任力做了重要讲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让一部分生产发展快、勤奋劳动的社队和农民先富起来，大大解放了广大干部和社员们的思想。于是人心思富、齐心致富、大胆抓富，一批富裕社队、富裕户如雨后春笋涌现出来。咱们县为什么要在全县四干会上表彰一批先富起来的社员，就是为了给大家树个榜样，有了带头人就会推动全县出现更多的‘冒尖户’、富裕户。有些农村干部怕富、堵富、防富，他们对社员的贫穷心安理得。一旦有人富，就大惊小怪，评头论足，以为‘乱套了’，他们分不清科学社会主义和林彪、‘四人帮’普遍贫穷的假社会主义的界限，把共同富裕认为平均富浴，把按劳分配的先富后富，认为是搞‘两极分化’。中央的政策规定，只要社员们完成了投工投肥任务，不雇工剥削，不投机倒把，不损害国家利益，只要你想富，你就大干特干起来，没人敢拦你！咱们县今年四干会上给富裕户的奖品可比你们公社的好的多，比你们公社大方，每人奖一台缝纫机。”顿时台下议论纷纷，缝纫机在当时可是紧缺货，正儿八经的“三大件”之一，有钱你也买不到，得要票！要能到县里四干会上领奖那该多好，那可是白给的！！原来怕露富的人这一会儿恨不得把自己马上就报成万元户。。。。。。
比富大会结束后，在回家的路上，爹激动的一个劲嘟囔：“真没想到、真没想到，我这一辈子还能到公社领奖，还能和县里、公社的领导在一个台台上握手、照相。没想到我当农民当了一辈子，还能有这一天。日怪，真日怪，世道真变了。”
“爹，这不日怪，”我充满豪情地对爹说“这世道是变了，还要变！变得越来越好！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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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35。想不出名都难
在家里呆了一天就返回学校，学校的欺末考试马上就要到了，时间紧，这可不敢耽误。临行前与父母道了个别，说明寒假后要在北京呆几天，过年后回来。
“五儿，哪能过年不回来呢，你有事过完年后可以早去几天。你四姐前一些日子调到县里工作，平时就不回来，家里就我和你爹闷得不好过。”老妈皱着眉头苦着脸说。
四姐前几天给我去信说她已调到县委办工作，由于工作忙再加上要复习准备过两年考研究生，星期天也不回家。这样家里就剩下父母二人。幸亏三姐嫁在本村，可以时常过来照应。可我必须在过年后回来，这几天老觉得在八零年年初时要发生什么事，可记不起来，这可不能耽误；再说我从来也没有在北京过年。
“妈，真的我北京过年是有事，我一定赶在正月初六时回来，正月初七不是补大年吗？”我们这儿的风俗正月初七也是个正经日子。
“孩子们有事，你就别拦他们”，老爹见我再三坚持就开口了：“他们都在外面做大事，你拉住他们干什么？！糊涂。再说四女子腊月二十三肯定回来。五儿，你放心做你的事去，你妈是想你想得糊涂了，恨不得找根绳子把你拴在家里。”
“死老汉，你不是每天蹲在大门外四处嘹着，你嘹啥呢？还不是嘹五儿，还说我呢！”妈说着眼泪就流出来了，急忙转身悄悄擦去，赶快给我收拾东西去了。既然不能在家过年，过年的好吃的得多带点。唉，不过当时能有什么好吃的，无非就是炒瓜子、花生、大红枣之类的。
我看在眼里，热在心里，儿行千里母担忧，可怜天下父母心！！！
出门时，爹给我塞了五百元钱，说是北京是大地方，过年肯定费钱。三姐听说后也赶来给我揣了五百元。这年头的五百元可不是小数，相当于一个行政二十三级国家干部一年的工资，一个象样点的农民家庭一家全年的总收入。我怎么说不要也不行，三姐后来都瞪眼了，指着我的鼻子大骂：“五儿，你皮痒了吧，连三姐的话都敢不听？三姐成外人了？今年也是听你的鬼点子挣了这么一大笔钱。要搁往年卖了你三姐也给不了你五百块。拿着这钱好好学本事，三姐还指望靠你发大财呢！”我只好投降。
回到学校刚进校门，迎头遇上几个同学男男女女的望外走。“吴永成，你大包小包的是不是刚从家里来？”我一看原来是系学生会的高年级同学刘和平（他曾来找我参加学生会），忙回答：“家里有点事，回去了一趟。”走出去几步听见一个女同学问和平：“他就是七九届的吴永成？个子倒挺高的，怎么看上去像个小孩？就是他写的。。。。。。”声音渐渐走远。我纳闷：我又怎么了，这几天我可不在！
回到宿舍没一个人，估计都去教室或阅览室了。放下包正准备擦把脸，走廊里传来一阵跑调八百里的歌声：“临行喝妈一碗酒，浑身是胆雄赳赳。鸠三设宴和我交朋友，千杯万杯不应愁。。。。。。”歌声渐近，咣当一声门被踹开了，“呀，吴永成你可回来了，牛人呀牛人，”高保平闯进门看见我，嘴里乱七八糟一通乱喊。“我是牛人，你还是狮面人哪！几天不见你啥时候又多添了疯病？”我毫不客气马上反击。
“看你丫的，我还逗你吗？你是不是以前给外面投稿了？发啦，你小子发大啦”，莫名其妙，我又没做什么生意，去哪发啦，还发大啦。不对，难道是半个月前写的那篇关于两种制度对比的稿子给发表了，当时我只是试着寄给了《人民日报》与北大校刊，也没抱希望能发表，毕竟人家那是高门槛，咱前前后后都是凡胎俗子一个。没想到真发表了。“谁家发了？”我急忙拉住保平，“什么谁家发了，你投了几家？《人民日报》！前天学校广播站全文播出。学校还让各系组织学习、讨论。牛人呀，小子，没看出来有一手啊！”。“碰巧碰巧，纯属偶然。”我连连谦虚。
两天后，辅导员高淑琴老师给了我一个大信封，“吴永成你给北大投稿了？什么文章？不错呀，能在北大校刊上发表，咱们学校的不少老教授也不一定做到。快考试了，好好复习一下，争取拿个好成绩。”
高老师这人不错，就像一个慈母一样呵护着我们班每一个同学。当然除了高保平见了害怕，因为那是他姑，管得他紧。
经过紧张的复习，终于迎来了大学的第一次考试。考试前高保平临出宿舍祈祷：“兔儿爷，保佑我顺利通过考试，要不这个假期我就掺了，肯定得接受再教育。”着急了什么神仙也求，也不说对不对口，真是的。
“没那嘛严重吧？”我望着他一脸虔诚的样子怀疑地问。
“你不知道，我爸对我特狠，再加上我姑煽风点火，如果考试不理想，恐怕难过关。那就惨了。”他拉长声音悲叹着。
三天的考试很快过去了，在等成绩的这两天，我把国际贸易系的试卷和日语试卷找来两份，试着答了一下，对照答案，成绩还能凑乎，都在八十五分以上。
高保平所担心的成绩终于出来了，他勉强全部过关。高兴的他当时就把成绩单吻了几口。我的成绩居第二，比冯霞少了五分。不错，挺满意的。不一定非要拿第一。
正文 36。开洋荤
1980年2月1日，农历腊月十五，学校正式放假。
根据学校不成文的规定，路远的同学可以提前一天离校。我正帮着几个同学收拾东西，冯霞突然推门进来，：“吴永成，你今天也回家吗？能不能提前几天来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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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两天不回去，估在过年后回去，怎么有什么事吗？”我随口回答。
“发财了，发财了。”门被咣的一声踹开，高保平兴冲冲地跑进来。“高保平，你不能好好进来吗，老整出这么大的动静。这门迟早要毁在你的脚下。”老二王志明不高兴了，南方人心比较细。
“今天谁也不能走，”高保平没顾上搭理他，像个领袖似的把手一挥，“今天我发财了，我要请客，庆祝哥们考试门门都过！谁走了，就是不给我高保平面子！”
“又从哪搞到的钱，能有几个？还把你乐得‘发财了、发财了’，你见过钱吗？”老三韩福平在一旁嘲讽。
“你知道什么呀，我从我妈哪儿敲了三十，又和我姑磨叽了二十。各位同学、各位同学，啊！这么多钱哪，我高保平长这么大还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钱。没说的，走，都跟我去‘老莫’。”高保平夸张地甩着手里的五张大团结（十元的人民币）。
五十元去吃饭？那可真不是个不小的数字。那时候有十块钱七、八个人就能在饭馆里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