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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福宁殿内室，一盏宫灯照亮御案，皇帝赵顼正在伏案批览着叠垒盈案的文书奏章。窗外寒风呜呜，他似乎不曾听闻，屋檐下的风铃叮当，他似乎不为所扰，宦侍梁惟简轻步走进内室，把一件裘袍披在他的身上，他似乎也不曾察觉。夙夜匪懈，他不敢荒疏朝政。
他的腰身已显弯曲，已失去了风华正茂的健壮；他的一双眼角已刻出了几丝浅浅的鱼尾纹，眉宇之间浓重的愁云，托出他心境的痛苦和孤独。”
突然，他的沉郁神情变为眉竖目睁的暴怒，掷笔于案，愤然而起，衣袖拂去案头的文书奏章，愤而不顾地离开御案，在室内焦躁地徘徊起来。
梁惟简被皇帝赵顼这突然的暴怒吓坏了，急忙跪倒，收拾散落在地上的文书。其间，他发现几份边事“塘报”的“贴黄”上分别写着“征战告捷”、“俘敌三百”、“敌众溃散”、“催运粮秣”等字样，而更多的“贴黄”上，几乎都是“灾情呈报”、“饥民走险”、“匪盗猖獗”、“贪黩要案”、“饥民入京”等摘题。他的双手颤栗，抬头望着蹙眉低首、疾步徘徊的皇帝，心里不再是惊恐，而是对皇上的怜悯了：
皇上今年只有三十三岁，可眼前的身心情状，憔悴不堪啊！五年前王安石遭贬离京之后，皇上就独自挑起了变法的重任，事无巨细，亲躬操劳。皇上要做一个“中兴祖业”的帝王，要扔掉一切拐棍用自己的双脚走路，五年来就是这样步履艰难地在走。
五年来，不满足于王安石在“生财、聚财、用财”上所做的种种“变法”和“新法”推行中的种种缺失，皇上遂于去年春天开始了体要上的变革，以图消除朝廷机构上的臃肿冗散和由冗散臃肿而滋生的因循苟且、靡费贪黩。制置三司条例司的撤销，三省（门下省、中书省、尚书省）的成立，六部（吏部、户部、兵部、礼部、刑部、工部）权力的加强，宰相权力的分散，枢密院权力的削弱，终于确立了“中书揆议，门下审复，尚书承行”的格局。可在这个格局中，宵旰操劳的，只是皇上一个人！
为了消除十年来无休无尽的纷争，皇上用心良苦地筹建着一个恭顺听命的中枢班子，拟以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王珪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拟以参知政事（副宰相）蔡确为尚书有仆射兼中书侍郎，拟以参知政事章惇为门下侍郎，拟以参知政事张璪为中书侍郎，拟以翰林学士兼侍读蒲宗孟为尚书左丞，拟以翰林学士王安礼为尚书右丞，拟以翰林学士孙固知枢密院事。现时这个官制诏令虽末正式公布，但这些人物已各据其位，各行其职。这个官制名称变更而主要成员依旧的中枢班子，真能使朝政更新吗？此刻的皇上不是正在忧愁中煎熬吗？
皇上确有收复疆土之志。“每虔夕惕心，妄意遵祖业。顾余不武姿，何日成戎捷”就是皇上心志的流露。今年五月王珪、蔡确、张璪、蒲宗孟借西夏朝廷纷争，夏主秉常被其母后梁氏夺政幽国之机，唆使皇上发起五路兵马（高遵裕率环庆军、刘柞昌率泾原军、王中正率河东军、李宪率臣熙秦军、和谔率鹿阝延军）进讨西夏的战争，把“元丰改制”推向了高潮，也把皇上的“天纵英明”推向了顶峰。——
事与愿违！“元丰改制”近两年，朝制体要在形式上是变更了，但在理政实效上，却根本没有改观，而且产生了新的混乱和纷争。“新法”的推行仍然是名存实亡。灾荒在农村中再现，各地官吏贪黩之风有增无减，官场糜费之习日甚一日。饥民再次入京。“用兵西夏”的战争已打了五个多月，五路兵马会师灵州的捷报至今仍不见踪影。
窗外的寒风如泣如诉。皇帝赵顼停步于窗前，怆然自语：
“这是饥民在泣哭吧？今夜京都，到底有多少无家可归的黎庶在饥寒交迫中露宿街头？”
梁惟简心头一凛，京都的饥民已经是成千上万，宰执大臣们匿而不报，皇上足不出宫，缘何知闻？文书奏章上的“饥民入京”，只怕是轻描淡写1
“这是沙场上士卒的哀怨呼唤吧？粮秣为什么在关键时刻迟运而不至……”
梁惟简想说几句话宽慰皇上，可气噎语塞说不出口来。
窗外的风声似乎更猛烈了，屋檐下的风铃声似乎更急促了，皇帝赵顼猛地转过身来，望着梁惟简，吁叹一声，似在自语，似在询问：
“司马光修著《资治通鉴》为什么还没有完啊？”
梁惟简知道，这是皇上近一个月来心中之所思，今天终于说出口了。朝制不许宦官预政，他低头不敢回答。
“苏轼这两年在黄州如何？”
皇上近来常在用膳之时，翻看吟诵苏轼的诗作，起用苏轼之意早已流露，难道今夜要颁诏召回吗？但梁惟简不敢说透。
皇帝赵顼似乎因得不到回答而失望，微微摇头，神情颓然地坐在几案旁的软榻上，怆然闭目，喟声哀叹：
“‘元丰改制’，难道也要轰轰烈烈地开始，凄凄惨惨地结束吗？‘中书揆议，门下审复，尚书承行’，待有虚名！一切决定于人，决定于人的才智品德，‘揆议’，需要王安石的‘天马行空’；‘审复’，需要苏轼的‘诤言直谏’；‘承行’，需要司马光的‘脚踏实地’。现时中枢宰执所缺少的，不正是这些特殊的才智品德吗？”
皇帝赵顼的心头又一次浮起了对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的思念。他想到熙宁年间与王安石的相处相倚，心头搅动着难以分辨的酸甜苦辣和情感上难以忘却的留恋，心底似乎有着一团难以消散的压抑；他想到熙宁年间对司马光、苏轼过早的贬逐，特别是两年前对苏轼的惩罚入狱，略感歉疚不安和对一种“不阿”品德的肯定。“元丰改制”需要这样的臣子，朝廷现实需要这样的臣子啊……
这时，枢密使孙固轻步走进内室。
孙固，字和父，河南郑州人，时年六十五岁。英宗皇帝治平年间，赵顼为太子，孙固侍太子于藩邸，系赵顼亲近之臣。赵顼继承皇位之后，孙固于熙宁年间，曾两次出知通进银台司，因反对“变法”而落职。元丰初年，孙固与吕公著同知枢密院，四个月前，在“用兵西夏”的争论中，他赞成吕公著之议而反对“用兵西夏”，吕公著罢职遭贬，他仍为皇帝赵顼信任而留任。
孙固与皇帝赵顼有着特殊的君臣关系，十多年来，或荣或衰，或升或降，或在职，或赋闲，无时不在关注着皇上。他早已察觉皇上有重新起用司马光、苏轼之意。今夜，他手捧告急“塘报”入宫，思谋的应变方略之一，就是奏请皇上早日召回司马光和苏轼。
孙固一声急切地奏请，跪倒在赵顼面前，呈上一份紧急“塘报”，急声禀奏：
“圣上，河东军转运使赵离今日入夜时分飞骑送来‘塘报’，五路兵马已处险境，‘会师灵州’之役，可能惨败……”
赵顼惊骇失神，一霍地从软榻上站起，一把抓过“塘报”，凝目阅览。阅览未尽，喃喃作语：
“王珪误朕，蔡确误朕……”
孙固正欲禀奏应变方略，皇帝赵顼厉声发出谕示：
“速召宰执大臣御堂晋见！”
三更时分，御堂四角的宫灯点燃，室内灿烂如昼。
高台御椅上的皇帝赵顼，恢复了帝王的威严。华贵的衣冠，掩盖了身体的虚弱；森厉的怒色，掩饰了形容的憔淬。要扭转“会师灵州”征战中出现的危机，要拯救险境中几十万兵马的生命，要维护帝王决策的天纵英明。他用冰冷犀利的目光，打量着高台下跪伏的宰执大臣们。
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王珪，时年六十三岁，今夜着紫色飞云披肩蟒袍，戴高顶双翅朝冠，须发已白，苍暮之气已显。他是王安石、司马光同代人物，也是熙宁年间宰执大臣中硕存的一位老臣。其人善文翰，文采宏侈瑰丽，但政无定见，对“新法”不亲，对“流俗”冷漠，处事圆滑，八面玲珑。五年前王安石罢相离京，他接任宰相之职，一变王安石“狂狷自负”之风，倡导“唯上为是”之习，领旨、奉旨、颁旨不走样、不议论、不辨正误，极树皇权之威。四个月前，在“用兵西夏”的争论中，他以“向所患者用不足，朝廷今捐钱钞五百万缗，以供军食有余”而力主兴兵讨伐西夏，并力荐知熙秦军宣庆使李宪任五路兵马监军，赢得皇上信任，即将出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
参知政事蔡确，字持正，福建晋江人，时年四十五岁。着绛色飞云披肩蟒袍，戴高顶双翅朝冠，春秋鼎盛，精力充沛，显示出行事的自信。其人城府颇深，生性诡巧，原为监察御史里行，初附王安石，为“新法”大唱赞歌，及至王安石罢相遭贬，即反目相噬，落井下石，诋毁工安石“目视无上，专务显己”，遂得皇上赏识，三迁其职，晋知制诰、御史中丞、参知政事，其所言所行，皆由揣摸皇上意图而发，而且确有一猜即中的本领，四个月前，在“用兵西夏”的争论中，他以“西夏内有衅而不取，则必为辽国所有，此千载难逢之机，决不可失”等语，促使皇上下定了“用兵西夏”的决心，他在皇上心中的位置，已驾于王珪之上，即将出任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之职。
参知政事张璪，字邃明，时年五十六岁。着蓝色飞云披肩蟒袍，戴高顶双翅朝冠，举止沉稳，一双晶亮的眸子，似乎随时都在捕捉机遇，显示出行事的精明。熙宁年间，因附王安石“变法”，数月之间骤迁知谏院、直舍人院、同修起居注之职，后附吕惠卿而反噬王安石，改判国子监。四个月前，在“用兵西夏”的争论中，他看透了皇帝赵顼急于强边树威、建立功业的心境，立即上呈奏表，支持用兵，并严厉批驳知开封府文彦博、枢密使吕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