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
表格填写好，拿到了《北京市期刊登记证》，登记证的编号是1238号。
从8月21日舒群、曾克、雷加第一次到丁玲家中开会，商定刊名和主编副主编那天算起，整整四个月！其间多少风波曲折，酸辛苦辣！但是其后还会有更多更大的风波曲折，酸辛苦 辣！
文化部的批文，特意强调了“《中国》是中国作协的刊物，不是民办公助刊物”，并且请作协“加强对该刊的领导”。看来，《中国》迟迟不得批准，“民办公助”是个敏感问题 。当时，按照中宣部的精神，不允许民间办报办刊，文化宣传阵地，必须百分之百地牢牢控制在党委领导之下。
丁玲他们也早就觉察到这个问题，关于“民办公助”的口径已经有变化。
原打算在创刊招待会之后，再开一次外国驻京记者招待会，12月8日下午，商量如何回答记者提问时，丁玲就说，我们回答外国记者的问题，口径要一致。第一个问题，是公办还是 民办，我们的回答口径是：作家协会领导的，国家批准的，自负盈亏的刊物。现在短时间内不强调“民办”，所谓“民”，就是几个作家在作家协会领导下创办刊物。12月18日丁 玲因患感冒住在医院里，舒群给我打电话要我代买鲜花送给丁玲时，也特意强调：“民办公助不宜再提，就说是在党纪国法允许的范围内，在作协领导允许的范围内，搞些其他项 目。”
登记证拿到了，办公地址又成了问题。虽然作家协会的院子里给了两间房子，但是编辑部人员明显感到那里很不欢迎他们，不是久留之地，还要另做打算。丁玲给一些熟人写信打 电话求援，都没有多大进展，陈明、曾克跑了一些地方看房子，也没有结果。1985年元旦之后，通过西虹的关系，《中国》搬到阜城门外大街《解放军报》院内的招待所，这里是 《中国》第一个正式的办公地点。
3。 1984年12月我的几则日记（1）
1984年12月21日，星期五。
上午贺敬之来访。上午丁老给雷加打电话，说到黄钢的稿子《延河的水是清亮的》写得太啰嗦，讲博古和毛主席的关系也不是那么回事，老干部谁不知道毛主席不喜欢博古？博古 也知道毛主席不喜欢他，因此他在《解放日报》工作那一段，向主席请示工作时很拘谨，他有点怕毛主席。
中午曾克来电话，说出版局终于批准《中国文学》改名为《中国》，刊号终于拿到手了。编辑部的房子又成了主要问题，虽然已经跑了三四个月，仍无结果。丁老想到杨犁，亲自 给他打电话，希望他能像叶老给创刊招待会捎的几句话那样，“帮助丁玲同志”，给解决几间办公室。电话足足打了半小时，杨犁答应帮助想办法。
下午丁老又和我谈起《中国》，说这两期多亏了冯，又看稿，又跑外。可他的性格不好，样子显得高傲，他的意见别人不能反驳，像上次舒群说到登广告的事情，他立刻给顶回去 ，不好。……牛汉看稿子踏踏实实，但又不能跑，也老了。……她还说，作家还是要有作品，才能站得住脚，张光年、冯牧，有人说他们是著名文艺评论家，可是他们哪篇文章给 读者打下了烙印？中国真正称得上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第一名是冯雪峰，第二名是胡风，现在这两个人都没了。陈涌还算得上半个。
12月22日，星期六。
上午总政文化部陆文虎来看望丁老，谈到创作问题。丁老说，真正称得上作家的，是四五十岁的人。写小说不但要有才气，还要有生活积累。二十几岁能写出好作品是凭才气，只 有到了四五十岁，思想逐渐成熟，看问题也不至于飘，才能够写出有分量的作品。二十几岁的诗人较多，到了四五十岁，诗人反而不多了。
12月25日，星期二。
丁老看白桦的小说稿《秋天回旋曲》。唐达成来邀请丁玲参加四次作代会并讲话。丁老要我把她前些天写给阳翰笙的信和阳翰笙的回信拿给他看。唐说，丁老写得很真挚，阳翰笙 的回信也很有感情。丁玲说，现在我要去看周扬，他不愿意见我，30年代在上海时，我们到他家里开会，他一家对我们都很好。七九年我在医院动手术时，他还告诉我，我在被绑 架前借给他30元路费，他回家探亲。谈到两个口号的论争，丁玲说，洛甫（指张闻天）把两个口号的论争汇报给毛主席，我问过主席对两个口号的看法，他说，两个口号都是搞统 一战线，不同的是，民族大众的文学有立场，国防文学没立场。主席这个人真好，他懂文艺，真正理解知识分子，开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他找了四五十个作家谈话，他那个讲话 也是归纳了大家的意见。他本身也是文学家。所以现在我看到一些人说主席的坏话心里就很难受。至于后来打我，他打的人很多，彭德怀那么好的人都打了，我算什么？他后期犯 的那些错误全怪他吗？他想搞个人威信，一个人搞得起来吗？尽是些吹喇叭抬轿子的。
丁玲告诉唐达成，她正在看白桦的小说《秋天回旋曲》。唐问：“写得怎么样，我觉得这个人的创作路子不对头，写小说应该从生活出发，可他总从概念出发。”丁说，现在很多 人写小说不讲究文学性，净是大白话，他这篇也比较拉杂。语言是要风趣，个性化，但你要符合作品中的人物性格，有那么一两句就行了，长了也就没意思了。现在的小说通篇都 是作者自己在那里说话。白桦这篇都是知识分子的语言，因为他自己就是知识分子。他那个《曙光》写得也并不大好。我问过余秋里，他是贺龙部下，余说没有写好贺龙，贺龙怎么会是那么个窝囊样子呢？
3。 1984年12月我的几则日记（2）
唐达成说：贺老总要是那个样子，恐怕也打不出来了。白桦是个诗人，写诗可以。又说，绍棠小说的语言还不错，特别是《蒲柳人家》。
丁玲说，刘绍棠的小说我看得很少。我还是喜欢邓友梅的小说。不过他也有一个问题，不敢接触大题材，总搞些小玩意。也不是说小玩意不好，关键是思想。鲁迅写的祥林嫂也不 是大题材，可是很深刻。
唐达成再次邀请丁老在四次作代会上讲话，丁说，我一讲话，人家就不高兴。唐说，总是有人不高兴，有什么办法呢？该讲还是要讲。现在许多刊物，作品粗制滥造，大有淹没文 学的趋势。丁玲说，我最近在医院里看了两本刊物，一本是《啄木鸟》，一本是《中华传奇》，看了一篇，不好，再看一篇，还是不好，内容语言都不好，哪里是什么作品。《哦 ，香雪》为什么受到那么多人欢迎，李纳、孙犁、徐光耀都喜欢？那不过是一个小姑娘写的一篇小姑娘的东西，孙犁、李纳喜欢，一个是和他们的风格相近，另一个原因，恐怕是 在众多的乌七八糟啰啰嗦嗦拖泥带水的东西中，好不容易发现了这么一篇干净的东西。铁凝现在还很年轻，也有才气，今后的路子怎么走，就看那些文艺评论家和政治家们怎么引 导了。写得好的还是《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没有生活是写不出那样的作品来的，那是作者凝结了几年的心血“挤压”出来的。
丁玲问到这次理事的选举方法和人数，唐说，由各分会推荐，进行差额选举，一共选220名。丁说，人太多了，我赞成人少一些，精干些。唐说，人少了不行，现在会员增多了，分 配名额少了各省有意见。丁说，我同意以后把各省的权力搞大些，你看国外那些作家协会，才几个人，也没什么权力。
唐说，原来要请胡耀邦同志讲话，后来耀邦同志说请启立同志讲话。会议期间还要请吴学谦讲讲形势。丁玲说，五十年代我和老舍参加苏联作家代表大会，文化部长在上面讲话， 下面只剩三分之一的人，还有人喊：讲短一些，其他人还要发言！每人只有十分钟时间，部长也不发火，还说：“就完就完”。我们是客人，不好意思走。法捷耶夫讲话，座无虚 席，全场鼓掌五分钟，那当个作家才来劲哪！老舍悄悄对我说：“还是咱们中国好，平均主义！”代表大会上的人刚讲完话，会场外面漫画就出来了，西蒙诺夫讲话说作家要下去深入生活，会场外面大厅的漫画就画着西蒙诺夫叼个大烟斗，站在桌子 后面发“下去”的卡片，肖洛霍夫讲话讲得不好，漫画上画一本好大好大的书，旁边是一张很矮的讲台，肖洛霍夫在那里讲话，意思是他的书很好，讲话不好。他们这种提意见的 方法，大家认为很正常，没感觉有什么不好。这点比我们强，我们中国人的心眼窄。
同日的陈明日记这样写道：上午我去文化部听文件。唐达成来向丁汇报作协代表会。回来小王告我，唐谈话极少，都是丁谈，谈得好极了，可惜未录音。唐连说：应该录下来。我 回家时在楼外看见唐坐汽车回去。在电梯口遇见康濯、马烽、陈登科，留家共进午餐。当晚开《中国》编委会，秦牧首次与会。会上气氛很热烈，只就遇罗锦连载散文有小的不同 意见。
关于白桦，我还想再说几句。为了体现“大团结”，丁玲有意在《中国》上，给当时颇受争议，甚至有点“灰溜溜”的作家，提供一个露面的机会，比如遇罗锦，比如白桦，她从 内心里，是爱护他们的。
3。 1984年12月我的几则日记（3）
白桦的小说《秋天回旋曲》，是丁玲约来的，丁玲对它并不看好，雷加也认为是一篇“毫无分量可言”“但也无多大害处”的作品，但还是发表在第二期上。一个重要原因是，丁 玲并不认为《苦恋》有多么严重的问题，想帮白桦一把。
1981年4月，《解放军报》发表了批判《苦恋》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四项基本原则不容违反》，紧接着，4月22日出版的《时代的报告》增刊上，发表了黄钢写的《这是一部什么样 的“电影诗”》和该刊观察员写的《〈苦恋〉的是非，请与评说》。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