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我们案头的时候，我们感到一个当代文学 无法回避的现象已经出现，我们有责任提供篇幅予以刊载。在文学理论和批评的建设上，《中国》发表的大量文章，加入我们民族对自身文化的反思，和对当前文学现状的评论。 主编丁玲同志《热情扶持文学新生代》（《文艺报》1986年2月15日第1版）的文章，副主编牛汉同志《诗的新生代》（《中国》1986年第3期）一文，表达了《中国》文学月刊的编 辑方针和艺术信念。我们从许多读者来信中，感觉到了读者、同行们支持的目光。当然，我们也听到了对本刊发表的作品、特别是本刊刊载的直言不讳提到文艺界某些负责同志的 理论批评文章的指责。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附录：《中国》备忘录——终刊致读者（3）
我们是在探索，“新生代”文学在探索，幼稚与缺欠在所难免。我们欢迎来自各方面的善意和真诚的批评，热切希望通过正常渠道，以正常方式，与上级领导机关沟通、交流，不 断改进工作，提高刊物质量。在提倡宽松和谐气氛的今天，这应该说并不是苛求。但事实总出乎我们的意料。
一九八六年，时值盛夏，我们却感到阵阵寒意。牛汉同志被召到中国作家协会汇报工作，一位主要负责同志说，要对《中国》进行整顿；作为作家、理论家、红学家和《爱情心理 学》研究家的另一位负责人则武断地说，《中国》办得很糟，作协大院没有一个人认为《中国》办得好。并通知牛汉同志，他们将召集一个“有关人士”参加的会议，专门“讨论 ”《中国》问题。对于这样一种不正常的会议，牛汉同志问：“是批判会吗？”后来不知何故没有开成，作协领导也不再提此事。
为了正常的工作，我们又打报告给作家协会书记处，请示：关于刊物一九八七年出版发行问题；关于主编人选问题；关于中层领导配备问题；关于下年底办刊经费问题。报告打上 去如泥牛入海，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编辑部数次联系要求面见作协领导，陈述我们工作的困难及办刊中的种种问题，然而作协领导说他们很忙，他们要开会、出国、外出讲学，抽 不出哪怕半小时时间来满足我们依靠组织、依靠领导为我们排忧解难的迫切要求。而这期间，我们不断听到这样的消息，一份关系到《中国》命运的报告已经呈到了中宣部。关于 这份报告作协内外传得纷纷扬扬，而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处却没有对我们编辑部作任何说明。这时，我们预感到，丁玲同志呕心沥血献之以生命的、国家有关部门批准、曾得到文 艺界和读者支持的《中国》，已经走上了它最后的路程。
我们不甘心。
我们认为，这份刊物的消失将会给社会主义文学事业带来损失，尤其是在党中央提出创造宽松和谐的文艺、学术气氛的时候，中国作家协会对《中国》编辑部不作任何解释，以“ 内部调整”为名实际上取消这份刊物，就更使我们感到困惑。出于这种心情，牛汉同志走访了王蒙同志，王蒙同志对本刊改刊之后的新气象给予了肯定，他感到《中国》的停刊可 能会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也为本刊如何摆脱目前的困境提出一些建议。刘再复同志说：“《中国》办得这么有生气，为什么要停，怎么向作者、读者交代？”诗人北岛为此 愤然宣布退出中国作协创委会诗歌组，他致信作协书记处说：“鉴于你们对《中国》的不公正态度，我认为现任作协领导是不值得信任的。”
我们带着最后希望又一次找到作协党组主要负责同志，得到的回答是：给中宣部的报告是作协党组研究决定的，不会改变。另一位作协书记处书记、作家出版社负责人则对人说： “我只对《中国》的刊号感兴趣。”
此时已经到了明年刊物出版发行的最后征订期限，我们急切地等待作协书记处的最后决定。
一九八六年九月四日，编辑部在到处奔波、苦等几个月之后，接到作协书记处一位秘书的电话，他正式转达了作协党组书记的指示：“你们要和邮局签订明年发行合同的事，不要 办了。我只能传达这么一句。”不久又接到电话，令我们把期刊登记证交到作协去。同样没有其他任何说明，更没有一份正式文件。《中国》的命运就这样被决定了。
还要我们说什么？我们还能说什么！
我们感谢两年来所有和我们一起、为繁荣中国文学共同努力的朋友们！
对那些把热切的目光投向《中国》的读者们、对那些把咸涩的汗水洒在这片园地上的辛勤作者们，我们要说：一切都不会过去！
为我国文学事业的改革努力进行探索的《中国》，得到今天这样的结局，我们感到十分痛心，但我们问心无愧！
在这里，我们借用一位被冤屈而死的诗人的诗句说：
我要这样宣告，我们无罪，然后我们凋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