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肯定是有人跟他 说了什么话。去年他要回到文讲所来，我跟冯牧说了，这次他跟我说，作协领导找他谈话说，你要回文讲所我们没意见，就怕舒群、罗烽有意见。我猜这中间省了两个字，还有“ 丁玲”，他们一定是说舒群、罗烽、丁玲反对。这纯粹是挑拨。舒群、罗烽的意见在作协算什么？人家当然不会要康濯回来，人家安排了周扬的儿子嘛。×××也没什么心眼，去 年他跟中宣部说要调马烽来作协，还说巴金可以当作协主席，如果巴金不当可以让丁玲当，人家能不恨他吗？中宣部找我谈话，征求对作协班子的意见，我就没说要调换哪一个，我只是 说，只要他们认真检讨，原班人马可以不动。现在他们传说我病得不行了，要死了，可高兴了。前天我给牛汉打电话说，我至少还可以写五年文章，五年以后怎么样，不敢说。我 现在把什么都看得很淡，连对周欣也是如此。（周欣是丁玲最疼爱的外孙）我说：您就是应该少管事，《中国》的事最好也少管。
老太太说，《中国》怎么能和周欣比，周欣是个人的问题，《中国》关系到整个社会。现在好编辑很难找，当编辑不是光看稿子，要像我这样，见缝插针，逢人就宣传，就约稿， 可惜我老了。王中忱还是不错的，牛汉也喜欢他，有勇有谋，还稳当。××就不行了，脾气不好，说不好就和人家吵架，个性太强，什么事都一个人说了算，派遇罗锦去海军开会 拿500元路费的事情，连牛汉都不知道，就是他一个人决定的。我想，拿400元编辑费的事情可能也是他一个人的主意，牛汉帮他担责任。我觉得遇罗锦这个人没什么心眼，我对她 也不反感。
9月18日，星期三。
下午丁玲午睡后，在她房里喊我，又和我聊天。她说，我现在又没有信心了，脚也肿，手也肿，脸也有些肿，俗话说“男怕穿靴女怕戴帽”，我是又穿靴又戴帽，可见这个病不好 治。我说，那您就少管事，连《中国》的名也别挂了。她说，那怎么行，唐达成已经跟牛汉透话了，说丁玲身体不好，背不起《中国》了，到时候那么多问题，你能背得起吗？我 要是不管《中国》，他们就会取消《中国》。××人很好，但解放以后一直当官，官架子很大，现在什么都有了，他能和你同甘共苦办《中国》吗？
3。 在木樨地最后的两个月（2）
9月19日，星期四。
丁老和我说，看问题要客观一点，人家反对我，也是有原因的，这两年我太活跃了，去武汉，去桂林，人家热情欢迎，报纸连续报道，还上电视。我在武汉时荒煤也在，只有文联 的人陪着他，对我呢，各方面都热情，大学也请我去，请我去吃饭，说明社会上对我们同情的人还是多的。
因为赵志萱放到《中国》的日记找不到，丁老有些生气，说，都不是好编辑，好编辑应该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脑子灵活。那天曾克谈到，高帆想搞一套从长征至今的图片，我 立刻跟魏巍说，你应该弄一套，以后放到你的长征小说里做插图。所以老陈说我脑子反应快。
9月20日，星期五。
束沛德看望丁老，丁玲谈到：老作家要有自知之明，没有自知之明是自寻烦恼，总是要有新陈代谢嘛。作为文学是没有“老”可言的，为什么《红楼梦》至今仍有众多读者，是因 为他写出了那个时代。我们现在的作品也要抓住时代感，否则讲些没油没盐的故事，过不了多久人家也就忘了。作品靠捧是不行的，不管是老作家还是青年作家，你的作品写得不 好，光靠捧也没用，捧你的人只是一小撮，广大读者还是不买你的账。作家都要有自知之明。
9月21日，星期六。
下午我到木樨地，丁玲说，可惜呀，王增如，昨天下午你不在，没有录音。昨天下午我大发脾气。鲍昌来了，说我们要调的牛汉、夏熊不够司局级，没法当主编副主编。我说，国 家总理在没当总理之前，级别就够当总理吗？我没好意思说，你鲍昌原来是什么级，现在跑到作协当党组书记。他还当着雷加的面说，牛汉讲过，曾克想把《时代的报告》的人拉 进来。这是挑拨。我说了，别人不够级，我还当主编，我上阵，我办定了《中国》，我死也要死在《中国》上。
我没有听到那天鲍昌讲了些什么，惹得丁玲大动肝火，但我感到那天老太太真的生了气。本来那天上午我在电话里已经告诉鲍昌：下午丁玲有约会，请他下周再来。丁玲约的是雷 加夫妇，他们刚刚坐定，鲍昌就不请自到。丁玲在日记中也说：“明明告诉他我有约会，约他下星期一来，而他却突然光临，打你一个措手不及。”鲍昌说了些什么？据陈明日记 中说，鲍昌说，牛汉对曾克有意见，曾克是时代报告派，想拉时代报告的人进编辑部；说编辑部有人向他反映××的问题，说××脾气坏，舒群坚决不同意××负责编辑部；说人 事室制度规定，牛汉、夏熊调动有困难。丁玲表示，如果党组不批准牛、冯二人的调动，她就顶上去，自己干。
自从9月20日那天和鲍昌大发脾气之后，丁玲的病情急剧恶化了，她老是吵吵冷，穿着鸭绒棉袄和皮背心还说冷，心里不好受，想呕吐。请医生来，说不像感冒，仍是尿素氮高。晚 上吃感冒药丸，睡觉盖着厚厚的棉被。从9月26日开始，左腿剧烈疼痛，用虎骨酒调和三七粉揉搓，还是疼得无法睡觉。夜间11点多请来复兴医院夜班大夫，大夫因为病因不明，不 敢打止痛针，服用两次安定才能入睡。腿疼不是新病了，7月份那次住院之前就曾为腿疼看过急诊，医生诊断为静脉炎，但是按静脉炎治疗并不见好转。这一次比上一次还疼得厉害 ，文怀沙亲自来做穴位按摩，也无明显好转。每晚靠服用安定和强痛定，加上中药西华丸、活络丹，也只能睡两三个小时。9月29日是中秋节，蒋祖慧一家带了大蛋糕和螃蟹来欢聚 ，但是家里被丁玲的病情笼罩，依然高兴不起来。
10月1日，陈明在日记中写道：“回家本想写文章，现在病况愈下，这怎能写文章。她一点也不怀疑这与肾脏病有关系，总是叫：怎么会得这个病！这个病这样磨人，这样难缠。”
西医无效果，转求中医。田间的爱人葛文介绍了一位中医来诊脉，嘱咐丁玲说：休息休息再休息，不能激动，否则将功亏一篑。文怀沙也介绍了名医孔伯华的两位弟子来诊病，他 们认为腿疼主要是湿气所致，方剂以除湿为主，但是也无立竿见影之功效。
10月8日，丁玲终于无法忍受左腿的剧烈疼痛，下午坐着轮椅去看急诊，当即住进协和医院。从此，她就再也没有离开医院，再也没有回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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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雷加只同意挂个名
丁玲在家里住了25天。这25天，她最忙碌的自然还是《中国》，不是为编制问题，而是为班子问题，谁来挂帅挑头的问题。
丁玲出院的第二天，曾克就带来消息：舒群说明年坚决不挂名了，雷加也表示不当副主编，编委可以考虑。
9月14日上午，丁玲约了魏巍、曾克、牛汉来，把舒群、雷加准备退出的消息告诉他们。几个人一商量，还是要做说服工作，尽量挽留。9月18日，丁玲给雷加的爱人伊苇打电话， 希望她能做做雷加的工作。20日，雷加、伊苇应约来到丁宅，雷加讲得很诚恳：第一，我跟作家协会有矛盾，我不进作家协会的大院；第二，你们几位领导之间的矛盾我没办法处 理；第三，我跟编辑部之间的矛盾也没有办法处理。这三个矛盾我都没有办法处理，所以不愿意再干下去。但是看到丁玲的身体状况和《中国》的艰难处境，雷加表示：编委可以 考虑留任。
第二年改刊后的《中国》，取消了编委会。
雷加在为《雷加日记书信选》加的一条注释中，说到他要退出《中国》的原因：“我是副主编之一。我不愿搞行政工作和编辑业务，后来编辑部内部也出现问题，本来这是不足奇 的，不过，它把我的创作矛盾激化了，以致我不得不退出。”但这不是全部原因，还有一个主要原因，雷加感到，他这个“副主编”在稿子的处理上有名无权。
此外，他同编辑部的关系也不融洽。1985年9月4日下午，他出差回京，同骆宾基、曾克到协和医院看望丁玲。丁玲问他：你回来见到《中国》的人没有？同《中国》的人通过电话 没有？雷加说没有见到《中国》的人，只与舒群通过一次电话。丁玲问他为什么不给牛汉打电话。雷加说，我不知道他家里的电话号码，他从来不给我打电话。我临走前给牛汉、 冯夏熊写了一封信寄到地安门，给退回来了。我也不知道他们现在搬到什么地方去了。当时，编辑部搬离地安门已经半个多月了。
就在去医院看丁玲前后，雷加给王家斌的信中袒露心声：“关于《中国》真是‘有话太长，无话不短’，信中和电话同样，不便多说。两位主编，因编辑部的事（作风、工作方式 等），有了意见。刘绍棠因未登他的中篇，也有了意见，我居中间，左右为难，也在渐渐后退中。本来也只插手编了第一期，此时有事不问，因不便问，也问不了。经费有困难， 发行数量有问题，出版关系也十分复杂。听说今后要拿到湖南去印。因尚未见人，细情不知。依我看，至少出到六期，你的文章尚不致遭到夭折。”这封信，就写在雷加提出辞去 副主编前不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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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寄厚望于牛汉（1）
丁玲二次住院之后，为《中国》做的最后一件大事，是调整确定了《中国》的机构和人事安排。《在严寒的日子里》是写不完了，她不能再给中国文学史留一部长篇小说了，那么 ，她要给中国文坛留下一本期刊。
主编副主编这一层，丁玲可以倚重的只剩下一个牛汉。以后的事实证明，牛汉的骨头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