员情谊深厚。戚姬孤孤单单，儿子又小，谁肯为她们母子向主流派挑战？周昌手无一兵一卒，岂有抗衡力量？赵尧不过想挤掉周昌，以求自己蹿升而已。他的计谋毫无价值，然而，除此之外，又有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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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挂帅的动物
前197年，赵国宰相陈豨起兵叛变。刘邦得到情报，陈豨手下将领都是商人出身，笑逐颜开说：“我知道怎么办了。”派人用重金行贿，陈豨所属的部将，遂纷纷归降。
商人是金钱挂帅的动物，虽然当了将领，仍然可以收购，所以刘邦知道他应做什么。而那些被收购的将领，却不能想一想他们被收购后，将有何等遭遇。任何一个政府，除了少数样板，都难以容忍收购过来的变节分子。问题是，马克思说过：你买吊死资本家的绳子，只要肯出钱，资本家仍卖给你。利益是今天的，灾难是明天的。不仅资本家而已，庸碌之辈无不只看眼前。
王夫之论韩信（1）
刘邦大举进攻陈豨，淮阴侯韩信声称有病，没有追随出征，秘密派人前往陈豨处，指示机宜。韩信准备跟他的侍卫官（家臣），乘夜假传圣旨，大赦做劳工的囚犯，跟被判罪充当官府奴隶的囚徒，集结他们，攻击皇后吕雉和太子刘盈。部署已经完成，只等陈豨方面回音，恰好韩信的一位随从（舍人）得罪了韩信，韩信把他囚禁，打算杀掉。那位随从的弟弟向皇后吕雉告发韩信叛变阴谋。吕雉想召见韩信，又考虑韩信可能拒绝，跟宰相（相国）萧何磋商，于是宣称：皇帝（刘邦）派使节来，陈豨已死，侯爵们和高级官员，都到金殿祝贺。萧何告诉韩信说：“你虽然有病，也应该勉强去一趟。”韩信一进宫，吕雉立即命武士把韩信捆绑，就在长乐宫悬钟的房中处决。韩信临死时，叹息说：“我后悔不听蒯彻的话（参考前203年），竟被一个女人欺骗，岂不是天意！”为了根绝后患，吕雉下令屠灭韩信三族（父族、母族、妻族）。
司马光曰：“世人以为，韩信首先建立功业，跟刘邦起兵汉中（陕西省汉中市），平定三秦（项羽分故秦王国为三：雍国、塞国、翟国），率领部分军队，向北挺进，消灭魏国（魏豹），夺取代国（陈馀），征服赵国（赵歇），威胁燕国（臧荼）；东击齐国（田广），而加以并吞；南攻西楚（项羽），在垓下（安徽省灵璧县东南）把它铲除。西汉王朝之所以统一天下者，大半是韩信的功劳。看他拒绝蒯彻的煽动，亲自到陈丘（河南省淮阳县）迎接刘邦，岂有谋反的心？只不过由于失去王位，于心不服，遂陷于犯上作乱的悖逆。像卢绾这样的人，不过刘邦同乡同里的幼年玩伴，还在燕国当王。韩信反而以一个侯爵身份，在首都按时朝拜，岂不是刘邦对韩信忘恩负义？刘邦在陈丘用诈术逮捕韩信，说刘邦对不起韩信，确实如此。然而，韩信也有自取之道。最初，汉王国跟西楚在荥阳（河南省荥阳县）对峙，韩信已灭齐国（田广），不向刘邦报到，却自己想当齐王。之后，刘邦追击项羽，到了固陵（河南省淮阳县北），跟韩信约定会师日期，而韩信却失约不来。当时，刘邦已有制裁韩信的决心，只是力量不足，不敢动手。等到天下平定，韩信还有什么可凭恃的？乘人窘困之际而逼取大利，是小市民小商人干的勾当，论功而报答恩德，是君子士大夫的本心。韩信以小市民小商人的做法，以求一己的好处，而希望对方用君子士大夫的风度回报，那是太难了，所以司马迁说：‘假如韩信了解君臣相处之道，虚怀谦让，不夸耀自己的功劳，不展示自己的才智，或许可以保全，而对于西汉王朝的贡献，也可能跟姬旦（周公）、召公、姜子牙（太公）媲美，后世荣华不绝，永享子孙的祭祀。不去那样做，却在天下已定之后，企图叛变，以致家族全被屠杀，岂不应该。’”
王夫之曰：“韩信最初拒绝蒯彻的建议，不跟刘邦为难，只因项羽还没有消灭，所谓‘三分天下，鼎足而立’，不过是蒯彻疯狂而愚昧的构想。从前韩王国（战国时代）曾用这种观点，纵横国际，最后被秦王国（战国时代）吞并，而无人援救，覆辙不远。形势很明显，韩信如果在齐国（首府临淄）叛变，西方有张耳，南方有彭越，同时反击。鼎的三脚折断一只，必然落得作为蝥贼的下场。韩信知道不可能，才不听蒯彻的话，是更深的谋略。项羽覆亡之后，刘邦筋疲力竭，返回关中（陕西省中部），这时候韩信如果发动，才可以如愿以偿。蒯彻的意见，韩信岂须臾忘记？卞庄子刺虎，小死大毙，一举两得的比喻，韩信正是如此构想，只在等待时机发动。他说：‘不忍心背叛’，姑且堵蒯彻的嘴罢了。削去王位，降为侯爵，封国既小，而又无兵权，还要利用陈豨发难。何况当时拥有三齐（齐国、胶东国、济北国）的精锐部队，面向西方，虎视眈眈，还会怕谁？”
司马光以及司马迁对韩信的评估，深入问题核心，只是惋惜韩信不懂得封建专制政治的运转特质，以致丧生。韩信是英雄不是枭雄，是军事家不是政治家。他天性忠厚，信任刘邦的友情，却不知道政治上的头目，只认识利害，韩信把刘邦当成父兄，直到陈丘双手被缚，梦才初醒，以后软禁长安，在严密监视下，已插翅难飞。
王夫之论韩信（2）
王夫之的《读通鉴论》，享誉300年之久，却篇篇使人失望，甘愿为奴、崇拜权势，使他对每件事情，都有奇异结论。他说韩信在齐国时即行叛变，张耳在西，彭越在南，双方阻击，必然失败，可谓痴人说梦。韩信一旦起兵，张耳的赵国是韩信一手平定的，当时韩信的威望，震撼天下，张耳何以独爱刘邦，只为刘邦效命，而跟战无不胜、攻无不取的名将对抗？刘邦被困荥阳，既不能分兵，韩信又善于指挥大兵团作战，张耳即令敢对抗，又怎有力对抗？至于彭越，他跟刘邦的关系，始终游离，王夫之有什么根据，敢肯定他一定站在刘邦那一边？王夫之更认为项羽死后，刘邦返回关中之际，韩信发动兵变，才有把握，更是异想天开。恰恰在那时候，张耳和彭越，他们才必然阻截，因为形势比人强，大局已稳，君臣名分已定，刘邦正处巅峰。
王夫之肯定韩信早有谋反之心，这是最下流的一种“诛心”之论，责备人永没有止境。悲剧就发生在韩信并没有谋反之心，如果有的话就好了，刘邦自己都承认不堪韩信一击。韩信被削成侯爵，国土既小而又没有兵权，却企图谋反，正是被逼出来的，没有彼一逼，焉有此一反。好像某甲痛揍某乙，某乙一口把某甲手臂咬了一口，不能证明某甲不痛揍某乙时，某乙一直都在那里想咬他一口。是非因果，不应被如此颠倒。
更重要的是，韩信之死，是一场冤狱。就西汉政府所作的指控，看不出有任何积极证据，仅凭着随从（舍人）弟弟的片面之词，没有调查，不容分辩，便急吼吼暗下毒手，而所使用的又是灭口手段。表面上由吕雉主持，从“伪游云梦”那件事推断，毒计恐怕酝酿已久，否则屠杀像韩信这样的重臣，吕雉岂敢遽作决定。
刘邦对韩信一直有一种自卑性的恐惧。韩信不死，刘邦就睡不着觉。消灭对手的法宝，只有“诬以谋反”。重读蒯彻的言论，使人敬佩交集。然而，与其说韩信死于吕雉、刘邦，毋宁说死于专制封建政治。一个伟大的英雄惨遭屠灭三族，当巨变发生时，老幼妇孺，从豪华盖世的侯爵官邸，霎时间被他们效忠的政府乱刀齐下，毫无遗留，哭声号声，两千年后，仍然盈耳，却没有人为他们申诉，甚至还有高级知识分子如王夫之之流，在旁帮凶，认为韩信一生下来，就是一个叛徒，刘邦杀得好、杀得妙，不禁浩叹！
司马迁论彭越
刘邦杀韩信后，再杀彭越，屠三族，在洛阳城外集中处决。下令说：有人胆敢收殓彭越尸首的，一律治罪。梁国（首府定陶）国务官（大夫）栾布，正好出使齐国（首府临淄），回到洛阳（河南省洛阳市东白马寺东），就在彭越人头之下，简报他出使经过，然后焚香祭拜，放声大哭。官员把栾布抓住，上奏刘邦。刘邦召见栾布，破口大骂，要烹杀他。正要把他投到沸腾的巨锅里时，栾布回头告诉刘邦：“我想说一句话再死。”刘邦说：“好吧。”栾布说：“当陛下在彭城（江苏省徐州市）被困，在荥阳（河南省荥阳县）、成皋（河南省荥阳县西北汜水镇）之间战败，项羽所以不能向西穷追的缘故，因为彭越大军驻屯故魏王国（河南省东部）土地，跟汉王国结盟，共同打击西楚。当时，彭越稍一偏向西楚，汉王国就会破碎。而跟汉王国站在一边，西楚也会破碎。而且，垓下（安徽省灵璧县东南）会战，如果不是彭越参与，项羽不会覆灭。等到天下已定，彭越受封王爵，也要传之万世。想不到只为了一次征兵不到，彭越正好卧病在床，不能亲行，陛下就疑心他谋反。事实上彭越并没有谋反，陛下更用芝麻绿豆的小事，屠灭三族，我恐怕所有功臣，都会寒心。而今彭越大王已去，我生不如死，请继续你的烹刑。”刘邦下令赦免，任命栾布当民兵司令（都尉）。
司马迁曰：“魏豹、彭越，虽然出身微贱，然而称霸一方，拥有千里疆土，面向南方称‘孤’，血战取得胜利，每天都传捷报，却心怀叛意。等到失败，不死于敌人，而死于自己人之手，身受刑杀。为什么这样？只为他们的行为不够水准。中等才能的人，都以他们的行为为羞，何况君王？他们没有大的罪恶，而又具有超人智谋，却缺少律己的品德，偶尔掌握一点点权柄，就打算呼风唤雨，更上层楼，以致陷于囚犯地位而无法摆脱。”
司马迁之言差矣，魏豹只是不能忍受刘邦的辱骂而反，情形跟贯高相同，并非有什么冲天大志。彭越更根本没有叛变的意图，他所遭遇的，不过一个比韩信更明显的“诬以谋反”的冤狱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