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儿女多好，你真有福气哟！”
“妈妈”指着妻子说：
“我的大儿媳妇是老师嘛，人最好，最老实了！”
手术很顺利，半个月之后出院，出院那天我开车接“妈妈”回的家。
看见“妈妈”平安回家，爸爸当着众多人的面，总结性地发言：
“这次你妈住院，乐乐（妹妹的小名）立了大功！”
众人都听楞了。
妹妹过意不去：
“也不是我一个人忙，大嫂，弟妹她们都挺辛苦的。”
过些日子我们去看她，“妈妈”给我们准备了“礼物”，给我的是一双皮鞋，给妻子的是一件衣服，我打趣地问：
“怎么，要论功行赏啊？”
“妈妈”回答：
“他们也都有。我这个人，不愿意欠别人的情。”
她说这话时带着几分的自得。
如同过去对我们说：“老三讲了，他是交朋友不交亲戚。”也是带着一种自得。好像是悟出了一条别人不懂，又颇值得自傲的人生真谛。
她还给我的“人情”——那双皮鞋，小，磨脚，穿了一次就扔在床下。给妻子的衣服倒还合身，好像是穿了几次。
2003年春节过后，晚上九点多钟，“妈妈”打来电话：
“你爸爸便秘又犯了，好几天解不出大便。你快来一下，带他去医院。”
我开车过去，把车停在楼下。怕自己开车路不熟误事，在楼下打了辆车。到了医院，值班的大夫护士都在，楼上楼下左奔右突之后，从药房领了吃的药和一瓶洗肠液。
我问：
“到哪儿洗肠？”
护士说：
“这儿不管，自己回家洗。”
“自己洗？自己怎么洗？”我大为不解。
“很简单，用洗肠器，外面有卖的。”
人家回答得正确而简练。
回家的路上，爸爸感触良多：
“现在的医院服务态度真差，和过去没法比。文化革命前，你婆婆（外婆）便秘，医院的主治大夫带上胶皮手套，用手给她一点点的掏，我亲眼看见的。”
过了一会儿，他意识到了什么：
“现在改革开放，广大医务人员还是好的。这是个别的，个别的。”
说点儿真话他就不舒服。
用一句时髦的“数字化”语言来解释就是：被虚伪“格式化”的大脑能自动地启动“纠错程序”。
春节之后的三月底，我的岳父不幸病逝。
他老人家得的是肺癌，从确诊到不治有半年多的时间。那一段时间岳父的子女们也都忙得不可开交。开车送他到医院检查，诊断；然后是转院，住院，陪床；到后来，那家医院又说床位紧，催着转院，这时别的医院已经不接收了。我们联系了一个临终关怀性质的养老院，正打算第二天过去，就在那天的夜里，接到了病危的通知。
我们赶到医院，妻子的弟弟妹妹也都赶到了那里。岳父大声地喘息着，已说不出话。我不忍看这个场面，退到了楼道，等我再进入病房，岳父已深度昏迷；不久，医生宣布病人死亡。
妻子和她的妹妹在哭，我们几个男性亲属给他换上准备好的寿衣，然后推到了太平间。
如此近距离地观察一个人生命的终结，对我来说是第一次，给了我极大的震撼。
肺癌扩散而能坚持半年之久，生命力可谓坚强；突然的雪溃山崩，又显示出生命的脆弱。
柳宗元诗道：
生死悠悠尔，
一气聚散之。
生命如气一样飘忽易散，这是悲观，抑或是达观？
我想起刚买车的那个冬天的晚上，我接女儿下班回家。入四环主路时，由于没有经验，我从引导车道一下子就并到了主车道，而主车道后面不远就是一辆疾速行驶的大型卡车。刹时间，刺耳的喇叭声，轰鸣声，挟着强烈的灯光和震动，排山倒海一样向我们压来；我正预备接受那致命的一撞时，那卡车呼啸着擦身而过，真是生死一瞬。我们都紧张得说不出话，几分钟后，女儿才问了一句：“您怎么这么快就并线了？”
在那一瞬间，我真切地感觉到生命的脆弱。
我看过一位探险家写的回忆录，说是在没有人烟的沙漠中，一只迷了路的小鸟扑到了他的怀里，已然奄奄一息；他切了一小块梨喂它，小鸟本能地啄了一口就死了。探险家郑重地安葬了它——这个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信任人类的小生灵。
生命和生命是相通的，起码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人和人的心灵有时却难以相通，甚至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五．家庭利益
“妈妈”有一次问我们：
“一个假期的家教你们就能挣好几万块钱呀？”
“哪儿有那么多，不可能，有一千多块就不错了。”妻子回答。
“怎么不可能，报纸上讲的嘛！”
有报纸作后盾，我们只好无言。
“妈妈”的表情嫉妒而不满，像是抓到了我们隐瞒收入的证据。
解释与不解释一个样——明星大腕们面对小报记者大概就是如此。
妻子告诉我，在医院陪床的时候，“妈妈”说：
“我一直没把无敌当外人，他在农校上学的时候，我去学校看他，拿衣服回来给他洗。”
“还有一回无敌触电，是婆婆（外婆）救的他，给他做人工呼吸。”
过一会儿又问：
“无敌没跟你说过什么吧？”
“说什么？…没有呀。”妻子不明白她是什么意思。
确实，我从来没有对妻子说过以前的事。而且，有过初中时因“后妈”遭人嘲笑的经历，我再也没有对别人透露过有“后妈”，过去的事情更是不愿意再回想。
所以，她随便怎么说都行。
妹妹的公婆先后去世，留下一套房子。妹夫是长子，为人忠厚，将房子变卖后与兄弟们分了。“妈妈”提起这件事就忿忿不平：
“老太太活着时说好了房子给大孙女的，她那两个儿子胡搅蛮缠，非要插手。乐乐他们也太老实了！”
我接了一句：
“不给儿子直接给孙女，就是作公证都是很麻烦的。”
“妈妈”气犹未消：
“那怎么不行？”
一涉及到她的“家庭利益”，说什么也没用。
在这边，真正的“家庭利益”，他们早已安排完毕。
老二和老四，都从他们的“换房运动”中得到了房子；老三虽然搬了出去，但爸爸和“妈妈”住的朝阳区的房子留有老三的户口，这显然是给老三留着的。我明白了为什么调回北京时不让我们借住，是惟恐我“染指”他们利益的最后分配。
对于既成事实的不公，我并没有和他们计较。
因为我也习惯了。
我给女儿讲过一个笑话：
有一个男孩在路边哭，一个路人看他哭得伤心，问他为什么，男孩回答：
“我丢了两块钱。”
路人说：
“别哭了，我给你两块钱。”
男孩接过两块钱，哭得更伤心了。路人不解，那男孩哭着说：
“要是没丢，我现在就有四块钱了！”
这个笑话其实也是讲给我自己听的。
一个人不能只记住失去的，更要记住得到的。
我已经得到了“补偿”。我凭自己的工作和资历，享受了教育系统分给我的住房，我没有什么可
抱怨的。
但矛盾最终还是因“房子”而起。
本来，“妈妈”以为大事安排已毕。他们别无财产，把房子给她的儿子们一分，心也就塌实了。没想到他们朝阳区的住房面临拆迁，将有一笔拆迁费；而离休干部，又要发一笔购房补贴。这本来也和我没有关系，对我们，他们尽量回避这个话题。
对她的子女，她总还要交代一下。
“妈妈”说：
“我还欠老三一套房子。”
意思是说，这笔钱是给老三的。
老四的爱人一直看不惯他们的所为，此时说了一句：
“要是这样，你们对大哥也太不公平了！”
“妈妈”气冲冲地说：
“这是我们家的事情，你别管！”
这是后来，老四的爱人对我们讲的。还有一些其它的话，因为我没有在场，是后来听到的，我不想多述。
“妈妈”反而很生气。他以为，儿媳的发难肯定与我们有关，肯定与那笔钱有关。
有一次到他们那里，“妈妈”旁敲侧击地说：
“我们还没有死呢，就有人惦记我们的财产。我们有什么呀，家里就这点东西，我们总不能住到马路上去吧！”
“都几十岁的人了还要靠父母，那算什么本事嘛！”
爸爸在一旁又唱起了高调：
“毛主席就是伟大，要不是当年自力更生，啊…，那会有今天这么繁荣？自力更生就是了不起，了不起！”
我不理他们。此时和他们争论不明智，必要的时候我会表态。
对于过去的不公，我已经接受；爸爸“妈妈”的重新表态，让我对他们彻底失望。
作为长子的我，在工资微薄的条件下，对这个家十年资助，但是，在这个家里却没有我的一丝权益。
其实，这些权益我可以放弃，我以前一直是这样做的。作为兄长，我不会和弟弟们争夺什么。但作为“父母”，起码也要对我说一句“对不起”。
但他们不。如同他们过去几十年的所作所为，他们认为这一切理所当然，无须作任何解释，更不要说道歉了。
我不能再容忍他们的不公，我的自尊不允许。我的容忍已经超过半个世纪，已经达到了极限。
我一直相信以德报怨，但结果是——我愈让，彼愈妄；以德报怨反而成了对他们的默许和鼓励，反而成了取怨之道。
看来如孔子所说，“以直报怨，以德报德。”才是正道。
2004年，老二的住处拆迁，他得到了一笔拆迁补偿款，在朝阳区购了一套二手房。简单装修之后，邀请我去做客。我和妻子也带上礼物，祝贺他的乔迁。老二从离婚后一直未能重组家庭，一个人很不容易。
到了老二的新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