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衣女孩 [波兰] 罗玛·丽哥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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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衣女孩 [波兰] 罗玛·丽哥卡- 第2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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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睁开眼睛,虚弱地点点头。“对,对。”她喃喃地说。

  我扶着她的胳膊,把她从长凳上拉了起来。

  “再见。”我对那个胖女人说。她好像更不相信了。她的小狗还在不停的叫……

  我知道当我扶着妈妈走向车站出口的时候,那个胖女人一直在盯着我们。妈妈摇摇晃晃地、深一脚浅一脚地在我搀扶下走着。我们被淹没在人群中,当确定没有人跟着我们时,我终于松了一口气。

  最后,我们回到了街上。

  妈妈前后不停地晃动,眼看就要摔倒了!我得快点。

  我搀扶着妈妈,每走一步都很艰辛。一只手搀着她的胳膊,另一只手提着手提箱,生怕有人跟踪我们。有人注意我们了吗?我们将会被抓住吗?妈妈将会倒下吗?我能及时地把妈妈送回去吗?

  这条路好像没有了尽头,但是最后我们还是到了。我们现在正站在曼纽拉家的公寓门口。妈妈不愿意进去。“但是她们把我们赶出来了。”她说。我第一次意识到这对于妈妈来说是多么羞辱的一件事。但我也知道我们别无选择。我们从来都不能选择。

  “我们必须进去,妈妈。你病了,他们应该帮助我们。”

  过了一会儿,她屈服了。她的自尊如同被狂风吹过的茅草屋一样,瞬间倒塌了。她不再抗拒我扶她上楼。我摁响了门铃。

  克尔尼克娃夫人打开了门。“波济欧姆卡!”她惊讶地喊出来。接着她看到了妈妈。“陶菲拉,谢天谢地……”她用胳膊搀扶着妈妈,扶着我们进了屋。

  “陶菲拉,你应该感谢自己及时生病,要是你到了华沙,恐怕现在已经死掉了。”杜德克一边说,一边把一桶煤倒进炉子里。“嗯,看看这个。”

  他把一份报纸顺着桌子传过来,给了妈妈。这是一份神秘花园发行的报纸,名为“波兰的战争”。

  今天妈妈看起来气色好多了,我也放心了一些。昨天晚上,妈妈睡了好久。现在她看着报纸的大标题。

  “德国公决日即将到来。他们将要站在国家公审法庭面前,对着自己的良心……”她读道,“这是什么意思呢?”她问杜德克。

  “华沙已经起义了!”他解释道,眼睛闪着亮光。“到处都在打仗!每一条街道,每一栋公寓。很多人都死了,包括女人和孩子……德国人把他们活活烧死了———”他说了一半就说不下去了,暗自伤感。

  “这些强盗,”妈妈说,眼中充满了恐惧,“这些强盗!” 

11、离开那里,我的童年就结束了
 
  埃拉突然冒出个想法。“听我说,陶菲拉,”一天她手里拿着一杯伏特加说,“和我们一起住怎么样?具体事情交给马瑞恩,他会办理租房和其他所有手续,你们俩只要和我们一起搬过去就行了。以后不会都像这样———不断地被克尔尼克娃从家里赶出来,毕竟,你们已经在她们那儿呆了一年半了。但是你们也不能再这样不断被刺激下去。你认为怎么样呢?”

  妈妈一口吞下手里的酒,点点头。“你真是太好了,埃拉,”她说,“但是这样会使你和你的未婚夫更加危险。”

  “你们可以挺过去的,就像我姐姐!”埃拉说,“我们都会挺过去的,战争就要结束了,要不然只能怪我们运气不好。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很幸运———不是吗?我们毕竟都活着!而且检查最近也松弛了一些。很多德国人已经离开或是调离了,他们的情况已经变得越来越糟。在前线,有几场重要的战役他们输了。这样你就再也不用麻烦克尔尼克家了,这你我都明白。”

  埃拉是对的,我们真的不能再呆在克尔尼克家了,妈妈点头答应了,于是她们碰了碰绿色的玻璃杯。

  现在她们又开始狂饮了。小狗卡西米尔和我彼此相互无奈地对视了一下。于是我们跑到厨房,坐在餐桌旁的地板上。我告诉它我就要过生日了,我希望能有个玩具娃娃作为礼物。卡西米尔是个很好的听众。几个星期后,我们并没有仔细地打理行李就离开了克尔尼克家,和卡西米尔、埃拉及她的未婚夫一起搬进了一个两居室的小公寓。当我们提着我们的行李箱站在前厅的时候,你会发现克尔尼克娃夫人脸上有一种解脱的表情。杜德克,也没多说什么,但他一定很高兴又可以搬进他那个床下放有武器的屋子。只有奶奶和我相拥了很长时间,“早点回来看我,小不点儿。”她边说边把围巾搭在自己瘦弱的肩上。我知道她会想我的。曼纽拉坐立不安地在前厅徘徊,而后轻轻地吻了我一下。“再见,波济欧姆卡!”她说,然后转身回到起居室,和她的朋友们排练新的剧本去了。

  生活对于曼纽拉来说很简单。

  我在克尔尼克家度过了我整个童年,总是小心翼翼———所以形成今天我这种性格。那里有玩具娃娃、剧本、书籍、音乐、蜡笔和纸片,这看起来就像在家一样,但是所有的都不属于我。这是一个借来的家庭———甚至还有一个借来的祖母,过着借来的生活,度过了借来的童年。离开那里,我的童年就结束了,这些是无法用战争结束前几个月,或者是战后艰苦的岁月来补偿的。我六岁的生日没能得到一个玩具娃娃———因为在当时那种日子里,根本买不起玩具。那时我六岁,但是已经长大了。 

第四部分 俄国人到了华沙
 
  1、戴维之星(一)

  1945年1月18日夜,俄国人到了华沙。他们趁着雪色,悄无声息地遛进城市,谁也没有觉察到。接着,他们分散到城市各个角落。他们脚上穿着闪亮的黑皮靴,就像我原来见过的那些人。他们的语言虽然和德国人不同,但是枪声也是那么刺耳、专横与恐怖。

  这些都是发生在一月下雪天的一个早晨。然而那时我正和卡西米尔安静地坐在餐桌旁的地板上,偷偷地用自己的早饭喂它。对于这些事情,我丝毫没有察觉。

  妈妈和埃拉后来听说了德国人已经攻占了华沙。消息是埃拉在买面包的时候听说的。知道这个消息后,她们心中非常激动但又有些害怕,同时还抱着一些希望。“战争快结束了吧?波兰可能就要被解放了。”她们担心这些人会怎么对待我们。她们说俄国人令人毛骨悚然。他们凶残、酗酒、偷窃,还强奸妇女。埃拉说每个俄国人都偷过很多块手表,而且全部都戴在手上。

  一天,妈妈用力把外衣套在我身上,接着我们出了门。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们踏着雪走到集市广场,一路上我们都很小心。广场里挤满了人,广场周围站着许多俄国士兵。我看他们每个人的手腕,很失望。因为没有一个人手上戴很多块表。俄国人的制服和德国人的制服不一样,但是他们身上也有金黄色的扣子。在他们衣服上还别着一颗红星,这让我想起我们原来经常往身上别的黄星。

  “为什么这些士兵身上都别着红星呢?”当我们回到公寓,在炉火边烤手的时候,我问妈妈。

  “因为他们是俄国人。”妈妈回答。

  这相当于没有回答。“但是为什么是俄国人就要别红星呢?”

  妈妈思考了一会儿。“这很难解释。”她最后说,这也就是说她不想再讨论这个问题了。

  “我们以前不也别过一颗星星吗?”我提醒着说。我还记得祖母坐在厨房的椅子上,在我们的夹克和外衣上缝制黄星。

  “对。”妈妈叹了口气。“那也就是它的由来。那是戴维之星,是德国人给我们做标记用的……”

  有一个词我没听懂,“给我讲详细点吧,”我哀求妈妈,“那时我已经出生了吗?”

  1938年3月,当戴维和托西娅滑雪度假回来的时候———几乎已经是七年前的事了———托西娅突然意识到自己怀孕了。“这是意外,”她告诉妹妹萨宾,眼睛里闪烁着幸福的光。萨宾抱住姐姐,衷心祝贺她。萨宾那时经常来看望姐姐,她也结了婚,很幸福,丈夫是个工程师,是口碑很好的犹太小伙子,叫葛朗特斯。

  后来,她们坐在客厅里喝茶,她们谈论着在德国发生的一些令人焦虑的事情。亚伯拉罕家的远房亲戚住在柏林,最近常给她们写信。他们说,在那儿,犹太人几乎都被解雇,并且在大街上总受人凌辱,还规定了很多新条令,使得他们的生活举步维艰。很多他们认识的人总是突然间就消失了,不留一丝痕迹。突然,托西娅产生一种不祥的预感,觉得有种可怕的事情在等着他们。“当我听到这件事后,我真的很替我未出世的孩子担心!”她说,“如果这儿也发生同样的事,那该怎么办呢?”

  萨宾一再让她宽心。“你不要对那个希特勒太在意,”她说,“他是个疯子,所有人都知道。德国是个文明的民族———想一想我们在学校里修女教我们的。德国人很快就会把他赶下去,正如他上台掌权一样迅速。”

  刚刚下班回到家的戴维也点头称是。“现在你不要想这种事情,”他向妻子说,努力使她平静下来,“萨宾说得很对,这个阿道夫·希特勒就像个小丑一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把家里的狗也起这个名字。”说着,他拍拍这只德国牧羊犬。这只狗是他们最近刚买回来的。托西娅笑了,戴维当然是对的。

  戴卫并没有告诉她,自己很多的朋友都移民去了巴西。他本来也打算离开波兰。但是这里还有他怀孕的妻子、年迈的妈妈和他辛辛苦苦一手创办的公司。而且,他的家族也已经在这里繁衍生息好几代了。克拉格———他永远的家乡。

  孩提时代,他偷过别人园子里的苹果;逃过学;在亚伯拉罕家后花园偷偷地吻过托西娅。他的过去,还有托西娅的过去都在这里。在托西娅的家乡,既说德语也说波兰语,他们尊重、热爱德国文化就如同德国人热爱自己的文化一样。他们认为德国是一个文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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