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出气’，统一不起来。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气’都没有出，积极性怎么调动起来。到中央开会，还不敢讲话，回到地方就更不敢讲话。”“希望解决‘出气’的问题。有什么‘气’，出什么‘气’，有多少‘气’，出多少‘气’，不管正确之‘气’，还是错误之‘气’，不打击，不报复。”
１月３０日，各级召开全体会议，动员大家打消顾虑，发扬民主，开展批评，向上级提意见。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全体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晚上，毛泽东又在各中央局书记会上，对如何开好“出气会”作了指示。
１月３１日到２月７日，主要是召开小组会议，对省委、中央局、国家机关、中共机关及负责同志提出批评意见。
２月４日，毛泽东和大家一起看戏。５日进行春节团拜活动，毛主席和大家一起过春节。
在会上，邓小平讲了党的建设问题，重点是讲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健全党的生活，包括坚持民主集中制、建立党的经常工作、培养和挑选干部、学习马列理论和毛泽东著作等问题。林彪、朱德、周恩来都分别讲了话。
２月７日，大会胜利闭幕。
“七千人大会”围绕总结建国以来，特别是１９５８年以来四年中我国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
在肯定成绩的前提下，初步认清１９５８年以来工作中的主要错误、缺点，确定１９６２年的任务，提出克服困难的办法。
会上，对困难和形势的估计是有分歧意见的。有的人很乐观，认为形势已经根本好转，“１９５８年的劲头又起来了”，“生产高潮正在开始到来”，过两年又“可以组织新的跃进”。华东局的柯庆施一贯极“左”，他对关于形势的分析和提出的任务表示不满，提出：“１５年赶上英国还要不要？干劲还要不要？用什么方法鼓足干劲？越看越没劲。”
刘少奇不仅在《书面报告》中列举了经济形势严峻的事实，而且在讲话中实事求是地说：“农业不是增产，而是减产，减产还相当大，工业也减产。人民吃的粮食、副食品、肉、油都不够，穿的、用的都不够。这种形势，对于许多同志来说，是出乎意料的。现在不仅没有进，反而退了许多，出现了一个大的马鞍形。这种情况是不是应该承认呢？我想，实事求是，应该承认事实就是这样。”
１９５８年以来，出现这么严重困难的局面，过去总是归咎于或者主要归咎于自然灾害，不敢从主观领导工作中找原因。１９６１年５月，刘少奇同志下到湖南宁乡县花明楼进行调查，得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结论，认为困难主要是由“人祸”造成的。
他在会议上指出：“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一部分地区还可以这样讲。……可是，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
刘少奇以大无畏的革命勇气，实事求是地提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说法，让与会者醍醐灌顶，如沐春风。
对工作中发生的缺点和错误的责任，会议认为：首先应负责任的是中央，其次是省、市、自治区一级党委，再次是省以下的各级党委。各有各的账，都有责任。
毛泽东坦率地承认：“去年６月１２日，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
周恩来也说：“对于缺点和错误，在中央来说，国务院及其所属的各综合委员会，各综合口子和各部，要负很大责任。计划上估产高、指标高、变动多、缺口大，基本战线过长，权力下放过多、过散，不切实际的、过多过早过急的大办大搞，国务院及其所属部门，都是有责任的。”
邓小平也表示：“在中央，首先应该由做具体工作的中央书记处负主要责任。”
大会在讨论和分析工作中的成绩和错误的基础上，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经验教训，共计十六条。毛泽东在大会上专门讲了“关于认识客观世界的问题”，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阐述了总结经验教训的重要性。他指出：“在认识客观规律以前，我们的行动总是不自觉的，带着盲目性的。这个时候我们是一些蠢人。最近几年，我们不是干过许多蠢事吗？人家不骂，我们应当自己骂自己。”
毛泽东态度诚恳、谦虚，与会者无不深受感动。
大会自始至终民主风气很浓，连续四天的“出气会”，使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了高潮。毛泽东说：“要让人家讲话，要让人家批评自己。”“有错就改，谁的错误就谁改，是我的错误我要改。”毛泽东表示，不要把他写成圣人，缺点、错误都有，只是占多占少的问题。
周恩来带头检查了自己所犯的两个错误：一是，１９５９年８月２６日在人大常务委员会上，提出了超过可能的关于跃进、大跃进、特大跃进的标准；二是，１９５８年６月２日主持起草了一个关于将轻工业下放９８．５％、重工业下放７０％的文件。
刘少奇也说：“过去这几年，有集中过多的偏向，这种集中过多，不是真集中，不是无产阶级的集中制，而是独断专行。”
陈云说：“这几年我们党内生活不正确。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这种现象是非常危险的。”
著名的“七千人大会”，对于统一全党思想，纠正几年来工作中的错误，动员和组织全党全国人民进一步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克服经济困难，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等方面，都起到了重大作用。
大会以后，全国大力压缩基本建设规模，１９６２年全国基本建设投资完成６７．６亿元，比１９６１年减少５５亿多元；施工的大中型项目比１９６１年减少４０６个。
降低工业生产发展速度，调整工业内部结构。１９６２年年底，全国精简职工９．３５万人，减少城镇人口１２００万人。１９６３年又继续精简职工１００多万人，减少城镇人口３００多万人。
继续调整农村政策，统一了组织生产和进行分配的单位，解决了从高级社以来即存在、人民公社成立后更趋严重的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严格财经管理，控制通货膨胀。加速货币回笼，增加财政收入，消除财政赤字，缓解市场供应紧张局面，满足了人民生活的基本需要。
此时的中国虽然还不是一片莺歌燕舞，但毕竟从泥淖中站了起来，逐渐恢复生机，历史的列车又隆隆前进了。
历史是有情的，也是无情的。历史终于将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存在２５年的人民公社送进了历史的博物馆，那是１９８２年１２月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重新修改的宪法决定：改变农村人民公社政社合一体制，重新设立乡政权。
人民公社宣告退出历史舞台。
其实，毛泽东生前也多次谈到人民公社存在或垮台的两种可能性。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上，他在一份材料上写的一段按语中说：“请同志们研究一下，看苏联曾经垮台的公社和我们的人民公社是不是一个东西，看我们的人民公社会不会垮台。如果要垮台的话，有哪些足以使它垮掉的因素；如果不垮的话，又是因为什么。不合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掉，人为地维持不垮是不可能的。”１９６４年４月１５日，毛泽东在接见外宾时又说：“人民公社现在正在试验过程中，最后做结论是以后的事情。我们不忙做结论。究竟人民公社是崩溃，还是发展，要再看。”
人民公社真正开始崩溃是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经过长达３０年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探索，中国共产党终于从艰难曲折、坎坎坷坷中走了出来，她以大无畏的无产阶级气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敢于面对过去曾经犯过的错误，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明确提出：公社现在的三级所有，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制度“要继续稳定地实行”，不允许在条件不具备时匆匆忙忙地搞过渡。公社、大队、生产队的规模，一般不要变动。之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适合当时农村生产力发展的形式，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迅速取代了原来人民公社的生产体制。
以后，邓小平同志多次就“大跃进”、“人民公社”的问题，发表重要讲话。他说：“１９５８年大跃进，我们头脑也热，在座的老同志恐怕头脑热的也不少。这些问题不是一个人的问题。”“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
历史已经做了结论，人民公社由于违背了客观规律，终于烟消云散了。党和毛泽东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是一次不成功的大试验、大探索。这场规模浩大、旷日持久的经济领域中的试验与探索，也为我们从另一面留下了有价值的遗产。中国共产党从这场试验中获得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教训，其中最根本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