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叹：只有人民公社才有这样翻江倒海的回天力量，也只有人民公社，才能使人在自然面前昂然屹立，做自然的主人。作家在采访的路上还碰到了一个叫王宪三的老汉，他拿着一棵豆子对李说：“你看，这一棵就结了１４００多个荚，我活了六七十岁了，从我记事，我们这里哪一年旱灾也没有今年旱得很，可是哪一年也没有今年庄稼长得好。从今以后啊，我们啥都不怕了！”
创造了如此伟大的奇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人民公社的领导人———陈丙寅红极一时，被上级派遣组成中国岈山人民公社农业代表团，出访印度新德里，到国际上去宣扬人民公社的无比优越性。接到通知后，放牛娃出身的陈丙寅简直有点手足无措了，忙着量体做出国礼服、学习出国礼节、准备出国讲话材料，直到坐上飞往新德里的飞机，陈丙寅还觉得头脑有点晕晕乎乎哩。
前来接替陈丙寅任中共岈山人民公社党委书记的遂平县委宣传部长郭书志，一到岈山，第一个印象就是群众家家户户都没了粮食。４０年后的秋天，我去采访郭书志，当年讲话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的宣传部长变得老态龙钟，那张小白脸上爬满了岁月的皱纹，但思路相当敏捷，一提到岈山１９５９年冬季的情况，郭书志就说：“我接任时陈丙寅出国了，社员家里粮食早已被征购一空。”似乎，征购粮食与他无关
郭书志缓缓地说：“１９５９年的冬天，冷得早哟，一场苦霜挨着一场苦霜，地里早就没有什么了。麦子种得晚，出土慢，远远的只能望见黄黄的一片，近了才瞅见土坷垃窝里的麦芽。去楂岈山公社接陈丙寅的工作，我心里就犯嘀咕，没了粮食吃，群众的日子怎么过呀？心里想，可嘴上没敢说。那时候，都是看透不说透，说透就挨斗。有时候是我们斗人家，说不定一会儿自己就挨斗。正当我发愁粮食的时候，又接到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的电话，又是催着我布置反瞒产工作哩。唉，明明群众已经饿肚子，可偏偏叫反瞒产，这瞒产可咋个反法呢？”
中共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火冒三丈，对着电话筒简直是在吼：“当前粮食工作中的两条道路斗争十分激烈，你死我活。大丰收是客观存在，是事实，不承认是不行的。楂岈山人民公社是闻名全国、全世界的地方，怎么也发生闹粮问题，这是思想问题，是两条道路的斗争，必须狠狠地打击闹粮的不法分子。私分瞒产是普遍的，多数是在干部有组织有领导下进行的，他们藏粮食从天空到地下，从山坡到河沟，从村内到村外，这是造成粮食紧张的主要原因。闹粮主要是思想问题，思想问题解决了，粮食问题也就解决了。要展开对观潮派、秋后算账派、极右派的斗争，不要手软，要狠狠地斗，狠狠地批，把粮食挖出来。明天你们遂平县要组织一个挖粮报喜高潮，向地委报喜，否则，以违犯党的组织原则论处。”口气是蛮横的，但却代表着权威。
遂平县委岂敢怠慢，县委书记蔡中田晃着高高的身板，一头钻进漫天大雪里，急急忙忙赶往楂岈山人民公社，６０多里路一口气走到。一见到郭书志那张焦虑不安的小白脸，蔡中田就急匆匆地吩咐：“开会，召开三级干部会，快。”
不到半个时辰，蔫头耷脑的大小队干部被召集到公社大楼前的空场里，有的人披着蓑衣，有的人戴着斗笠，有的人头顶油布。蔡中田站在前面，一口气讲了两个多小时：“粮食问题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反映，也表现了农民的自私自利，这说明没有共产党，他们是不能长期革命下去的。我们必须承认今年是大丰收年，下面没入库的粮食还很多很多，群众偷走的也很多。那些队长和会计的觉悟不高，常常串通一气藏粮食。我们要下狠心，穷追不舍把粮食挖出来，不留一点死角。注意打击敌人和落后分子，不能手软，更不能姑息迁就，该捕的捕，该斗的斗，谁有意庇护他们，就连他一块儿斗。”雪飘飘扬扬地下着，蔡中田头上、身上落满了雪，但他全然不顾。听众没一个敢动的，粮食问题把人搞得麻木不仁。
郭书志又讲了一通，宣布分组讨论，自报粮食。会议刚结束，大小队干部便炸了营，议论纷纷，周彦庄党支部书记周文点说：“这次一来，我就知道坏事，想着就是挖粮食。挖吧，反正是快过共产主义了。”
大营大队王继元嘟嘟囔囔地说：“我就猜着这次会是挖粮食，粮早挖走了，吃的都没有，还挖粮哩，咋挖？”
胜桥大队党支部书记高德，在县里召开的反瞒产三级干部会上吓病了，回到家里汤药吃了十几剂，刚见好。今天他被通知来参加开会，心里就一阵紧一阵地敲鼓，一听说要留下来讨论挖粮食，心里一急，眼前直发黑，一头栽倒在地，嘴里直吐白沫，下意识地说：“没粮食……真的没粮食……”人们七手八脚地把高德弄进屋里，他仍浑身不停地筛糠。
人们被弄进几间大房子里，分组讨论，自报粮食数字，会议一开始就陷入尴尬的状态。任凭公社干部磨破嘴皮子，就是没有张嘴说话的，人们你看我，我看你，只用眼神表达内心的世界，谁也猜不透每个人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高庄大队的统计员高秀仁干脆来个老和尚打坐，坐着呼噜呼噜地睡将起来。他这一呼噜不要紧，仿佛传染病一样，会场上立时就有几十个瞌睡者，有装睡者，也有真睡者，主持会议的干部们急得一头汗，还是没挖出一斤粮食，眼看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郭书志急得小白脸更白了。
逼急了，人们开始三三两两地发言，光说今年是个丰收年，打的粮食够吃的。干部们问打了多少斤？队长们的头一耷拉，都说没数，不知打多少斤粮食。有的说今年确实打了不少粮食，小麦打了多少，豆子打了多少，红薯种了多少，一问还有没有粮食，回答说都上交了。
干部们急了眼，使出了绝招：“背靠背”。
把生产队长和会计分开，队长在一间屋，会计在一间屋，分别由干部们把着门，一个个地过堂，６连连长刘贺圈一见这阵势，当即吓得把屎拉了一裤裆，臭烘烘的屎水顺着裤腿往下流。当下就提着裤子颤颤抖抖地说：“我报……我报６００斤……谷子……”
这“背靠背”乃整人一绝，一般都经不住这么折腾，只好从实招来。干部们先审会计：“快老实交代吧，现在就看你的了，你们队长已经把你供出来了，说你知道藏粮的数字。你说了可以从轻处理，不老实交代就不客气了。”会计一听队长把自己供了出来，心中颇觉憋气，也就一五一十地把藏粮情况供了出来。其实，队长一句话没讲，根本不知道会计已经从实招来。这叫“离间法”。这边，干部又找到队长，说：“会计已经交代了，你们队共藏粮多少斤，在什么地方藏。你老实交代求得宽大处理，否则后果自负。”队长一听，心里直骂会计没人味儿，原先商定好的谁也不能讲，你为什么先把我出卖了？队长也就从实招出来了。
“内奸”混迹人群侦破藏粮
袁庄大队大小干部２０多个，挖了一天没挖出一粒粮食，急得干部们一头火。
袁秀申大队长心生一计，从人群中找出一向老实胆小的三队会计袁根，私下交代说：“袁根，你听着，你藏粮的事领导上已经知道了，就看你态度如何了。如果你能在这次挖粮中表现积极，可以不追究你个人的问题，将来还要表扬你。”袁根本来心虚，经这么一说，早已是冷汗一头，忙说：“中，中，党叫俺干啥俺干啥。”袁队长眼珠一转说：“你到队长、会计堆里，注意打听他们谁都说点什么，及时向我汇报。”袁根忙点头说中。可以主动赎罪，袁根自然卖命，混迹于人堆里，支楞着耳朵听周围的人说话发牢骚。二小队队长李文正低声发牢骚：“我的思想问题咋着也解决不了，白搭，现在还有１０００多斤红薯哩。”吴寨村排长孙富清说：“我这党员也当不成了，瞒产２０００多斤红薯。”三连五排长孙长更说：“我藏了３５００斤豆子，谁也休想挖走。”
他们万没想到隔墙有耳，袁根装作上厕所溜出会场，悄悄告诉大队干部。这一下李文正、孙富清、孙长更算倒了血霉了，好一顿批斗，老老实实交代了问题。挨了整，他们还纳闷，莫非上级领导有千里眼，要不怎么会这么快就发现自己藏粮了呢？
重利诱供人人告密
公社干部们在会上宣布，谁要是主动揭发出别的生产队藏粮情况，挖出的粮食可以让揭发者吃一半。这一政策的宣布，确实让不少人动心，眼下村村吃了上顿没下顿，谁不想多弄点粮食啊，粮食是命根子！三连连长贾守业最先经不住诱惑，他领导着２００多口人，早就没粮食吃了，群众饿得发昏，把树皮都剥吃了，要是能弄到一点粮食，他贾守业无疑积了八辈子的德。可是揭发谁呢？他心里算来算去拿不定主意，他知道村村都没有多少粮食了，其他村的人们同样饿得没办法。但一想到本村老少爷们一张张瘦瘦的脸，老贾狠了狠心，揭发了二排长赵德文在皂角树边的红薯窖里，藏有２８００斤红薯。那边赵德文还蒙在鼓里，公社干部叫到他时，他还装得若无其事，可一提到有人揭发他藏了２８００斤红薯，地点又说得十分准确，他一下子就瘫在地上，但很快又从地上蹦起来，拍着屁股疯了般地喊：“日他奶奶，我也揭发，我也揭发，刘耀西在村东头有６个红薯窖，硬说成４个，瞒了两个，也有２０００多斤红薯。”刘耀西一听有人揭发了他，也恼了，黑丧着脸说：“我揭发五排长李春华，今年秋天家里放了５００斤扁豆。”你咬我，我咬他，人们为了粮食红了眼睛疯了似地咬成一团，直咬得人人遍体鳞伤，鲜血淋漓，仍在狂咬不止。结果，挖出的粮食全部上交，谁也甭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