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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她来说，完全真实的书，甚至是传记故事，应该出自暗处，出自经过提炼的记忆。这种记忆不过是一团雾，一种关于有利于阴影和怀疑的记忆的记忆。人们可以相信，也可以不相信。
我还有太多的回忆，这我感觉到了。但在她沉默的当儿，我即席创作了，我甚至创作了一些疯狂的故事：事实上，那个中国人是她母亲的情人，而她，是这桩秘密结合所混血产下的女孩。她母亲只是一个好斗的妓女。当这个女人去世时，她身边有600只小鸡，床的四周有40平方米的小鸡，还有羊。至少她是个有怪癖的人，很可能有情人。
玛格丽特是否从这场通奸中继承了这张亚洲人的面孔，并且在她生命的最后日子慢慢地变成了一个汉族女皇？但我很高兴，很快乐，玛格丽特的书也有此倾向：车站的那种滑稽可笑和幻想。在她的书中可以找到一切，纯洁的和不纯洁的，通俗和诡辩，正如生活中的她一样：掩盖或提示空虚，两样都滔滔不绝。
最后，她烧了整座林子。尽管喉咙被刺穿了，她仍要让别人听见她的声音。但在这一点上，我感到很伤心。我再也听不出她的声音，也认不出她。这个朋友消失了，荣耀从我这儿把她夺走了。我只记得起来我过去爱过她。她对某些人来说才是“明星”，她还在歌唱，在她嗓子很漂亮的时候。现在，她打嗝了，人们跪着听她说话。她用伤心的声音给人以教诲，所有信徒都来者不拒。
扬，非常忠于她的人，对我说：
“你错了，她看见自己离去了，她很痛苦。不再活在世上了，这对她来说是不能容忍的。”
“她不再嘲讽人了。”
“你不再了解她。”
也许……我宁愿认为她死了。我已常常将她埋葬。几个月过去了。我已习惯她不再存在。
作家去世了，但人们可以永远喜爱他的作品。1996年，伊丽莎白·德帕迪厄、奥罗尔·克莱芒和雅克·斯皮赛尔在蒙巴那斯剧院演出《河流与森林》和《萨伽王国》。2月份，为了庆祝我的生日，我为十位朋友定了十个座位。看完演出后，我们举行了庆祝活动。扬也来了。他送了我一束花，非常漂亮，关于玛格丽特的健康状况，他显得很谨慎。他不能忍受她越变越小。他说她有时和他在一起时他仍觉得她“跟以前一样”，但她不想让别人看见她这副模样。他把圣伯努瓦大街的家门关得紧紧的。除了乌塔，对谁都不开。
由于我们刚在剧院里领略过她昔日的幽默，玛格丽特又出现在庆祝活动当中，那天晚上，我们大家都非常高兴，并决定再次聚会。
演出后的一个星期天，扬、伊丽莎白和奥罗尔来我家中吃饭。我们定了时间：3月3日。
刚好在那个星期天，1996年3月3日，演出结束后，演员们宣布：玛格丽特去世了。
女友杜拉斯（63）
我原以为她已经死了，但那是另一回事，又出现了另一种死。
那天晚上，扬大部分时间都不在，但伊丽莎白和奥罗尔在。我们一起追忆她。当人们开始追忆已去世的人时，昔日就像忧伤一样使人们心情沉重。我们也谈起了昔日的她，但我们照样笑。追忆玛格丽特不能不笑，不能不把痛苦与这种滑稽结合起来，它曾像酒精一样，帮助她忍受生活。
漂亮的塔蒂亚娜也加入到我们的行列之中。她曾演过蒙巴那斯剧院的那场戏，现在与布鲁诺一道生活。布鲁诺是个可爱的摄影师，玛格丽特最初的那批电影就是他拍的。他忠于爱情，忠于友谊。那天晚上，她的一群朋友重新聚集在一起，就像在诺弗勒一样。十二年的不快之后，我又重新加入其中，几乎完全出于偶然。
我们永远分离了吗？现在，也许是这样。所以，为了不让她失去，我要写。至少，她在纸上不会死。正如她说过的那样：“写作永存。”
我不打算参加她的葬礼。我在圣伯努瓦大街她家的信箱里给扬和乌塔投了一封信。我甚至不敢上楼。
玛格丽特在世时不希望我再靠近她，我尊重她的意愿。
在马莱伊…勒吉庸，我本来可以再见到她的。但不是在圣日耳曼…德普雷，不是在教堂里，除了在已成废墟的瑞米耶日，我从来没见过玛格丽特上教堂，哪怕是在罗马。
安托万举行洗礼时，她说：“为什么不？一种赎罪的仪式……”但为了上天堂……我猜扬愿意上去看她。扬想象葬礼应该十分壮观。棺材后面跟着一大群人。就像为维克多·雨果送葬一样。
乌塔羞答答地提出异议：“我母亲不会喜欢这样的。”但谁都知道我们的送终习俗。
我的朋友维奥莱塔告诉我，在巴西东北部，所有接近过死者的人，哪怕只短短的一瞬，都必须聚集在死者的坟墓边上，以重新创造他完整的生命。
“哪怕你在她的生命中只占小小的一部分，你也必须出席。我和你一起去。”
我们提前到达了。教堂里已挤满了人。我们准备从旁边溜进去，但两个我在阴暗中没有认出来的年轻人过来找我：“你的座位已经预留好了，在前面，和家属在一起。”
我的泪水突然涌了出来，终于，我被一个家庭接受了，而这是她的家庭。我认出了让…马克和让娜，我从他们后面走向教堂的唱诗班，这一回，我的头脑糊里糊涂的，好像这十二年并没有过去。十二年前，我没有哭。我年轻时就学会了对付忧伤，我突然感到十分幸福，这种让众人在此进行告别的仪式，把我带到了幸福当中，我因重逢而幸福得流泪。
女友杜拉斯（64）
扬和乌塔走在棺材后面，两个年轻人就像两张小小的纸。一本书中的纸。她曾写下这个可怕的句子：
“由于各种原因，我的一生充满了耻辱。”
亲爱的玛格丽特，我也为她的痛苦而哀伤。我听见她说：“痛苦就像是一种解除痛苦的方式，就像是第二次爱情。”
巨大的耻辱！谁能说出对自己如此无情的话来？也许只有另一个已故的朋友阿兰·坎尼能。他下葬的那天，几乎没有任何人参加。圣罗什教堂里没有部长，甚至没有演员为伟大的阿兰送行，只有剧场里为《金首级》1发出的雷鸣般的掌声。
我不像有的人那样酷爱葬礼，但我到了能将其作出比较的年龄。玛格丽特的葬礼是最简短、最混乱的。三月的阵雨倾盆而下，袭击着泥泞的墓穴。
我立即回到了诺弗勒，在她倒塌的屋子四周踯躅。几年来，我给她寄照片，告诉她房子该修了，屋顶塌了，树叶该修剪了。她很少放在心上，任百叶窗和画自行损坏。她命令乌塔什么都别碰，于是乌塔任蜘蛛张网，鲜花枯萎。甚至连插座也不能换。玛格丽特在阴间还在看：哪怕小小的一笔都会赶走此处的灵魂。
今天，这座神奇的屋子已经不能用了。它胜似博物馆，胜似作家的住所，玛格丽特已把它变成了静寂森林中的美人城堡。人们进入其中，将倒退无数个世纪，或者来到一个迷人、没有参照物、像她一样传奇的世界。乌塔在里面听莫扎特的音乐时，又在其他东西之后加了一棵仙人掌。
扬潇洒地消失了。我希望他在修道院或妓院里，但我相信他躲在别处。他在写一本我希望见到的书，而不是绝望地以酒浇愁。
当这个故事差不多结束时，我感到一阵悲伤。好像要跟玛格丽特最终告别似的。于是，我在我们共同的道路上又耽搁了一会。由于疏忽，一部分手稿被人偷了，我只得重写。我寻思怎么会这样，也许是她不愿意我写，但我像在《是的，也许》最后的对话中一样回答自己：
“为了以后的孩子们。”
1996年于诺弗勒城堡
译后记（1）
译完《女友杜拉斯》的第二天，我便匆匆飞往巴黎。这次赴法时间虽长，但主要与出版社谈业务，不准备采访太多的作家，但米榭勒·芒梭是一定要见的。
之所以要见芒梭，不仅因为我在翻译过程中遇到了不少困难，一些人名、物名、地名和书名需要咨询，一些特殊的背景需要了解，更因为芒梭和杜拉斯亲如姐妹数十年，可以说是最了解杜拉斯的人之一。我译过杜拉斯的小说，写过不少关于她、关于她的书、关于她的电影的文章，编过亨利·莱里的《杜拉斯传——羽毛之重》，手头又刚好有一本在法国刚出几天、闹得沸沸扬扬、厚达600多页的《玛格丽特·杜拉斯》（劳尔·阿德勒着）。凡此种种，都促使我去见芒梭。
然而，阴差阳错，一系列的不巧使我们在一个月后才好不容易联系上。那天一早，我还没起床，她便打电话来，说：“终于找到您了。我下午两点的飞机去美国，两个月后才回巴黎。”她要我立即去她家。我那天上下午都有约会，晚上又要去德国，但还是抽中午的时间赶到她家。当时，她已收拾好行李，准备出发。
芒梭并不像我原先以为的那样，靠杜拉斯的荫庇成为作家。她出身名门，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60年代就开始出版小说。她曾在电视台当记者，写了大量的纪实作品，萨特还给她的书写过序呢！她的文字相当洗炼、流畅，语言平易而富有磁力，特别容易动感情，这些在本书中都表现得很充分。我很纳闷，这么一位出色的作家，怎么能忍受杜拉斯的反复无常，甘心陪伴杜拉斯数十年，随杜拉斯搬家，跟杜拉斯一同喜怒哀乐，让自己淹没在杜拉斯耀眼的光环之中呢？芒梭回答说：“我脾气好。”随即又补充了一句：“她很孤独。”的确，杜拉斯相当孤独，尽管她周围常常有崇拜者，但她的内心永远只对她自己开放，她的过去、她的爱情只属于她自己。“我总想保留一个地方，让我独自呆在那儿，让我可以在那里爱。”她声称所有写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