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现自己用现在时写作，而过去时或未完成过去时更适合已经过去的那些时刻。我也许是随她的爱好，或者，就像经常发生的那样，她的选择自然而然地与我的选择相符。这来到我笔尖的现在时，那是颤抖的时态，使得她依然活着。她穿着小小的高帮皮鞋，笑着，身体结实。眼镜大大的，双手细细的。她的声音，慢慢地轻下去，然后消失。
我们也交换菜肴。她用越南色拉、西班牙汤甜猪肉、白菜包肉换我的白奶油和高级调料。她教我怎样煮小扁豆和菜豆。她熟悉家常菜和便宜食品：干菜，红肠，猪牛羊的头、蹄和内脏。她根据自己的想象做菜，有创意，经济实惠，十分灵巧，就像她用古老的脚踏缝纫机做衣服一样。她用在圣皮埃尔市场廉价买来的零头布做出好看的衣服。她说，一个人如果有天赋做某事（比如说写作……），就有天赋做任何事：音乐、果酱、汤。她指着维希产的配料对我说：“最后，你切碎细香葱，放在那儿，你就成功了。”
她希望得到成功，甚至在灶台上也如此。我感到很高兴。
她会因为一口长柄平底锅而发脾气。那口锅是她好不容易从一个超级市场买来的，她觉得现代到了极点。“你应该买，那是一口透明的长柄平底锅。棒极了，可以看煮萝卜。”看煮萝卜有什么意思？我的问题激怒了她。假如别人不能分享她的热情，她就会生气。她以这口平底锅与她固有的悲观作斗争，这种悲观把她从一个她在那儿找不到什么理由开心的世界拖向悲剧。而当她找出一个理由的时候，她又不想让别人破坏掉。
她会夸耀这口平底锅夸上一个星期。同样，她会餐餐吃同一个菜直到不想再吃为止。我也喜欢她的固执。她像一头顽固的小驴，不到南墙不回头，而大部分人早就迷途知返了。
她不管别人口味如何。爱她的人迁就她或自己另做其他菜。她的专横让人难以忍受，但人们并没有被迫一定要忍受，除了她儿子吼叫说她独霸天下。乌塔成年后母子常在饭桌上就此吵架。这种可以说像是夫妻间的争吵习惯久而久之竟成了一种消遣，对母亲和孩子都是如此。我想起乌塔曾叫道：“没有卡洛斯·达莱西奥的音乐，《印度之歌》1将一无是处，完完全全一无是处。”对于这种犯上之罪，玛格丽特哈哈大笑。只有他，“她的孩子”，正如她所说的那样，可以对她如此傲慢无礼。
我在饮食方面也有点蛮不讲理：我吃得飞快，视三餐为苦差，我们两人都很讨人嫌。她贪吃，而我却害怕没有饥饿感。两种女人：矮小健壮的黑发女人和自愿厌食的金发女人。她的自信使她变得更为专横，但同时也变得才华横溢。我儿子咒骂我要轻得多，但我不笑。
我去她家吃饭时，总带些多出来的东西：牡蛎、蛋糕、好酒。她很兴奋，永远不会感到太多，她喜欢多多益善，因为她自己平时很省。她毫不做作，又成了湄公河边的小女孩。她往往像小时候端饭碗一样端着碟子，用左手举起，送到嘴边，像用筷子一样用叉子。
她到我家来吃饭时，却两手空空。她有一次这样说：“我把我自己带来了。”她脸皮厚得让人吃惊。有人觉得她很可恶。但我邀请她与朋友们一道吃饭时，却给他们送了一个大礼。几年后，他们还记得起来：“你想起来了吗？玛格丽特在场……”“当我在您家遇到玛格丽特时……”大家对她印象很深，并不是因为她出名——而且，1984年之前她远没有这么出名——而是因为那天晚上，她使得现场气氛变得非常热烈，让人反对、大笑、思考。她不让任何时刻虚度。人们说她吝啬，其实她是以别的方式付出。
首先是让人阅读。一个作家，假如人们首先感谢他把美好的阅读时光献给他们，他是可爱还是可恶，吝啬还是慷慨又有什么关系呢？
女友杜拉斯（4）
作家像所有的艺术家一样，尽管有时当众作假，但他们对自己的价值知道得很清楚。玛格丽特像她的书一样，她明白自己的作品的力量。她的独特之处之一，就是说没有说过的话。甚至加以夸张。为了更好地惊世骇俗，不惜献出生命。
她也给夜晚的聚会带来欢乐，那种轻快是贬低她的人所想象不到的，因为他们不去看她荒诞滑稽、具有喜剧色彩的剧作《街心广场》、《萨伽王国》、《是的，也许》、《河流与森林》等。
她到处搜寻词汇。在商人们家中或周围的咖啡店里。她与村里的每一个人聊天，而且一聊就没个完。她关心管工、不识字的通烟囱工人的疾病和家庭，能记住他们的孩子的名字，还有他们说话的用词。在诺弗勒，她被当成是一个善良的大妈。在“体育”咖啡馆被当做常客。在报馆里，人们则觉得她有点怪，她晚上出去买东西，并抱怨店铺关了门。
泥瓦匠问我：“玛格丽特对我说，脑力劳动比体力劳动更累。你觉得她说的有道理吗？”
她把所听到的事情带回来告诉朋友们，看看有什么效果。她会不知疲倦地重复同一个笑话，并笑个不停：“我曾对女佣说：‘我的儿子乌塔，他害我。’她问我：‘他伤了您哪里？’”她的笑声传播开去。这种回答，假如我还记得起来，我一定还会发笑。1982年之前，我几乎没有做任何记录。那年夏天，她不仅是个朋友，而且是个老大姐，也是一个正被酒精杀害的作家。我担心那是她最后的夏天，于是开始做笔记。
女友杜拉斯（5）
我们的初次相遇要追溯到1955年。那时和诺弗勒还没有关系，玛格丽特完全住在时髦的圣日耳曼…德普雷区的圣伯努瓦大街。当时，这个区更多地与萨特和波伏瓦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而不是她的名字。她已经出版了不少小说，包括《抵御太平洋的堤坝》，但在知识界还不出名，在伽利玛出版社刚开始有影响。
我呢，谁都不认识。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初到巴黎的外省少女。这时，罗贝尔·西比翁，一个有学问的年轻人，建议我到玛戈家去吃饭。西比翁是《借我你的笔》的作者，那是一本微妙的仿作集子，受到过雷蒙·格诺1的赞扬。西比翁称她为“玛戈”或“拉玛戈”，亲热，但带有一点嘲讽的意味。他和他的朋友们：高、鲍斯特、阿斯特鲁克、罗兰及其他小伙子整天泡在街区的酒吧里。他们像在部队里那样，以姓相称。高最讨厌女人，他把我叫做“咪咪”。我只有在吃饭的时候才能被他们接受，因为西比翁强迫我上去。女人们稍后出现在酒吧或夜总会里。没有玛戈，她可能不去那些地方。小伙子们谈起她时，语言却相当朦胧，有点像中学生。她使他们傻笑。当时，他们不敢嘲笑一个真正写书并且有些经历的女人。这可一点没错。
我无知到极点，西比翁说他感到很惊讶。他开始成为我的皮格马利翁1。他给我送“文化邮包”：麦尔维尔2全集，孔拉德3全集，卡夫卡4全集，这些都应该读过，至少一遍。他明确地向我指出。我开始阅读，不敢拖延，每个作家我至少读他一本书。“啊不，不应该这样读……”西比翁没有泄气。他就像一个良师，教我这个什么都不懂的学徒。他活泼有趣，拉我到圣伯努瓦大街去实习：“你将看到活生生的作家，也许是米肖5、巴塔耶6、热内7或梅洛8。你会感兴趣的。”
感兴趣！我站在楼梯的平台上目瞪口呆。幸亏西比翁所列举的那些大思想家那天晚上一个都没到，而那些在套间和前面两个房间里开玩笑的人又谁都没有注意到我。他们寻欢作乐，喝得要醉不醉，我感到大为震惊。我还以为会听见一些政治性的讨论和博学的交谈，但人们所讲的尽是一些我不明就里的趣闻轶事，含沙射影，并玩些令人哄堂大笑的文字游戏。我惊讶得竟忘了和他们一起大笑。
谁参加了晚宴？也许有维托里尼1、德桑蒂2、格诺、莫兰3。也许还有他们的妻子，热内特、多米尼克、让妮娜、维奥莱特。马斯科罗4无疑是和玛格丽特住在一起。但我甚至连她都记不起来了。整个晚上她沉默寡言，无足轻重。这令人难以置信，但事实确实如此。而在更年轻的时候，她也曾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她的《痛苦》5就是证明。当时，她已经与共产党产生矛盾。
关于当时的情景，我没有留下任何确切的记忆，是由于漫不经心吗？我鲁莽地到处奔走，收集材料。《快报》开了个头，我也跟着掺和。我只弄了点次日的蜜糖，一篇短文，随后便被相继而来的节日淹没了。我不动脑筋，只管往前快跑。想得到一切，什么都不愿失去。那个时期是如此麻木，还没有从种族灭绝中恢复过来。
第一次在玛格丽特家里吃饭的情景，我只记得起一句话，离开时，西比翁说：“喂，你很厌烦，没有开口。”他应该知道我无话可说，知道目瞪口呆的我成了他介绍给我的那个人的俘虏。
第二年，1956年，是布达佩斯，苏联坦克开进了匈牙利，酒吧里说话的语音变了。街区里为数众多的共产主义者及其同路人在没完没了的争论之后瓦解了。我们不再去圣伯努瓦大街。玛格丽特已被开除出党，她会取得很让人丢脸的胜利的。西比翁和他的朋友们给她取了一个新的绰号，他们把她叫做彼特·劳尔，那是个一脸凶相的美国演员的名字。
现在，由西比翁来给我上政治课，那也是一项了不起的工作。他首先教我我是个资产者。我把眼睛瞪得圆圆的：对我来说，“资产者”这个词自1789年以后就不用了。他还教我另一个完全闻所未闻的词：流氓无产者。他向我显示了它的重要性，但我太微不足道了，尽管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我与《快报》的人在八个阿尔及利亚人被杀的夏罗纳地铁站前游行过。我远离玛格丽特和签署过“121”声明的知识分子。
后来，西比翁说我比他更左，但那是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