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就是我。我无法像她一样激动。
“怎么，你睡觉了？这是讨厌的极权结束的开始。你看到勃列日涅夫了，你看到马歇1在莫斯科了。他们俩在那儿一起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开幕式。所以说，他们完了。你明白吗？”
“我们可以去格但斯克吗？”
“没有航班了。”
我提出动身，这个建议使她感到很高兴。她不再责备我，甚至还倾诉起自己的哀愁和孤独来。
“假如有种政治解决办法，能缓和国际局势，减轻人民痛苦，我可以停止写作。”
她说，世界的政治形势对她来说永远是重要的。
“格但斯克的这种快乐，我今晚无法向任何人讲述，我无法写作。”
电话谈话持续了很久。如果不再相信共产主义了，还怎么能是左倾呢？她把自己的想法录了下来，说，科技进步越快，智慧就越萎缩。
“我没有背上极权思想的包袱。我还是马克思主义者，但这已经不够了。”
她写道：“左倾，是一种关于失望的知识，是一种流放，是听别人说话，是不承认任何首领，是认识不公正、拒绝和侮辱，是没法不这样做。”
我就处于这种没法不这样做的境地当中。我们共同分享这种有时让人后悔的偏执。
玛格丽特高兴地原谅我们：
“你知道，后悔属于某一阶级，别的阶级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后悔。”
她越来越经常地接近上帝的理念。
“左倾比自称有信仰的右倾更少失去上帝。”
“那个女人，是善良的化身。神圣的善良。”玛格丽特说。她刚遇到弗朗索瓦丝·多尔托。我想起了她对另一个女人非凡的尊重，想起了她的克制。晚餐期间谈些什么呢？多尔托说得比杜拉斯更多。
女友杜拉斯（35）
在特鲁维尔度过了夏天和秋天之后，玛格丽特回到了巴黎。圣诞节前后，我们在诺弗勒见面了。我第一眼就看见酒杯又出现在她的身边。她伸出手所抓住的这个普通小酒杯，就像她的玉石手镯、戒指或连着厚皮表带的手表一样，与她形影不离。我还看见一个新来的年轻人，起初我还以为是乌塔的伙伴。长久以来，乌塔众多的朋友老在这狭长屋子的这头或那头出现。对我来说，这些小伙子长得都差不多。他们有时偷偷摸摸，有时乱跑乱闯，成了这对母子忠实的卫士。玛格丽特称他们为“乌塔帮”，但很亲热地接待他们。他们当中有杰洛姆、让－马克、让…米歇尔、艾尔韦、阿莱克斯以及另外一些来来往往、在节日之夜出现的人。
这个羞怯的年轻人戴着眼镜，脸色有点苍白，可能是他们当中的一员。但玛格丽特只简单地说了一句，好像这是一件大家知道的事情。
“这是扬。”
我明白了，他不属于乌塔帮。
她在特鲁维尔没有跟我说过扬要来，甚至以前也没有提到过这个给她写了好多年信的外省大学生。我对那个八月底的夜晚尚一无所知，她把他请到她位于黑岩公寓的家中，要他带酒来。极具诱惑力的来访，极具诱惑力的酒。我对我将得知并且看得很真切、太真切的事情还一无所知。
女友杜拉斯（36）
今天，全世界所有对玛格丽特感兴趣的人都可能已熟悉这段爱情。最好的是通过她的作品，最差的通过热衷于丑闻的传媒。
但愿爱情就是丑闻，这不是让玛格丽特不高兴。这甚至是她的“信条”。不过，但愿年龄——这个年轻的男人和玛格丽特几乎相差40岁——是这个丑闻令人兴奋的原因。那样的话，他们双方在现实与幻想中深深地体验了15年的这段微妙而复杂的感情，就变得再平常不过了。
也许我们不知疲倦、如此好奇地讲述的只是一些无法讲述的东西？我一看见玛格丽特和扬在一起，就感到他们之间的关系很复杂：扬正是玛格丽特所夜思日想的那种人。在按响黑岩公寓的大门之前，他就已经是她作品中的一个主人公了。他是那种软弱的男人，既无财，也无权。正因为他不可能成为情人，所以他才有可能成为情人。两个人大同小异：同样缺乏生活能力，同样清醒得让人无法安慰，这使得他们两人会一起大笑。
他们经常笑。他们也争吵。在前几个月里，扬沉默寡言，如饥似渴地接受玛格丽特直接向他提出的尖刻而公开的意见：“哎，扬，你总是一言不发！”或更严厉地在饭桌边当面对他说：“扬，你什么都不是。”
扬毫无怨言地忍受玛格丽特的任性和专横，这本来会让人感到怜悯或让人瞧不起。但他的小心谨慎，他在此事上的细心，使他歪打正着，更给人以好感，露面更多。
他自信而平静，不虚伪，不招摇。当玛格丽特冷得发抖时，他便把披风披在她肩上；当晚会结束，她走路蹒跚不稳时，他便去扶她；当她弯不下腰的时候，他便替她系鞋带。他是个骑士，为人服务，却不奴颜婢膝。他在她身边所占的位置，人们觉得由于种种深层的原因很适合于他。有时，让人感到不舒服的是玛格丽特。她会产生一种极为隐蔽的失望。
玛格丽特和我不公开各自的爱情秘密。正如扬出现在诺弗勒之前，她没有告诉我任何关于他们相遇的故事一样，我也没有预先告诉她马居斯走进了我的生活。
这两个男人几乎是同时出现的，好像孤独的限期到头了，玛格丽特没有表现出任何吃惊的样子。她总觉得例外是极正常的。
马居斯只受过一次批评：“法官，那又怎么样？我一个都不认识。”
我也一个都不认识。
我们四个人满足于互相观察。几个月后，友谊加深了，我们一起去罗马。我们带着我们的孩子卡罗琳娜和乌塔。他们的调情使我们觉得很有趣。
在罗马，玛格丽特受到了一群又一群女人的欢迎，新闻记者们也对她大加赞扬。这种成功使她忘了一切疲劳。她大量喝酒，每天晚上只睡三个小时，我像她一样失眠，很难跟着她在晚会上呆得那么晚。我都站不稳了。确切地说，我每天数次直挺挺地躺在罗马的人行道上。她嘲笑我，也嘲笑自己：“荣誉，那是什么鬼把戏啊！《广岛之恋》上映之后我就获得了荣誉，请注意，这有时也挺管用。”
法国大使馆请她单独去喝茶，她把我们全带上了：“我喜欢带谁就带谁。”结果我们五六个人提着大小塑料袋到了法尔内斯宫，塑料袋里装满了我们刚买的拖鞋。她高兴坏了：“我们真像是乡下人。”
文化参赞来了，对她说大使夫人要接见她。她准备离开，因为等她的不是大使。参赞不得不找出一个重要的理由，说大使不在。于是，她同意前往。她矮矮小小的，却很高傲，后面跟着那帮吵吵嚷嚷的人，来到法尔内斯宫的圆拱门下。
吃点心没有延续多久。她拒绝茶和橘子水。她对惊呆了的膳食总管说：“您不如来点红酒。”谈话很不热烈。大使夫人不知所措，便求助于卡拉瓦乔1，并像个守夜者一样，一言不发地展示着柯勒乔2的画。
当我们出来时，玛格丽特高兴坏了：“啊，那杯红酒，就是革命。你们见到大使夫人的脑袋了。你们见到她的毛衣了！对了，她把毛衣穿在衫衣里面！不知道怎么想的，就像一个穿不暖的穷人。”玛格丽特不断地嘲笑此事。那件毛衣成了一路上说不停的话题。玛格丽特不放过任何东西，尤其是使她发笑的东西。
在罗马度过的那几个夜晚，她也让人担惊受怕。她责问那些悲惨的女人，直接问她们的爱情状况。那些晚上她一直坐着，崇拜者围在她的扶手椅四周。玛格丽特听她们说话，首先使她们受宠若惊。她们讨好地倒出了自己的苦水，然后在香槟酒中倒地、哭泣，其中一人早上还企图自杀。可玛格丽特对大使夫人的毛衣比对这起未遂的自杀要感兴趣得多。
玛格丽特就像帕索里尼1的《泰奥莱姆》中那个破坏天使一样，离开了意大利首都，但她的最后一部实验电影《罗马对话》，尽管充满咒语，但不拘言笑，甚至并无破坏性。她曾说，她再也没兴趣和力气拍电影了。人们不再赞同她的电影，这她能忍受，但她决不能忍受别人对她的书有任何不同的看法。她不再理睬梅洛…庞蒂，因为他有一天对她说，他更喜欢她前期的作品。她认为，一个作家不能喜欢不喜欢他的书的人，因为作家在书中倾注了自己最真实的东西。
玛格丽特打电话来。她准备和密特朗乘“协和”飞机到（美国）约克郡庆祝拉法耶特2周年纪念：“我拒绝了所有的荣誉，但这次我接受了。随后，我将去纽约与扬会面。在到蒙特利尔之前，爱上两天。”
像所有的人一样，爱情给了她，并且再次给了她翅膀。
突然到圣伯努瓦街去看她：玛格丽特正在厨房里缝衣服。天花板上吊着一个灯泡，一个陈旧的洗碗槽，没有任何家庭小摆设。
明天她准备和共和国总统一起出发。她给我看了她用机器缝制的背心，准备在美国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上穿。她给我看了她的行李，每件衣服都被卷成一包，系着饰带：“在印度支那，人们就是这样搞的，这很好，衣服不会皱。”我看见床上放着一个个整洁的小包，就像看见一个农妇在准备她的包裹。
后来，当我听她说起自己的本领时，我深感同情。
女友杜拉斯（37）
然而，对于她宣称的这种本领，她自己也表示怀疑：“本领总是后天的。人们以为是天生的，但它往往来自别处。我不知道出了什么奇迹，竟写完了一本书。”
我在一个本子上记着：“戏剧、舞台和电影使我缺乏激情。只有写作能使我激动，写书。”
接着，好像她还需要证明似的：“我是个作家，这挺好。”
女友杜拉斯（38）
一则社会新闻成了我们一个多月来晚上聊天的话题。我们和扬和马居斯只谈论“断水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