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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说：“这里车太多，楼那么高，看得头晕，走一走就分不清方向了。生活也好，你们对我也好。可是我在这里不习惯，睡不着觉，老想家里的鹅呀猪呀。”
妈妈劳动惯了，闲不住，老人都这样，金窝银窝，舍不得家里那个老窝。家里还有房子，老房子比较旧了，但还能住。分了好几亩地，自己养了鸡鸭，鱼塘里养了鱼，院子里还有柚子树。家里老的老，小的小，还都是女的，没有男劳力干活，那在农村就很困难。但妈妈不想给曾山增加负担，想着离开后，曾山可以一心一意为党工作。
曾山很孝顺老人，他的父亲、哥哥、弟弟都为革命牺牲了，家里就剩下他一个儿子，给老母亲养老、照顾嫂子弟媳是他的责任，他把老母亲和嫂子弟媳接来上海，生活在一起，就是想尽些孝心。所以刚开始他不同意妈妈回去。
妈妈对我们说：“我在这里没活干，坐着又吃又穿又用，要花不少钱，回到乡下，不能干重活就干点轻活。”
看到妈妈手足无措、坚持返乡、没着没落的神情，曾山也没有办法。那时曾山工作不分白天黑夜，更没有什么星期天，虽然母亲在上海，也没有时间陪她。曾山与我商量说：“自古忠孝不能两全，我们是老党员，工作不能不做呀。妈妈苦了一辈子，劳动了一辈子，享不了清福，不让她干农活，她比什么都难受。可让老人家回家乡，没人照顾，她那么大年龄，还要劳动，我确实是不放心，怎么办？”
由于老太太执意要回乡，最后我们也只能同意了，安排两个女儿送三位老人回吉安。老人家回到家乡后，还像以前年轻时那样要强，轻活重活都干，由于生产和养猪搞得好，还多次被评为江西省劳动模范。
妈妈离开上海后，就再也没有到过我们家。曾山和我们全家人都惦记她。1962年，我和曾山回乡探望老人，他感慨很多，提笔写了一副对联：
“家慈五男二女留独子，先父三难一死为人民。”
“家慈”是妈妈康春玉，勤劳慈祥，生育了五男二女，有两男两女幼年夭折，只有延生、洛生（曾山）、炳生长大成人，哥哥延生和弟弟洛生为革命英勇牺牲，家慈的七个儿女只剩下曾山一个人。下联是说父亲曾采芹，为人忠厚，在孩子的影响下也参加了革命，以教书为掩护做秘密联络工作，先后三次被敌人逮捕，他英勇不屈，最后被敌人活活打死在监狱中。曾山给妈妈讲对联的意思，老人家难过得掉下了眼泪。
1964年，我们回到吉安家乡探亲。那时，妈妈已经80多岁，嫂嫂、弟媳也是花甲老人了，生活很清苦。省民政厅的同志看到这种情况，心里很难受，觉得对不住三位烈属，为了表示对烈士亲属的关心，给每位烈属补助20元钱，共60元。曾山听母亲说了这件事后，就将60元钱退给省里的同志，说：“我是内务部长，应当关心全国的烈士家属，你是省民政厅长应当关心全省的烈士的家属。我家烈属有困难，我会解决，你们不能给予特殊照顾。”
曾山是个孝子，十分敬重母亲。我们有五个孩子，虽然生活也不是很宽裕，但解放后，他总要省出三分之一的钱寄给母亲和嫂子、弟媳，赡养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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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劳动光荣啊！”
解放初，我的子女还小，都在华东保育院。而曾山的两个大女儿已经都结婚了。有一天，曾山的大女儿庆绣到了上海，说想找个工作。曾山就让她去纺织厂学纺织。大女儿去纺织厂工作了一段，有一次，回家后就说不干了。因为工厂的同事不久就知道了她是曾山的女儿，人家都说她：
“你是副市长的女儿，是大小姐，怎么能干粗活？”
大女儿从小在农村，也没有什么文化，一回家就哭。我问她原因，她就说，人家笑她是市长的女儿，还干这种工作，要换个别的工作。
老头看见她从纱厂回来不愿做工，就劝她坚持干下去，她一时想不明白。曾山就对她说：“你不愿意做工，那就回乡下好了，我这里按照规定只能留你三天。”曾山接着又给女儿讲了许多道理，说我们出身劳动人民家庭，劳动光荣，现在是新社会了，是劳动人民的天下，劳动更加光荣，分工不同，但都是为国家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他深情地说：“孩子，劳动光荣啊！”后来，大女儿想通了。不久，她和爱人一起到了湖南常德纺织机械厂，她在那里当工人，一直工作到退休。
不久，二女儿庆绘也来上海找工作。她知道爸爸的脾气，就主动提出要当工人。父亲叫她到吴淞国棉八厂工作，并亲自送她，还要组织对她不能有任何特殊的照顾。她在工厂干得很好，没有人感觉她是副市长的女儿。她进厂后三个月就学会了检验纱布的技术，以后很快还入了党，全家都为她感到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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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倒的副市长
在生活上，曾山对自己要求很严格。当时，实行供给制，吃的用的按照供给制度发。生活条件比战争年代好多了，公职人员差不多平均分配。谈不上好，但都能吃饱穿暖。但像水果这样的稀罕物还是很少吃。家里如果哪一天有了水果，他必定先问清来历，如果不明不白，他就送到保育院给烈士的孩子们吃。
曾山太忙，夜以继日地工作，有时饭也顾不上吃。紧张时，干脆不吃了，两顿并做一顿，或者白开水把米饭一泡，放一点辣椒，吃几口对付。这样饥一顿饱一顿，对胃很不好。我说他，他也不听。有一次，他们单位的同志突然给我打电话，说“曾副市长晕倒了，从楼梯上跌了下来。”我立即赶到医院。医生检查后，很惊讶，说是劳累过度和营养不良，医生都不敢相信，大上海的副市长劳累过度还可能，怎么能营养不良呢？老头就是这样，工作起来不要命，对自己的生活太苛刻。一能动，他就立即又开始工作，谁也拦不住。
曾山对我和家里人说：“我们是党的干部，是为人民做事的，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公私要分明，绝对不能沾公家的光。”
当时，由于帝国主义的封锁，上海这个全国最大的城市，处于极端困难的时期。物资短缺是当时的困难之一。他任副市长，负责城市接管和财经工作。当时，国民党政府留下的仓库里，吃的、穿的、用的、玩的，应有尽有，他管理的钱物也是成万成亿。他向财经干部宣布纪律，不允许私拿任何东西，他自己以身作则。
曾山那件旧棉袄已经穿了多年，很破了。我想给他再做一件，他不同意，让我给补一补，接着穿。后来，补的补丁多了，穿出去实在不像样子，他只同意让做了一件罩衫套在旧棉袄外面。可能讲究穿着打扮的上海人怎么也不会相信，那个穿着破棉袄的老头，就是上海市副市长。
那时，我在保育院上班，几个孩子也都在保育院。保育院离我家还有一大段路，可以坐电车，但我天天上下班都走路，我坐不惯电车，一上车就头晕，走路可以节省钱，还能锻炼身体。我也不搭曾山的车。这方面我很注意，从来不要他的车送。
上海经济困难，他带头厉行节约。我们家屋前五六米处有一眼井，他看到用自来水洗衣服太浪费，就自己找来铁桶和绳子，从井里打水用。之后，他就要求家里人也一律从井里打水用，节约自来水。
孩子们看别的孩子们的爸爸常带孩子出去玩，也要老头带他们出去玩。可曾山工作太忙，他没时间，孩子们对他有时也有一点小意见。遇到这种情况，我就领着孩子们到市委礼堂看一次电影，这就算是出去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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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德的感召力
上海刚解放时，情况比较复杂，特务很猖狂，搞暗杀、搞爆炸，经常打冷枪，美蒋的飞机也来轰炸，虽然比以前打仗时天天枪炮声不断好多了，但局势还不安定。
到上海不久，发生了一件事。华东局社会部发现建设银行的几只鸡、一条狗被毒死了。社会部的同志分析这是敌人要下毒的信号。果然，不久，发现在我们家里工作的一位管理员服毒自杀了。从他的绝命书中才知道，他是被一个女特务勾上了。女特务利用色相迷惑我们的管理员，又拿了好多钱给他，说：“钱你先拿着用，不够再给你，做饭时你把这种药放进饭菜里。”要管理员下毒药。这个管理员下不了手，因为他看到的曾山，根本不是旧社会那种“官老爷”。曾山对同志对自己都挺关心爱护，晚上工作到深夜一两点钟，早上四、五点又起床工作，天天开会、看文件、批文件、谈话，好像从来都不会休息，经常累得眼睛透着血丝；公家的财务他一分一厘都不沾，一点便宜都不要；老母亲从家乡来了，也不让买东西送东西；衣服破了，补一补接着穿，坚持不让做新的；吃饭更是简单，要求炊事员一切从简，有辣椒就行；有时，我看老头太辛苦，给他弄点好吃的，他还不愿意，说：“要勤俭节约过日子”。对这样的人，只要有一点良知，确实很难下毒手。这个管理员思想斗争激烈。凭良心他下不了这个毒。他几次想找保卫处马爱真处长坦白，都因为屋里有别人没有谈成。想来想去，实在没有出路，长叹一声：“曾市长是好人啊！”自己服毒自杀了。
还有一次，有四五个特务带了枪，夜里翻墙爬到我们家里，准备搞暗杀。警卫班发现了特务，在院子里开枪打起来了，特务的刺杀没搞成，趁天黑逃走了，没抓住。
发生了这些险情，组织就建议我们搬家，说那房子小，不便警卫。曾山不同意，说房子可以了，我们还有枪，怕什么。华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