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报刊、广播和电影的控制
每天早晨，柏林各日报的编辑以及德国其他地方的报纸的记者，都聚集在宣传部里，由戈培尔博士或者他的一个助手告诉他＇245＇ 们：什么新闻该发布，什么新闻要扣下，什么新闻怎么写和拟标题，什么运动该取消，什么运动要开展，当天需要什么样的社论。为了防止误解，除了口头训令外，每天还有一篇书面指示。对于小地方的报纸和期刊，则用电报或信件发出指示。
要在第三帝国当个编辑，首先得在政治上和种族上是“清白”的。1933年10月4日的德国报刊法使新闻事业成为一种受法律管理的“公共职业”。
它规定，所有编辑都必须具有德国公民资格，属于亚利安血统，配偶不是犹太人。报刊法第十四条命令编辑们“要使报纸上不得有任何误导群众、假公济私、可能削弱德国的外在或内在力量、德国人民的共同意志、德国的国防及其文化和经济？？或者有损德国的荣誉和尊严的东西”。这一个命令如果在1933年以前实施，正好会取缔德国的每个纳粹党编辑和出版物。它现在却开始清除那些不是纳粹党的或者不愿成为纳粹党的报刊和记者。
最先被迫停刊的报纸之一是《伏斯日报》。这家报纸创办于1704年，像腓德烈大王、莱辛和腊思瑙那样有名的人物过去都曾257 为该报撰过稿。它已成为德国最主要的报纸，犹如伦敦的《泰晤士报》和《纽约时报》。但是，它是一家自由主义的报纸，而且老板是由犹太人办的乌尔施坦因出版公司。
它在连续发行了230 年后，在1934年4 月1 日停刊。另一家世界驰名的自由主义报纸《柏林日报》，拖得稍微久一些，直到1937年才停刊；虽然它的老板犹太人汉斯·拉克曼—莫斯在1933年春季就被迫出让了他在该报中的股份。德国的第三家自由主义大报《法兰克福日报》，在清除了犹太老板和编辑后继续出版。该报驻伦敦记者，亲英分子和自由主义者鲁道夫·寇彻尔，当了编辑，而且像保守的柏林《德意志总汇报》的编辑卡尔·西莱克斯一样——他也曾当过驻伦敦记者，获罗得奖学金，在牛津大学求过学，是个英国的热情崇拜者和自由主义者——为纳粹服务得很好，正像全国新闻发布官奥托·狄特里希一度说到以前的“反对派报纸”那样，其忠心程度，甚至常常“青出于蓝”。后面这三家报纸之所以能够幸存下去，有部分原因是由于德国外交部的影响。外交部要这些国际上知名的报纸照常出版，来装幌子，以便在国外造成一个好印象。它们使纳粹德国既有体面，同时又帮它进行宣传。
由于德国的各家报纸都受到指示，知道该发表些什么东西以及如何写新闻和社论，全国报刊不可避免地会显出单调划一。即使是一个受到那么严密的管制和生性习惯于服从权威的民族，也＇246＇ 对报纸感到厌倦。甚至像晨报《人民观察家报》和晚报《进攻报》那样的主要纳粹报纸，销数也下降了。
随着纳粹出版人把报纸一家又一家地置于控制下或者接管过去，所有报纸的总销售量就此一落千丈。在第三帝国的头4 年中，报纸的种类由3607种减少到2671种。
但是，德国报刊失去自由和减少种类却使党获得好处，至少在财务方面来说是如此。马克斯·阿曼，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军队中曾任上士，是希特勒的顶头上司，如今是党的出版公司埃耶出版社社长，他成了德国报刊财务方面的独裁者。他是全国报界领袖和德国新闻协会的主席，有合法的权力可以任意勒令任何出版物停刊，随后又以极便宜的价格把它收购过来。在一个短时期内，埃耶出版社成了庞大的出版帝国，也许是世界上最大的和最赚钱的一家出版公司。* 尽管许多纳粹出版物销数下降，但是纳粹党或者党内个人所拥有的或者控制的报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占全部报纸销售量2500万份中的2/3。阿曼在纽伦堡所作的供词中叙述他经营的情况如下：党于1933年当政后？？许多像乌尔施坦因出版公司那样的由犹太财团或者由跟纳粹党敌对的政治或宗教财团所拥有或者控制的公司，都觉得最适当的办法是只有把他们的报纸或者资产卖给埃耶公司。买卖这种产业是没有自由市场的，埃那出版社总是唯一的投标者。在这件事情上，埃耶出版社和它所拥有或者控制的各出版公司扩展成为德国报纸出版方面的垄断事业？？党在这些出版企业中的投资大获其利。说纳粹报刊纲领的基本目的是消灭一切跟党对立的报刊，这话是不错的。在1934年内有一个时期，阿曼和戈培尔都要求拼命巴结的编辑们不要把他们的报纸编得那么单调划一。阿曼说，他很遗憾，“目前报刊完全单调划一，这不是政府的措施所造成的，也不符合政府的意愿”。一位鲁莽的周刊编辑，《格鲁恩邮报》的埃姆·韦尔克，把阿曼和戈培尔的话当了真。他指责说，宣传部的官僚主义和高压手段使得报刊变得那么干巴巴。他的刊物立即被勒令停刊3 个月，他本人则被戈培尔撤职，送到集中营去。＇ 247＇电台和电影也很快被利用来为纳粹政权的宣传服务。戈培尔一直认为广播（电视当时还没有问世）是现代社会的主要宣传工具。通过他的宣传部的广播司和德国广播协会，他完全控制了广播事业，使它适合自己的目的。他的任务所以比较容易实现，是因为在德国，像在欧洲其他国家一样，广播事业是由国家所拥有和经营的垄断事业。1933年纳粹政府一上台，国家广播公司就自然落在它的手中。
电影仍在私人公司手中，但是宣传部和德国电影协会控制了这个企业的每一个方面。用一篇官方评论的话说，它们的任务是“使电影业脱出自由主义的营利思想的范围？？从而使它能够接受它在国家社会主义国家里必须履行的那些任务”。
结果是德国人民受罪，只能听到和看到同他们的报纸和期刊的内容同样空虚和令人生厌的广播节目和电影。德国的观众，向来是默默顺从别人告诉他们应该看些什么的，但是即使是这样好说话的观众也发生反抗了。纳粹电影上映时门可罗雀，而经戈培尔许可在德国放映的少数外国影片（多半是乙级好莱坞影片）则门庭若市。在30年代中期有一个时期，德国影片老是遭到嘘声，以致于内政部长威廉·弗立克对“电影观众的叛逆行为”发出严厉警告。广播节目也遭到了群众极不客气的批评，德国广播协会主席霍尔斯特·德莱斯勒一安德莱斯说这种吹毛求疵是“对德国文化的侮辱”，不能予以容忍。
在30年代的那些日子里，德国听众仍可收听许多外国电台的广播，而不致像战争爆发以后的时期里那样会有丧失生命的危险。或许有很多人曾收听外国广播，虽然本观察家的印象是，随着一年一年地过去，戈培尔博士证明了他的看法是对的，即广播变成了这个政权的远远超出其他一切的最有效的宣传工具，在改造德国人民，使他们适合希特勒目标这一点上，比任何别的宣传工具都起着更大的作用。
我本人不久就有这种体会：在一个极权国家里，一个人是多么容易听信说假话的和受检查的报刊和广播啊。虽然我不像大多数德国人，我每天可以看到外国报纸，特别是出版后第二天就到达的伦敦、巴黎和苏黎世的报纸，我经常收听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和其他外国广播，但是由于职务关系，我每天必须花许多小时浏览德国报刊，收听德国广播，同纳粹官员们谈话，到党的集会上去旁听。我惊奇地而且往往是大吃一惊地发现，尽管我有很多机会知道事实真相，尽管我根本就不信任从纳粹方面来的消息，但是多年来一再听到捏造的和歪曲真相的报道，自会使人留下一种印象而常常受其迷惑。凡是没有在极权国家里住过多年的人，就不可能想象，要避免一个政权的不断的有用意的宣传的可怕影响，＇248＇ 有多么困难，在一个德国家庭里，或者在办公室里，或者有时候在一家饭馆里、啤酒馆里、咖啡馆里，跟一个陌生人的偶然交谈中，我常常会从看来是受过教育的和明白事理的人的嘴里听到最蛮横武断的主张。显然，他们是在重复他们从广播中听到的或者从报纸上看到的荒唐意见。有时候听到这种胡说八道忍不住也照样要说说自己的意见，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就会看到一种极为怀疑的眼色，一种默然震惊的神情，好像你亵读了上帝一样，于是你就会了解到，想要跟一个头脑已经变了样的人接触，是没有用处的，因为他认为凡事就是像希特勒和戈培尔悍然不顾事实地所说的那样。
第三帝国的教育
1934年4 月30日，伯恩哈德·卢斯特被任命为科学、教育与人民文化部部长。卢斯特是冲锋队的大队长，一度担任过汉诺威党领袖，是个纳粹党员，又是希特勒自从20年代初期以来的朋友。在国家社会主义奇怪颠倒的世界里，卢斯特是极为适当的人选。他原是个小地方的失业教员，在1930年因有思想不稳定的表现而被共和国时代的汉诺威当局解雇。他的狂热的纳粹主义思想可能是被撤职的部分原因，因为卢斯特博士宣传纳粹思想像戈培尔那样热心，像罗森堡那样糊涂。在1933年2 月被任命为普鲁士科学、艺术与教育部部长后，他曾夸口在一夜之间“使学校不再成为一个玩弄学术的机构”。
这样一个没有脑筋的人现在获得了控制德国科学、公立学校、高等教育机构和青年组织的独裁大权，因为第三帝国的教育，按照希特勒的规定，并不限于在拥挤的课堂里进行，而且要在各级青年团体中进行斯巴达式的政治训练和军事训练。大学和理工学院里只能吸收很少数的人，因此这种教育不是顶点，顶点是在18岁时先参加强迫劳动服役，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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