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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洛姆堡并且向全军发布命令，表示陆军总司令部对于时局趋向感到满意，并且保证建立“与新冲锋队的融洽关系”。
没有疑问，陆军对它的敌手冲锋队的被消灭，当然是感到高兴的，但是一个军官团竟然默许而且公开赞扬政府进行德国历史上空前的一场屠杀，而在这场屠杀中，军官团自己的两名领导军官冯·施莱彻尔将军和冯·布莱多夫将军被诬为卖国贼而被悍然杀害，那么它还有什么荣誉可言呢？——更不用说面子了。只有85岁的陆军元帅冯·马肯森和前陆军总司令冯·哈麦施坦因将军出来抗议这次对他们两个袍泽的杀害和对他们两人提出的叛国罪名。* 军官团的这一行为是德国陆军史上的一个极大污点；这也是陆军目光短浅到今人难以置信程度的标志。＇226＇ 这些将军们同希特勒在1934年6 月30日的违法乱纪行为沆瀣一气，甚至可以说是同杀人匪徒的行为沆瀣一气，就使自己处于这样一种地位：他们以后就永远不能反对纳粹党将来在国内的恐怖行为，不仅如此，即使这种行为是针对国境以外，甚至是针对他们自己人时，他们也无法反对。因为陆军支持了希特勒的这一狂妄要求：他就是法律。或者按照他在7 月13日的国会演讲中的说法：“如果有人责备我，问我为什么不通过正常的法庭，那么我只能说：在这个时刻，我要对德国人民的命运负责，因此我就是德国人民的最高法官（ｏｂｅｒｓｔｅｒ Ｇｅｒｉｃｈｔｓｈｅｒｒ）。”而且希特勒还另外补充了一句：“将来人人都必须知道，如果有人竟敢举起手来打击国家，那么他的下场肯定是死路一条。”这个警告在以后整整十年中几乎一直伴随着这些将军们，直到他们之中终于有人奋不顾身，胆敢举起手来打击他们的“最高法官”。
此外，军官团以为，在6 月30日那一天，他们终于一劳永逸地除去了纳粹运动对他们的传统特权和权力的威胁，这种想法也是自欺欺人的。因为除去了一个冲锋队，又来了一个党卫队。7 月26日，党卫队因为执行处决有功，脱离冲锋队而独立，由希姆莱担任全国领袖，只听命于希特勒一人。没有多久，这支纪律严明得多的忠实部队的力量就大大超过了当初冲锋队的力量，而且作为陆军的对头，罗姆的褐衫队所做不到的，它却做到了。
但是在目前这个时刻，将军们却踌躇满志，颇为自信。因为希特勒在7 月13日的国会演说中重申，陆军将继续是“武器的唯一持有者”。在陆军总司令部的要求下，总理终于除掉了竟敢不服从这一金科玉律的冲锋队。现在是陆军方面来履行“德意志号协议”的时候了。
兴登堡之死
在整个夏天，似乎长生不老的兴登堡身体一天比一天坏，8 月2 日上午9 点，他终于逝世了，享年87岁。3 小时后，中午时分宣布，根据内阁前一天制订的法律，总理的职务和总统的职务已经合并为一，阿道夫·希特勒已接管国家元首和武装部队总司令的权力。总统的职衔已予取消；希特勒的头衔将是元首兼国家总理。他的独裁大权至此就完全实现了。为了堵塞漏洞，他要军队全体官兵宣誓效忠——不是对德国，不是对宪法（他在兴登堡死后不举行继任选举就已违反了宪法），而是对他个人宣誓效忠。誓词如下：我在上帝面前作此神圣的宣誓：我将无条件服从德国国家和人民的元＇227＇ 首、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阿道夫·希特勒；作为一个勇敢的军人，愿意在任何时候为实行此誓言不惜牺牲生命。
到1934年8 月为止，将军们如果要推翻纳粹党政权，本来是可以不费吹灰之力的，但是他们没有这么做，反而承认他是国内最高的合法当局，作了这样的效忠宣誓，从此以后使他们自己对阿道夫，希特勒个人承担了义务，而这样的誓言，不论对他们个人或国家多么不光彩，他们出于军人的荣誉感，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定要忠实遵守的。但是这个誓言在不少的高级军官中间也会引起良心的不安，那是当他们公认的领袖走上了一条他们所反对的并且认为可能导致国家灭亡的道路上的时候。但是这个誓言也使更多的军官有了借口来开脱他们个人在根据最高统帅的命令而犯下的难以名状的罪行中的责任，这个最高统帅的本性已在6 月30日的大屠杀中表露无遗。德国军官团的惊人错误之一，从这个时候起，就是这种“荣誉”冲突所产生的。作者根据亲身经验可以证明，所谓“荣誉”是经常挂在他们嘴边的一个字眼，他们对此可以说有一种古怪的看法。在以后，他们常常为了忠于誓言这种荣誉感，而忘掉了自己作为人类的荣誉感，把他们军官团的道德准则践踏在污泥之中。
兴登堡死后，宣传部长戈培尔博士正式宣布，没有发现老元帅的遗嘱，因此必须断定他没有留有遗嘱。但是在8 月15日，也就是德国人民举行公民投票批准希特勒接管总统职务的前4 天，不是别人，竟是巴本找到了兴登堡的政治遗嘱，送去给了希特勒。遗嘱中赞扬希特勒的话为戈培尔在公民投票最后4 天的宣传运动中提供了大好的材料，而在投票前夕又有奥斯卡·冯·兴登堡上校在电台发表广播讲话：我父亲本人把阿道夫·希特勒视为他作为德国元首的直接继承人，我现在根据我父亲的意愿，呼吁德国全体男女同胞投票赞成把我父亲的职务移交给元首兼国家总理。*这几乎可以肯定说是不确实的。因为根据最可靠的现有材料，兴登堡建议在他死后让王室复辟，作为临终希望。但是遗嘱的这一部分内容，阿道夫·希特勒却没有公开。＇228＇ 战后在纽伦堡讯问巴本的时候，以及后来他在回忆录中，终于弄清楚了一些——也许不是全部——老总统遗嘱的真相。虽然巴本不是一个绝对可靠的证人，他也许没有把他所知道的全部情况都说出来，但是他的证词是不能等闲视之的。兴登堡的遗嘱就是由他亲笔起草的，据他说，这是应老元帅自己的要求。
我的草稿＇ 巴本在回忆录中说＇ 建议，在他死后实行立宪君主政体，我特别提到合并总统和总理职务是不适宜的。为了避免得罪希特勒，当然也有一些嘉许纳粹党政权肯定的成就的话。
巴本说，他在1934年4 月间把草稿交给兴登堡。
几天后，他要我再去见他，他对我说，他决定不采用我的草稿。他觉得？？应该由全国人民来决定他们希望国家采取什么形式。因此他打算把关于他为国服务的叙述作为遗嘱，而把他关于王室复辟的建议作为一个临终希望在一封给希特勒的私人信中表示出来。当然，这说明我原来的建议的全部意义都取消了，因为关于复辟的建议己不再向全国人民提出了；希特勒后来曾对这一点充分加以利用。
要看到希特勒如何利用这一点，没有别的德国人比巴本处在更有利的地位了。
在兴登堡在坦能堡下葬以后，我一回到柏林，希特勒就打电话给我。他问我兴登堡是否有政治遗嘱，如果有的话，我是否知道在哪里。我说，我要问问奥斯卡·冯·兴登堡。希特勒说：“要是你能够尽快把这个文件送到我这里来，我将十分感谢你。”因此，我嘱咐我的私人秘书卡根奈克到纽台克去问兴登堡的儿子，遗嘱是否仍在，是否可以让我把它转交给希特勒。因为我在5 月底兴登堡离开柏林后就一直没有见过他，我不知道他有没有销毁那份遗嘱。
奥斯卡在他父亲死后没有能够马上找到这个重要的文件，这时突然找到了。这不可能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兴登堡的副官冯·德·舒伦堡伯爵后来在解除巴本纳粹罪嫌的审判时所提供的证词，证明了这一点。据他透露，总统在5 月11日签署了两个文件，他的遗嘱和临终希望。前者致“德国人民”，后者致“国家总理”，兴登堡最后一次离柏林去纽台克时，舒伦堡是带了文件同他＇229＇ 一起走的。巴本说，他当时不知道这件事。但是，他的秘书不久就从纽台克回来，带来了奥斯卡·冯·兴登堡给他的两个密封信封。
8 月15日，巴本把它们带到伯希特斯加登交给希特勒。
希特勒极其仔细地读了这两个文件，并且同我们讨论了其中的内容。显然，兴登堡在那个表示他的临终希望的文件中的建议同希特勒的打算是有矛盾的。他因此利用了信封上写的致“国家总理阿道夫·希特勒”这一点。他说：“故总统的这些建议是向我个人提出的。是否发表它们，我以后再作决定。”我要求他把这两个文件一起发表，但是没有结果。交给他的新闻秘书发表的只有兴登堡叙述他为国服务的经过的一个文件，其中就写有嘉许希特勒的话。另外一个建议由霍亨佐伦王室一个成员而不是由希特勒来担任国家元首的文件，后来下落如何，巴本并没有说起，也许他也根本不知道。在缴获的成千吨重的纳粹党秘密文件中并没有发掘出这个文件，因此很可能已被希特勒马上销毁了。
如果希恃勒当初足够大胆地和正直地发表了这个文件，结果也许不会有什么不同。早在兴登堡去世以前，他就在内阁通过一项法律，授予他总统权力。那是在8 月1 日，也就是老元帅死前一天。如果说这项“法律”是非法的，这一点在前奥地利下士已成为法律本身的德国也是不会造成什么不同结果的。这项法律之不合法，是十分明显的事。1932年12月17日，在施莱彻尔执政期间，国会曾经以2/3 的必要多数通过一项宪法修正案，规定在举行新选举之前应由最高法院院长而不是总理代行总统职务。虽然授权法（这是希特勒独裁的“法律”基础）授权总理可以制定与宪法相违背的法律，但是它明确禁止他窜改总统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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