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的“唯物主义和抽象形式主义”截然相反。因此，很自然地——至少在张伯伦看来——基督应该成为“生命力旺盛的年轻的印欧民族的上帝”，特别是条顿人的上帝，因为“任何其他民族都没有具备像条顿人那么好的条件能够听到这神明的召唤”。接着他写了自称是犹太种族详细的历史，从闪族或者说沙漠中的贝都因族与圆头的长着“犹太鼻子”的希地族混血开始，最后到与属于亚利安人的亚摩利人混血为止。不幸的是，亚利安混血种——即亚摩利人，据他说是金发碧眼、体格魁梧、仪表堂堂的——来得太晚了，不能对改进“腐化的”希伯来血统起什么真正的作用。从此以后，这个英国人——与他的犹太种族血统纯粹的理论自相矛盾——发现犹太人成了一种“消极的”种族，是“杂种”，因此，亚利安人“否认”以色列是有理由的。他甚至责怪亚利安人，不该把“实际不存在的荣誉”给予犹太人，他接着发现犹太人“没有真正的宗教信仰到了可悲的程度”。
最后，在张伯伦看来，救星在于条顿人和他们的文化，而在条顿人中间，日耳曼人是最有天赋的，因为他们继承了希腊人和印度一亚利安人的最优秀的品质。因此他们有权做世界的主人。“上帝今天完全指望日耳曼人，”他在另外一个地方写道，“这是我的心中蕴藏了多年的认识，肯定的真理。”
《19世纪的基础》一书出版后轰动一时，使这个古怪的英国人在德国一举成名。尽管因为张伯伦是个刻意求功的艺术家，这本书有它的独特风格，而且不乏滔滔的雄辩，但是读起来却很费劲。但是它不久之后就在上层阶级人士中间很为流行，因为他们似乎在这本书里发现了他们愿意相信的东西。
10年之内，它再版了8 次，销了6 万册，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销数已达10万册。在纳粹党统治时期，它又行销一时，我还记得，在1938年时曾经宣布它印行第24版，当时己销了25万册以上了。
这本书最初和最热情的读者之一是德皇威廉二世。他请张伯伦到波茨坦宫中见面，一见之下就互相倾倒，两人的友谊一直维＇108＇ 持到张伯伦在1927年死去。他们两人在第一次会晤后就一直通讯。张伯伦给德皇一共写了43封信，德皇回了其中23封，其中有一部分信简直就是长篇文章，德皇在他的一些激烈演讲和声明中曾经加以采用。“上帝把你的书送给了德国人民，把你送给了我。”德皇在头上几封信中曾经这么说。张伯伦在这些信中竭尽其阿谀谄媚之能事，到了令人作呕的程度。“陛下和陛下的臣民，”他写道，“是生在神圣殿堂的。”他还告诉威廉，他在书房里把威廉的肖像放在里昂纳多画的基督肖像对面，他工作的时候，就可以常常在他的救主和他的君王之间来回踱步。
但是张伯伦的奴才气并不妨碍他向这个性格暴烈、刚愎自用的皇帝不断进言。1908年，威廉颇不得民心，以致帝国议会竟敢责难他过问外交造成不利后果。但是张伯伦劝告德皇说，舆论是白痴和奸贼制造出来的，可以不必去理会它，威廉则答复说，他们两个人将站在一起——“你用你的笔；我用我的口舌和利剑”。
这个英国人一直提醒威廉不要忘记德国的使命和命运。“德国一旦有了力量，”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说，“——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预期它能够得到力量——它必须立刻执行一种科学的天才的政策。奥古斯都曾经有计划地改造世界，德国也必须如此？？有了进攻性和防御性武器的装备，有了像军队一样严密的组织，在艺术、科学、技术、工业、商业、财政，总而言之，在一切方面都优于任何国家，也就是说，自己成了世界的教导者、舵手、先驱，它的每一个人都坚守岗位，每一个人都为神圣的事业贡献出最大的力量——在这种条件下，德国？？必将由于内在的优越性而征服全世界。”
张伯伦在战争中途的1916年归化为德国公民。由于宣传他所归化的国家这样一个光荣的使命，张伯伦得到了德皇一枚铁十字奖章。但是受到这个英国人影响最大的还是第三帝国。虽然第三帝国到他死后6 年才出现，但是他早已顶见它的到来。纳粹党人把他奉为他们的一个先知，继承了他的种族理论，继承了他的炽烈的德国人和德国的使命感。在希特勒统治期间，出版了大批书籍、小册子、文章，颂扬这个国家社会主义德国的“精神创建人”。
希特勒的军师之一罗森堡就经常把他自己钦佩这位英国哲学家的热情来灌输给元首。很可能，希特勒在离开维也纳之前就已经知道了张伯伦的著作，因为他的著作在泛日耳曼团体和反犹团体中是很流行的，而这些团体的印刷品又是他在那些日子里废寝忘食地阅读的东西。他也很可能读过张伯伦在战时写的一些沙文主义文＇109＇章。在《我的奋斗》中，他对于第二帝国没有更多地采纳张伯伦的意见表示遗憾。
张伯伦是首先看到希特勒有伟大前途、因而也看到德国人（如果他们追随希特勒的话）有新的机会的德国知识分子之一。希特勒在1923年在拜罗伊特见过他，当时张伯伦虽然身患重病，半身不遂，而且德国的战败和霍亨佐伦帝国的覆亡——这是他一切希望和预言的崩溃！——使他感到心灰意冷，但是这个夸夸其谈的年轻奥地利人使他钦佩得五体投地。“你有伟大的事业要完成，”他在第二天写信给希特勒说，“？？我对日耳曼主义的信念从未有片刻的动摇，虽然我承认，我的希望曾处于低潮。你在顷刻之间却改变了我的精神状态。在德国最迫切需要的时刻，它诞生了一个希特勒，这就证明了它的生命力；他所产生的感召力量也是如此；因为这两件东西——人格力量和感召力量——是密切不可分的？？愿上帝保佑你！”
当时阿道夫·希特勒留着卓别林式的小胡子，加上他的无赖作风，他的强暴粗野的极端行为，大多数德国人都把他当作笑话看待。他当时没有几个拥护他的人。但是他的性格中的催眠般的吸引力在这个年老多病的哲学家身上却起了奇迹般的作用，恢复了他对他志愿归化的民族的信心。张伯伦加入了襁褓时期的纳粹党，只要健康许可，还为它的没有什么销路的出版物写文章。1924年发表的一篇文章把当时还关在监狱里的希特勒捧为上帝派来领导德国人民的。命运招呼过威廉二世，但是他失败了；现在命运又在招呼希特勒了。1925年9 月5 日纳粹党的《人民观察家报》以5 栏篇幅刊登贺辞，庆祝这个杰出的英国人的70岁生日，把他的《19世纪的基础》捧为“纳粹运动的福音书”，他在1 年零4 个月后即1927年1 月11日进棺材的时候，心中充满了希望，认为他所宣传和预言的东西在这个德国的新救世主的非凡的领导下还是能够实现的。
在张伯伦的葬仪上，除了不能回德国的威廉二世派了一位亲王为代表以外，希特勒是唯一的社会名流。《人民观察家报》在报道这个英国人的死讯时说，德国人民失掉了“一位伟大的武器制造者，他所制造的武器在我们时代里还没有充分应用”。在1927年黯淡的1 月里，当纳粹党处在最倒霉的时候，这个半身不遂的垂死老人无法料到——甚至希特勒本人或者德国的任何别人都无法料到，不久之后，这个归化的英国人所制造的武器很快就得到了充分的应用，而且带来了可怕的后果。但是，阿道夫·希特勒在这些日子里，甚至在此以前，对于他个人在地球上的使命就有着一种神秘的使命感。“在千百万个人中间？？必须要有一个人站出来，”他在《我的奋斗》中（着重体＇110＇ 是他自己用的）写道，“他有着无容置疑的力量，能够在摇摆不定的广大群众的思想世界中，形成花岗石般的原则，并且为了这些原则的唯一正确性而进行斗争，直到在自由的思想世界的起伏的波浪中，出现一块信念和意志完全一致的坚固岩石。”他使读者一点也不怀疑，他已经以那一个人自居。《我的奋斗》中不乏一些短小的片断，论述天才人物的作用，这种人物是上帝挑选出来领导伟大的国家的人民摆脱他们的困难、取得进一步伟大成就的，虽然他们可能在开始的时候并不了解他或者知道他的价值。读者知道希特勒这段话指的是他自己和他当时的处境。他是怎样一个人物，他是满有把握的，但是这还没有得到世人的公认，天才人物的命运往往如此——特别在开始的时候。“几乎总是需要一些刺激的因素才能使天才人物登场，”他说，“那时世界上还不肯承认他，不愿意相信这个表面上与世人并无二致的人物竟然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物；在人类的每一个杰出儿子身上，这种事情总是一再重演的？？天才的火星，”他宣称，“在真正有创造性的人诞生之时起就存在于他的脑袋中。
真正的天才总是先天的，从来不需要培养，更谈不上学习了。”特别是——他认为——创造历史的伟大人物是实际政治家和思想家的结合。“在人类历史上，每隔一个很长时间，偶尔有这样的情况：政治家与理论家结合起来。这种结合越紧密，政治家工作所遇到的障碍也就越大。他不再为普通店主所了解的生活必需品而努力，而是为只有极少数人所了解的目标而努力。因此，他的一生就充满了爱与恨的矛盾。不了解他的现代人反对他，后代子孙——他也为他们工作——则承认他，二者发生了矛盾。因为一个人的工作对将来越有伟大意义，现代的人就越不能了解；他的斗争也就越艰苦？？”这些话是在1924年写的，当时很少有人了解这个因为滑稽戏似的政变失败而名誉扫地、系身囹圄的人心中有什么打算。但是希特勒自己是一点也没有疑问的。他究竟有没有直接读过黑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