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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两位将军奥尔布里希特和霍普纳还在给妻子写信。贝克将军瘫在椅子上，子弹擦伤处流出来的血满脸都是。那4 个“被判死刑”的军官，像电线杆似地沉默地站着。
弗洛姆对奥尔布里希特和霍普纳说：“先生们，你们准备好了吗？我必须要求你们快一点，这样才不致于使别人太为难。”
霍普纳写完信，把信放在桌上。奥尔布里希特要一个信封，把信放进去，封好口。贝克现在恢复了一点神智，要求再给他一支手枪。施道芬堡（他那只好胳臂的袖子浸透了枪伤流出来的血）和他的3 个“被判死刑”的同伴被带了出去。弗洛姆叫霍普纳跟出去。
在楼下的院子里，一部陆军汽车用防空布罩罩上的车灯，射出了微弱的光线。这4 个军官很快地被行刑队打死了。目击者说，当时人声嘈杂，主要是卫兵们的吆喝声。他们急急忙忙，因为怕空袭。那年夏天，英国飞机几乎每晚都飞临柏林上空。施道芬堡在临死时喊道：“我们神圣的德国万岁！”
这时，弗洛姆给霍普纳将军自己选择。3 星期之后，在绞刑架的阴影下，霍普纳对“人民法庭”说出了当时经过。
“＇ 弗洛姆说＇ 唉，霍普纳，这件事情真使我伤心。你知道，我们一直是好朋友和好同志。你让自己卷进了这件事情，不能不承担它的后果。你要同贝克走同样的路吗？要不，我就要立即逮捕你。”
霍普纳当时回答说，他并“不感到这样有罪”，他认为他能为自己“辩白”。
弗洛姆握一握他的手回答：“我理解”。霍普纳被送进了摩亚比特的军人监狱。
当他被带走的时候，他听见从隔壁房间门口传来贝克的疲惫的声音：“这次要是不行，那就请帮忙吧。”接着传来手枪射击的声音。贝克第二次尝试自杀又告失败。弗洛姆从门口伸进头去，再一次要一个军官“给这位老先生帮一帮忙”。这个不知姓名的军官拒绝帮这个忙，而让一个上士去做。这个上士把第二次受伤后昏迷过去的贝克拉出房间，颈上加了一枪，结果了性命，这时已过午夜。在德意志第三帝国11年半的时间中，这仅有一次的反希特勒严重叛乱，在11个半小时内就被平息了。斯科尔兹内带了一队武装的党卫队来到了班德勒街。他是一个警官，知道不应该杀掉那些人，因为他们如加以严刑拷打会供出关于谋反活动规模的十分有价值的证据。因此，他禁止再处决人，把另外的谋反分子加上手铐，送进了艾尔布莱希特亲王街的秘密警察监狱。他又命令侦探们收集那些谋反分子来不及毁掉的犯罪文件。希姆莱在这以前已经到了柏林，在戈培尔的宣传部里成立了一个临时总部，宣传部现在已由雷麦的警卫营的一支部队保卫着。他打电话给希特勒，报告叛乱已经平定。在东普鲁士，一辆广播车正从柯尼斯堡向腊斯登堡疾驰，以便元首发表预告已久的广播演说。德意志广播电台从下午9 时起，每隔几分钟就预告一次元首即将发表广播演说。
快到深夜1 点的时候，阿道夫·希特勒的嗄哑的声音在夏天夜空中响起来了。
我的德国同志们！
我今天对你们讲话，第一是为了使你们听到我的声音，知道我安然无恙；第二是为了使你们了解在德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次罪行。
由一些野心勃勃的、不负责任的同时又是愚蠢无知的军官组成的一个很小的集团，合谋杀害我，以及与我一起的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的将领。
施道芬堡伯爵上校放置的炸弹在离我右边两米的地方爆炸。它使我的许多真正的、忠贞的合作者受了重伤，其中一人已经去世。我本人除了一些很轻微的碰伤、擦伤和烧伤之外，安然无恙。我把这看作是上天降大任于我的证明……
这些篡夺者的圈子是很小的。它同德国武装部队、特别是同德国人民的精神毫无共同之处。这是一个犯罪分子的匪帮。这个匪帮将加以无情消灭。
因此，我现在命令，任何军事当局……都不得服从这群篡夺者的命令。我同时命令，人人都有义务逮捕任何散发或持有他们命令的人，如果遇到抵抗，可当场格杀勿论……
这一次，我们将以国家社会党人常用的方法来对他们实行清算。
血腥的报复
这一次，希特勒也是说到做到的。
纳粹对待自己的德国同胞的野蛮，这时达到了顶点。在疯狂的逮捕之后，接着就是令人毛骨悚然的严刑拷打、草率的审判和死刑的宣布。死刑的执行大多数是缓慢地绞死，把死难者用钢琴琴弦吊在从肉铺和屠场借来的肉钩子上。嫌疑犯的亲戚朋友，成千上万地被抓起来送进集中营，许多人就死在集中营里。少数有勇气掩护逃犯的人都被立即处死。
希特勒在万分震怒和难以餍足的报复欲望支配之下，拼命督促希姆莱和卡尔登勃鲁纳，更加努力去搜捕所有敢于谋害他的人。他亲自定下了处理这些人的办法。
在腊斯登堡爆炸发生后举行的最初几次会议中，有一次他咆哮说：“这回对罪犯要毫不客气地干掉。不用开军事法庭。我们要把他们送上人民法庭。
别让他们发表长篇演说。法庭要用闪电速度进行审判。判决宣布两小时之后立即执行。要用绞刑——别讲什么慈悲。”
这些来自上面的指示，都由“人民法庭”庭长罗兰·法赖斯勒严格地执行了。法赖斯勒是一个卑鄙恶毒的狂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当了俄国的战俘，成了一个狂热的布尔什维克。后来，即使在1924年他成了一个同样狂热的纳粹分子以后，他还是赤色恐怖的热烈崇拜者和这种恐怖统治方法的热心仿效者。在30年代中，在莫斯科曾举行过多次审判，许多“老布尔什维克”和大部分高级将领都以“叛国罪”被清算。这些审判的总检察长是安德烈·维辛斯基。法赖斯勒就曾专门研究过维辛斯基的技术，所以希特勒在上面提到的那次会议上曾赞叹道，“法赖斯勒是我们的维辛斯基”。
人民法庭的第一次审讯于8 月7 日、8 日在柏林举行。受审判的7 月20日事件的谋反分子有冯·维茨勒本陆军元帅、霍普纳将军、施蒂夫将军和冯·哈斯将军，还有一些同自己所崇拜的偶像施道芬堡密切合作的下级军官——哈根、克劳辛、伯纳第斯、彼得·约克·冯·瓦尔登堡伯爵。由于在秘密警察的刑讯室里饱受折磨，他们已经不像样子。又由于戈培尔下令把审判的每一个细节都拍摄下来，使这部电影在军队和社会上放映时可以作为一个教训——也作为一个警告——所以更是千方百计地把被告弄得狼狈不堪。他们穿着破烂的衣服，旧衣服和旧绒衫，走进法庭的时候，胡子也没有刮，没有领子，不带领带，裤子上没有背带，也没有腰带，只好提着。特别是曾经威风凛凛的那个陆军元帅，看去像是一个精神颓丧的、牙齿脱光的老头子。他的一口假牙被拿掉了。当他站在被告席上受尽恶毒的首席法官刻薄揶揄的时候，他一直用手抓着裤子，怕它掉下来。
法赖斯勒对他喊道：“你这不要脸的老家伙，为什么老弄着你的裤子？”
尽管他们知道自己的命运已定，这些被告在法赖斯勒的不停侮辱前面，还是表现出了尊严和勇气。最勇敢的大概要算施道芬堡的表兄弟、年轻的彼得·约克。他冷静地回答那些最侮辱性的问题，而且从不掩饰他对国家社会主义的鄙视。
法赖斯勒问道：“你为什么没有入党？”
伯爵回答：“因为我不是而且永远不可能是一个纳粹分子。”
当法赖斯勒怔了一阵之后又追问这个问题的时候，约克想作解释。“庭长先生，我在侦讯时已经说过，纳粹主义是这样一种思想，我——”
法官打断他。“——不能同意……你不同意国家社会主义关于根除犹太人的公正思想？”
约克答道：“重要的是，造成这一切问题的是国家对个人的集权主义要求，这种要求迫使个人放弃他在道德上和宗教上对上帝的责任。”
“废话！”法赖斯勒大声叫道，他不让这个年轻人说下去。这样的话可能破坏戈培尔博士的电影，也可能让元首生气，因为元首已经下令，“别让他们发表长篇演说”。
法庭所指定的辩护律师简直可笑极了。从审判记录可以看到，他们的卑怯是几乎难以置信的。例如，维茨勒本的律师，一个名叫威斯曼博士的人，比国家检察官还厉害，几乎同法赖斯勒一样地申斥由他辩护的人是一个“谋杀的凶手”，完全有罪，应受极刑。
8 月8 日审判一结束，就宣判极刑。希特勒曾经命令，“他们全都该像牲口那样被绞死”。他们确实这样被绞死了。在普洛成西监狱，这8 个被判死刑的人被赶进一个小房间，房里天花板上挂着8 个肉钩子。他们一个一个被剥光上衣，绑起来，用钢琴琴弦做成一个圈子套在他们脖子上，另一头挂在肉钩子上。当一个电影摄影机沙沙响起的时候，这些人被吊起来，绞死了。
他们身上那没有裤带的裤子，在他们挣扎的时候，终于掉了下来，使他们赤身露体地现出临死时的痛苦。审讯的照片和电影都奉命立即冲洗出来，赶送给希特勒，使他在当天晚上就可以看到。据说，戈培尔看这些影片时用双手按住眼睛，才没有晕过去。
这年的整个夏天、秋天和冬天，直到1945年初，狰狞的人民法庭一直在开庭，匆匆忙忙地进行阴风惨惨的审讯，罗织罪状，判处死刑。
1945年2 月3 日早晨，正当施拉勃伦道夫被带进法庭的时候，一颗美国炸弹炸死了法赖斯勒法官，炸毁了当时还活着的被告中大多数人的案卷。这样审讯才算停止。施拉勃伦道夫奇迹似地保住了性命。他是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