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特别行动队的办法进行集体扫射。尸体干脆扔入壕沟焚烧，其中许多尸体只烧毁了一部分，然后就用推土机推上土埋起来。
到最后，集中营长官都埋怨焚尸炉不仅不敷应用，而且“不经济”。
首先用来杀死受难者的“齐克隆Ｂ”结晶药物是由两家德国公司供应的，它们都从伊·格·法本化学公司取得了专利权。这两家公司就是汉堡的特奇一施塔本诺夫公司和德骚的达格奇公司；前者每月供应两吨氰化物结晶体，后者每月供应3/4 吨。它们的提货单曾在纽伦堡拿出来作证过。
这两家公司的董事辩解说，他们出售这些产品只是供消毒用的，并不知道被用来杀人，但是，这种辩护是不能成立的。从已经发现的特奇一施塔本诺夫公司的一些信件来看，这些信上谈到不仅供应产生毒气的结晶药品，而且还供应灭绝室的换气和保温设备。而且，那个与众不同的霍斯一旦开始供认，就供认得相当彻底，他还证明，特奇公司的董事们不可能不知道他们的产品的用途，因为他们提供的毒物足以杀害200 万人。英国的一个军事法庭在审问这家公司的两个合伙人布鲁诺·特奇和卡尔·威恩巴赫尔时确信这一点；这两个人都在1946年被判死罪并被绞决。第二家公司，德骚的达格奇公司的董事格哈德·彼得斯博士受到的惩罚较轻，德国法庭只判处了他5 年徒刑。
战后，在德国开始审判以前，人们普遍认为，大规模屠杀只是为数很少的一些狂热的党卫队头子的罪行。但是，法庭的记录毫无疑问地证明了许多德国企业家是同谋犯，其中不仅包括克虏伯和法本化学托拉斯的董事，而且还包括许多较小的企业家，这些人从外表上看一定是最平凡和正派的人，就像任何地方的规矩的企业家一样，是社会的栋梁。
仅仅在奥斯威辛一个集中营里，到底屠杀了多少不幸的、无辜的人？人们将永远无法知道它的确切数字。这些人中大多数是犹太人，但也有许多别的人，特别是俄国战俘，霍斯本人在他的供状中估计，有“250 万人是在毒气室和焚尸炉中被消灭的，至少还有50万人死于饥饿和疾病，总数约为30Ｑ万人”。后来，在华沙法庭审判他本人时，他将这个数字减少为113。5 万人。
1945年1 月红军占领了这个集中营以后，苏联政府进行过一番调查，获得的数字是400 万。莱特林格根据自己的详细研究，认为奥斯威辛用毒气处死的受难者的数字“连75万”也不到。他估计有60万人左右死于毒气室，此外还要加上大约30万或30万以上“失踪者”的“未知数”，这些人是被枪杀或病死饿死的。不过，不论根据哪一种估计，数字都是巨大的。
特别队人员在一堆堆冰冷粘湿的尸体旁边工作着，死者如有假牙，他们就把镶的金子拔出来。未被拔掉的，尸体被焚毁后，假牙上镶的金子还留存，就从尸灰中拣出来。这些金子被熔化以后，同其他从罹难的犹太人身上搜到的贵重物品一起运给德国国家银行。根据希姆莱和银行总裁瓦尔特·丰克博士签订的一个秘密协定，这些东西都存在党卫队帐上。帐户用的一个假名字叫“马克斯，海利格”。从这些灭绝营中劫掠而来的贵重物品，除了牙齿上的黄金以外，还有金表、耳环、手锡、戒指、项链，甚至还有眼镜框子——因为党卫队欺骗犹太人说要“重新安置”他们，鼓励他们把所有的贵重物品都带在身边。此外还有大量的珠宝，特别是金刚钻和银器，以及大叠大叠的钞票。
事实上，“马克斯·海利格”存放的财物在德国国家银行里几乎是满坑满谷。早在1942年，银行在保险库便堆不下了。唯利是图的董事们便设法将这些物品交给市政当局主办的当铺去处理，换成现钞。德国国家银行于9 月15日致柏林市营当铺的一封信谈到“第二批货物”的事。它一开头便说：“我们将下列贵重物品交给你们，请尽可能予以最好的利用。”信中所附清单很长，并且分门别类，其中包括154只金表，1601个金耳环，132 个金刚钻戒指，784 只银质怀表和“160 个各种镶金假牙”。到1944年初，这家柏林当铺已被这些源源不绝送来的赃物堆满。它通知德国国家银行，不能再继续接受了。盟军占领德国以后，在纳粹藏匿过部分档案和赃物的一些荒废的盐矿中，发现了许多在“马克斯·海利格”帐上留下来的财物，它们足以堆满德国国家银行法兰克福分行的3 个大保险库。
银行家们知道不知道这些独特的“寄存物品”的来路呢？德国国家银行贵重金属物资部经理在纽伦堡供认，他和他的同事们注意到许多批货物都是从卢布林和奥斯威辛运来的。
我们都知道这些地方是集中营所在地。金牙是在1943年11月送来的第10批货物中出现的。金牙日渐增多，数量十分可观。
臭名远扬的党卫队经济处处长奥斯瓦德·波尔曾经专门负责党卫队的这门交易工作。他在纽伦堡强调指出，丰克博士和德国国家银行的负责人与董事们都十分清楚他们要典当出去的这些货物的来路。他相当详细他说明了“丰克和党卫队之间进行的关于把犹太死人的贵重物品运给德国国家银行的交易”。他记得他和银行副总裁艾米尔·波尔博士曾经有过这样一次谈话。
在这次谈话中，对这一点不再存在任何怀疑：将要交付的物资都是从那些在集中营里被杀害的犹太人身上来的。所谈的物资包括戒指、表、眼镜、金条、结婚戒指、胸针、别针、金牙和其他贵重物品。
波尔谈到，有一次在视察了德国国家银行中存放“来自犹太死人”的贵重物品的那些保险库之后，丰克博士举行了一次愉快的宴会，招待前往视察的人员。在宴会中，他们的谈话的中心就是这些战利品的独特的来路。
“华沙犹太人隔离区已不再存在”
不止一个目击者说过，许许多多犹太人是抱着听天由命的精神来迎接纳粹毒气室中或特别行动队的集体屠杀坑中的死亡的。但是，并非所有的犹太人都是这么乖乖地听人处死的。1943年春天，被圈禁在华沙犹太人隔离区中的约6 万犹太人就曾经对纳粹刽子手进行过反抗和斗争。这6 万人是1940年像牲畜一般被赶进这个区域的40万人中的残存者。
关于这次华沙犹太人隔离区的暴动，也许没有一个人留下的记载会比镇压暴动的那个扬扬得意的党卫队军官的记载更为可怕和具有权威性。这个德国人就是党卫队联队长、警察少将雨尔根·施特鲁普。他那本写得绘声绘色的官方报告书至今还留存着。那份报告用皮面精装，有着丰富的插图，用75页精致的厚证书纸打字而成，题目是《华沙犹太人隔离区已不再存在》。
在纳粹征服波兰一年以后，即1940年秋末，党卫队把约40万犹太人赶到一起，用一堵高墙把他们圈禁在那个中世纪的古老的犹太人隔离区周围将近2 英里半长、1英里宽的地区之内，同华沙其他区域隔绝。在正常的情况下，这个地区只能住16 万人，因此这时就拥挤异常。但这还只是最起码的困难。总督弗朗克甚至连仅够勉强维持一半人活命的食物也拒绝发给。犹太人还不准离开这个封锁区，违者一经发现，就当场格杀勿论。因此，他们只能在围墙内的几个军火工厂中工作，除此以外，再也找不到其他工作。而这几个军火工厂都是德国武装部队经营的，要不就是深知如何利用奴隶劳动来攫取大量利润的贪得无厌的德国商人经营的。至少有10万犹太人依靠别人每天施舍一碗常常是用草煮成的汤来苟延残喘。那是一场毫无希望的求生的挣扎。
但是，犹太人隔离区的居民并未按照希姆莱所期望的那样很快地饿死、病死，因此他在1942年夏天发布命令，以“治安的原因”为辞，迫使华沙犹太人隔离区中的犹太人全部迁出。7 月22日，大规模的“重新安置”行动开始了。据施特鲁普的统计，自那天起到10月3 日，一共有310322个犹太人已被“重新安置”。那就是说，他们已被运往灭绝营（其中大多数被运往特莱勃林卡灭绝营）用毒气杀害了。
希姆莱还是不满足。1943年1 月，他突然到华沙进行了一次视察，发现犹太人隔离区中还有60000 人活着，就下令一定要在2 月15日以前完成“重新安置”的行动。结果证明这是一项困难的任务。冬天的气候如此严寒，加之当时陆军在斯大林格勒遭到惨败，跟着又在俄国南部节节后退，迫切需要运输工具，因此党卫队很难找到必要的火车车皮来完成最后的“重新安置”
计划。而且，据施特鲁普报告，犹太人也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抵制对他们的最后清洗。直到春天，希姆莱的命令才得以执行。当时决定采取连续3 天的“特别行动”来清除犹太人隔离区，但结果却花了4 个星期。
在上年30余万犹太人迁出以后，德国人得以缩小四周围着高［976 ］墙的隔离区的范围。当1943年4 月19日早晨，党卫队的施特鲁普将军指挥他的坦克、大炮、火焰喷射器和爆破队袭击这个地区时，它的面积已只有1000码长、300 码宽，然而，它却像一个蜂窝似的，布满了下水道、地洞和地窖，拼命挣扎的犹太人把这些地方变成了他们的防守据点。他们的武器很少，只有一些手枪和步枪、偷偷运来的一二十挺机关枪和土制的手榴弹。但是，在这个4 月的早晨，他们决心使用这些武器。在第三帝国历史上，犹太人用武力反抗他们的纳粹压迫者，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施特鲁普率领了2090名士兵，其中约有一半是正规军或武装党卫队，其余的则是党卫队的警察，加上335 名立陶宛民团和一些波兰警察及消防队员。他们在第一天就遭到了意外的抵抗。
［施特鲁普曾用电传打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