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为什么不杀身成仁？看似义正词严，掷地有声，其实不过是站在干岸上，说风凉话而已。且不说鼓吹别人去当烈士，那居心之险恶，而自己碰上这样状况，是否也说到做到，是大可怀疑的。因为这多年来，我很看到一些银样镴枪头的同行，嘴上说得不知多么激昂慷慨，事到临头，骨头比醋焖鱼还要酥软，两腿开溜得比兔子还快者，非止一位。但愿这些说大话的勇者，能够真正的无畏无惧，文坛也许更有希望一点。
建安文人，最早被曹操用来祭刀的，应该算是祢衡，公元198年就让黄祖杀了。公元208年孔融弃市。杨修是公元218年，被曹操以军法处死的。在这前一年，也就是公元217年，许都流行了一场瘟疫，徐幹、陈琳、应⒘蹊澹嘉茨芴油眩嗉倘ナ馈Ｍ豸铀娌懿僬魑猓苍谡庖荒晁涝诼飞稀９�220年，曹操死。公元226年，曹丕死。曹植是建安文人中活得最久的，但到公元232年，也被他的侄子魏明帝用毒酒害死，于是建安文学便画了句号。
数千年过去，如今谈起建安文人，这些名字还是常挂在嘴上的，“融四岁，能让梨”，连小学生都知道的。至于谈到建安文学，在非专业研究者的心目中，只有曹氏父子是居霸主位置的。曹操的“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曹丕的“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植的《七步诗》（虽然不能证明是他的作品），还能在普通人的记忆之中，占一席之地。而像出类拔萃的王粲，地位很高的孔融，才华出众的祢衡，他们的作品，当然也很了不起，但很少被现代人知悉。至于徐、陈、应、刘，他们写的东西，大半失传，如今，只不过是文学史中的一个符号而已。
所以，懂得这一点，也许最后连符号还混不上，多些自知之明，该多好啊！文学界里那些年纪大一点的，必欲当祖师爷，要众人膜拜；名声响一点的，定要领袖群伦，一言九鼎才过瘾；位置高一点的，就成了容不下别人的把头，称霸排他；资格老一点的，便来不及地给自己建纪念馆，开研究会，树碑立传，立地成佛。这形形色色的表演，很大程度在于看不大透，才折腾个没完没了。
但继而一想，衮衮诸公的心有外骛，不在文学上争一短长，而忙于文学外的建树，很大程度由于创作力的衰退，已如阉鸡，无振翅一鸣之雄风，才在这些地方寻找自我。如果不让他干这个，又能做些什么呢？世界本是舞台，没有这些膀大腰粗的，迎风掉泪的，顾影自怜的，哗众取宠的老少作家粉墨登场的话，也就不热闹了。
于是，作为一名观众，不妨莞尔一笑，且看诸公如何把戏演下去就是了。
曹操唯才是举（1）
世界上还没有一本书，能比得上《三国演义》，讲了这么多的权谋。而其中许多权谋，直至今天，还有其实用价值。当然，也没有一本书，像《三国演义》，讲了这么多的谋士。这种三国时的谋士，和现在理解的参谋、秘书、文职人员这些部属，还有所不同，也不完全是军师、顾问、参事、高参这些直接参与帷幕指挥的人员，更接近于“智囊”，是进行战略决策时，为领导人提供方案的高级辅佐人才。
领导靠谋士出主意，谋士为领导想对策。
我们读《曹操集》，其中有《遗荀攸书》一文，信中说：“方今天下大乱，智士劳心之时也。”这句话，表明了他十分地看重智士，看重智士的计谋，对于治理天下的作用。在三国时期，拥有谋士最多，使用谋士最力者，就是这个曹操，所以，得益谋士最大者，也是这位魏武帝。
中国的知识分子，由于不能忍受压迫，揭竿而起，铤而走险者，简直太少太少了。中国没有一个像普希金那样决斗而死的作家，也没有像海明威、法捷耶夫、茨威格那样壮烈自杀的作家，文化革命迫害了中国的绝大部分作家，但也只有老舍先生、傅雷先生，才采取断然结束生命的做法。这也是中西文化差异的所在，中国文化人对于生命的价值观念，远远要比自由、爱情、理想、真理、尊严、人格……看得重些。所以，“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的讽刺，就是因为不愿很轻易地拿生命为赌注而来的。因此，有史以来，开国之君，来自文化偏低的阶层者为多，不是一介武夫，便是起义农民。
刘邦是流氓无产者，当了皇帝之后，还把儒生的帽子拿来作尿壶用的，这决不是他的潇洒，而是他的愚昧。所以，对于知识，对于知识分子的作用，能有曹操这样一个认识水平的，并不多。所谓“得人者昌，失人者亡”，谁拥有人才优势，而且给人才创造一个“各尽其能，各展所长”的良好环境，谁就会在竞争中占上风。
三国时期，曹操讲求“唯才是举”，哪怕“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才，“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的网罗，即使在现在社会里，有如此识见和气度的领导，也不多见。当时，在许都，可以设想，是一个多么人才济济的兴旺局面。就以文学来说，现在我们所讲的建安时期文学的繁荣景象，大部分作家都在曹氏父子周围。至于那些政治上、军事上的谋士，则更是曹营中的骨干力量。
官渡之战，是决定曹操能不能立足于天下的最大考验，不消灭这个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的劲敌，曹操一天不得安生，连觉都睡不踏实的。而且，袁绍手下的谋士，像许攸、沮授、审配、郭图，也都是一流的“智囊”。因此，曹、袁之战，也是一场谋士之战，结果，由于袁绍“多疑而寡决”，手下谋士又分帮结派，纷争倾轧，可以打赢的仗，也打输了。而曹操之胜，应该说，很大程度获益于他的这些谋士的高明对策。
官渡之战，久攻不下的时候，曹操也动摇过的，因为几无隔宿之粮，干脆不如撤兵算了。他同荀彧商量，这位谋士给曹操写了封信，信内建议：“公今画地而守，扼其喉而使不能进，情见势竭，必将有变。此用奇之时，断不可失。”以弱战强，正如狡兔和鸷鹰搏斗，只有一口气不停地拖着叼住它的鹰向前奔走，愈到最后时刻，愈不能泄劲，坚持到底，才是胜利。哪怕稍一迟疑，全盘皆输，必然会成为鸷鹰的一顿美餐了。官渡大捷以后，他给皇帝上表，给荀彧请功。
曹操在这份《请增封荀彧表》中，说得相当实事求是。“昔袁绍作逆，连兵官渡。时众寡粮单，图欲还许，尚书令荀彧，深建宜住之便，远恢进讨之略，起发臣心，革易愚虑，坚营固守，徼其军实；遂摧扑大寇，济危以安。”他还设想，“向使臣退军官渡，绍必鼓行而前，敌人怀利以自百，臣众怯沮以丧气，有必败之形，无一捷之势。”所以，曹操承认荀彧的谋略，“以亡为存，以祸为福，谋殊功异，臣所不及”。即使在今天，能找到这样敢于襟怀坦白，承认自己“不及”部下的人，怕也不多的。要是那些坐在主席台上，一握住麦克风，必哇啦哇啦发一通不切实际的指示，讲一些不咸不淡的话的先生们，有曹操这点自知之明，倒是台下听众的福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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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唯才是举（2）
另一位年轻的谋士郭嘉，也是为曹操立了大功的，在击败袁绍，击败袁谭，袁尚、袁熙西遁乌桓蹋顿以后，力主乘胜追击，为统一北方，作出了杰出贡献。所谓“智士劳心”，就是不仅能够准确地把握住###不定，变化不已的局面，作出攻守得当，进退适宜的决策，而且应该能够高瞻远瞩，在看到今天的同时，看到明天和后天，来作出与现在相衔接，而又与未来相吻配的正确决断。
当时，曹操部下对郭嘉的谋略，不以为然，是有争论的。认为在取得如此辉煌的讨袁胜利之后，挥师南下，图刘表荆襄之地，不失为佳计良策。因为袁绍败后，唯刘表是一支可以抗衡的力量。若远征乌桓，许都空虚，倒有可能受到刘表、刘备袭击之虞。这种忧虑，也是不无道理的。
然而郭嘉却敢于悖众出言，建议大军西征乌桓，置刘表于不顾，这种出人意料的谋略，也难怪只有曹操才能赏识。他说：“唯奉孝为能知孤意！”因为不扫除边庭，消灭隐患的话，就不能巩固北方，确保中原，当然更不用说实现越江而下，囊括江东、荆襄、巴蜀的宏图了。然而，对于刘表会不会派刘备乘虚而入的可能，郭嘉和大家看法不一，他说：“刘表，坐谈之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刘备，重任之，则不能制，轻任之，则备不为用。”他是掌握了刘表的弱点，和刘备刘表之间的矛盾，作出这样的判断，这就叫胆略了。
郭嘉敢提出来，曹操敢于拍板，所以，主择臣，臣亦择主，智士能用，在于用智士者。郭嘉病逝西征途中，曹操的悲痛感情，发出天下相知者少的感慨，是真实的。
三国时期，像这样有远谋高见的智士，并非只是曹操帐下的荀彧郭嘉两位，甚至在袁绍军中，也曾经囊括了大部分河北名士，但他恰恰败在了不会用谋士上，所有的好主意，都被他优柔寡断，疑而不决的性格毁掉了。
所以，更关键的是要尊重人才，使人才的智慧成果得到应有报偿的曹操式的决策者。韩愈悲叹“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识人才能得人，得人而不识人，有人也等于无人。毛泽东同志讲，“路线确定以后，干部便是决定因素”，也就是这个道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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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南阳的诸葛亮
《三国演义》这部小说，除了帝王将相之外，确实也无其他了。看不到一个有具体面目的老百姓，也看不到一个有具体面目的士兵。甚至人类的另一半，在有名有姓的女性人物中，除了貂蝉是着力描写者以外，其余像蔡夫人、孙夫人，乃至大乔小乔，笔墨都是微乎其微的。全书以很大的篇幅写战争，那是“将”的事；同样，以很大的篇幅写权谋，那是“相”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