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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众多的南斯拉夫对华友好人士中，我想谈谈在炸馆之夜邀请我们去他家住的拉多舍维奇先生。他是南中友好协会主席，七十多岁，头发花白，中等身材，身体健朗，精神矍铄。他是摄影家，任欧洲摄影家协会主席，德国科学院院士。他担任南中友协主席多年。南中友协纯系民间组织，没有经费，没有办公地点，举行各种活动完全靠企业家赞助。他经历不凡，博闻强记，讲起话来滔滔不绝。在馆难的那些日子里，他操劳忙碌，组织活动。在为烈士送别的仪式上，他噙着眼泪亲自为烈士拍下最后的遗容，而平时，这些活都由他的学生去做。后来，他把这些照片汇集成册送给我。有一次，他告诉我，他的住宅遭到间接轰炸，玻璃被震碎，他和夫人幸好没有受伤。为了修理房子，他也不得不临时搬家。
我在南斯拉夫任职期间，拉多舍维奇先生是同我交往较多的一位活动家。我们每次聚首，都长谈不倦。从他的谈话中，我了解了他的身世，还有关于他的一些故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南斯拉夫成了欧洲的一个主要战场。他的父亲走上战场，从此就没有回来。他和母亲在贝尔格莱德艰难度日。有一次，德国法西斯轰炸贝尔格莱德，他母亲领着他躲进防空洞。防空洞又热又闷，他跑出来玩耍。这时，德国飞机投弹炸塌了防空洞，他的母亲不幸遇难，而他得以幸免。这件事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北约轰炸开始后，使馆安全小组认为地下室相对安全。我不能说地下室不安全，在间接轰炸的情况下，地下室是安全的。但我没有强调一定要到地下室躲避，也没有强调大家一定要到地下室睡觉。我自己照常在办公室办公，在大使官邸二层睡觉。我后来思前想后，这是否是受了拉多舍维奇先生故事的影响。而我的行动对大家也产生了影响，大家晚上照旧在自己的宿舍里休息。否则，大家都躲到地下室去，结果是难以设想的，牺牲的可能不止三人，而会成倍地增长。
异国他乡的患难之交（2）
当德国法西斯占领贝尔格莱德以后，拉多舍维奇又被德国兵俘虏，投进德国的集中营。有一次，集中营的俘虏们列队点名，每隔一人拉出一人枪毙。他当时想，既然落在德国人手里，就认命吧！他旁边的一个少年惊恐不安，觉得自己的站位不好，提出同拉多舍维奇换位置，拉多舍维奇同意了。结果那个少年被点到拉出去枪毙，而拉多舍维奇竟然奇迹般地躲过了这一劫。他还告诉我，有一天夜晚，他在集中营睡觉时，梦见天使骑着白马破天而来，一把拉起他，和天使同乘白马逃出集中营。就在这天夜晚，盟军飞机轰炸，炸毁了集中营的围墙和一些营房，他乘机逃出了集中营。他怕被德军发现重新抓回，于是昼伏夜出，拼命向南逃跑。当时苏联红军和盟军正在向柏林推进，德国军队自顾不暇，没有大规模派出部队搜捕“逃犯”，这使他得以逃出德国。饥饿、疲劳使他无法再往前走了，一天黄昏，他敲响了一家住户的门。这家的主妇开门，看见他一身囚装，知道是从集中营逃出来的，让他进屋，给他饭吃，还找出衣服帮助他换下囚装。这位妇女的丈夫也被抓去充军，她对拉多舍维奇的遭遇深表同情，准备留他过夜。他吃饱喝足，稍事休息之后，想到这里仍是德占区，不能停留，就告别了这位妇女，从后门走出，躲进附近小山丘的树林中。这时，他在山丘上看到，一队德国士兵闯进了这家住户，进行搜查。好险哪，如果他再稍事逗留，或者留下过夜，又会被德国兵抓获。在德寇各条战线吃紧的时候，德军抓到集中营逃犯，往往不是再送回集中营，而是就地枪决。这样，拉多舍维奇又躲过了一劫。他讲起自己的经历，绘声绘色，增添了不少传奇而又神秘的色彩。
拉多舍维奇先生访问过中国，中国悠久的历史和古老的文化使之倾倒。他说，他最崇拜的中国人有三个：毛泽东、周恩来、孔夫子。每当我和他在会客室见面，我们俩都不由自主地望着陈设在这里的30厘米高的孔夫子铜像。提起这尊铜像，也有一段故事。这尊铜像是拉多舍维奇先生于1996年我国国庆节时赠送给使馆的。当时，他对我的前任——朱安康大使说：“今天是我们的共同节日，我把30厘米高的孔夫子塑像送给中国朋友，不过，将来一定会有一尊欧洲最高的孔夫子像耸立在贝尔格莱德街头。”
南中友协的朋友对我说，孔夫子是中国古老文明的象征。为筹建这位伟人的塑像，拉多舍维奇费尽了心血。他不顾七十多岁高龄，亲自到中国搜集孔夫子资料。为了寻找孔夫子塑像原型，拉多舍维奇先生跑了好几个城市，最后终于在上海一家大饭店里找到一尊孔夫子彩色瓷雕。老人舍不得把瓷雕放在行李中托运，而是揣在怀中，像照看一个十世单传的婴儿那样将它带回贝尔格莱德。随后，拉多舍维奇先生自己出资，聘请著名雕塑家造出塑像模型，为以后建造孔夫子大型铜像做准备。在北约停止轰炸之后，拉多舍维奇先生找我谈孔子塑像问题。他的设想是，孔子铜像高达三米，安放在高高的底座上。底座四周是在黄河岸边耕作的农夫以及抚筝吟唱的古代仕女的浮雕。安放塑像的广场将命名为“友谊广场”。他就此征求我的意见。我沉思了一下回答说：在南斯拉夫竖立最高的孔夫子像，这是一个创举。竖立孔夫子像，便于南斯拉夫人民了解孔夫子，了解中国古老的文明，有益于促进两国的文化交流，有益于增进中南两国人民的友谊。这是一件大好事，我表示赞赏和支持。我问他，建这样的铜像和广场需要多少钱，他回答说，大约六十万美元。我提出，如何筹集这笔资金，现在这个时机建孔夫子铜像是否适宜？当时，北约轰炸停止不久，南斯拉夫百废待兴。美国和西方继续制裁南联盟，致使民生凋敝，资金匮乏，南塞政府为恢复道路、桥梁、输电供水等基础设施，以及重建炸毁的民房，不得不挪用民间资金。南斯拉夫的一些公司都生意清淡，拿不出钱来，而华人在这里的公司都是小本经营，资金雄厚的大公司几乎没有，所以筹集这笔资金相当困难。当此国计民生一系列紧迫问题亟待解决的时候，斥巨资修孔夫子像是否还会有负面效应？我提出这些问题后，主席先生觉得这些问题是现实存在的，他也同意我的看法，于是竖立欧洲最高的孔夫子像暂时搁置，有待来日。
在政治主张方面，拉多舍维奇先生属于当时当权的米洛舍维奇总统的反对派。有一次，我和他谈起寻找新馆址遇到的困难时，他建议我找贝尔格莱德市长帮忙。市长米哈伊洛维奇是反对派政党塞尔维亚复兴运动成员，该党控制了贝尔格莱德及其他一些城市。他介绍我和市长相识。有一次，我在“中国大酒楼”请他和市长一起吃饭。他们俩来到饭店门口，市长却不进来，拉多舍维奇先生进来告诉我，市长今天有事，不能应邀。我很奇怪，问他究竟怎么回事，他表情严肃地反问我，今天你为什么还邀请了社会党的高官一起就餐？原来，他和市长看见社会党重要成员、南斯拉夫议会民事委员会主任走进饭店，以为我邀请他们俩和这位南斯拉夫社会党成员一起赴宴。我告诉他，这位社会党成员是自己来饭店就餐，和我同他们的聚首没有关系。他表情一变，满脸笑容，拉市长进来一起就座。席间谈起新使馆馆址问题，市长答应尽力帮助寻找合适的地段建造新的中国大使馆。而这位南斯拉夫社会党成员是著名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主演瓦尔特的演员，叫日瓦洛维奇。他曾应邀出席过我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大家争着和这位当年的瓦尔特合影，他也是使馆的一位老朋友。
异国他乡的患难之交（3）
谈起拉多舍维奇的中国情结，老人陷入了沉思。他说，他与两位志同道合的朋友——西莫尼娜和德米特里都非常崇拜中国的古老文化，对中国怀有深厚的感情。上世纪70年代中期，三人商定为促进南中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做些事情。西莫尼娜女士率先在南斯拉夫档案馆举办了周恩来总理生平展览，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德米特里先生呕心沥血，编撰了南斯拉夫第一本《汉语—塞尔维亚语辞典》。不幸的是，这两位朋友先后辞世，拉多舍维奇先生一人继续他们的未竟事业。
作为一位知名的摄影艺术家，拉多舍维奇先生十分重视宣传、介绍中国的文化和艺术。80年代初，他在贝尔格莱德举行了中国风景艺术作品展。1986年是国际和平年，纽约联合国总部举办了一次以“现代人类的生存与和平”为主题的摄影展。由于某些国家的阻挠，中国没有被邀请参展。为了不失去这个介绍中国的机会，拉多舍维奇个人出资精心筹集了140幅中国摄影作品，并亲自把它们挂到了联合国总部。我在贝尔格莱德工作期间，曾几次参观他举办的摄影展。有一次，他在一所学校举办西藏民俗和风景图片展，我出席了开幕式并讲了话。我说，请那些所谓的西藏人权卫士们也来看看这个展览，在欣欣向荣的新西藏，人民当家做主，有了真正的人权。难道他们想让西藏重新回到奴隶社会，去获得当奴隶的权利吗？拉多舍维奇也讲了话，揭露了西方有些媒体宣传的欺骗性。
在拉多舍维奇先生的奔走呼号、积极努力之下，1990年南斯拉夫成立了第一个南中友好协会，他自己亲任主席。此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