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院要求孩子们行动起来，自己到树林里伐木，解决燃料问题，并且还定了任务，每人每天要完成一个立方米。
谁也没有伐过木。可是谁也没退缩。男孩子们一声呐喊，扛上斧头，就向着风雪的深处出发了。
一斧子砍下去，树干怦然战栗，树梢的积雪簌簌地坠下。一下，又一下，坚韧的树皮终于慢慢绽开。孩子们嘶叫着，疯狂地舞动斧头，仿佛在和巨大的敌人肉搏拼杀。帽子扔掉了，手套甩飞了，棉衣的扣子也全部解开了。汗水未及流下就冻结在发际，头发上、眉毛上、睫毛上都凝结了一层厚厚的白霜。洁白的雪花映衬着孩子们亢奋燃烧的瞳仁，一团团的热气在每个人的头顶蒸腾。夜幕降临的时候，孩子们满载着伐下的木块，唱着豪迈的战歌，如同骄傲的武士凯旋而归。
浓黑的夜色吞噬了万物。呼啸的风暴夹带着雪块与冰凌，如同一头暴虐的野兽，在空旷的原野上往来奔突。森林，田野，冰封的河流，在恶魔狂野的淫威下发出低沉的呜咽。暴风雪嗥叫着，扑打着门窗，抨击着墙壁，仿佛要将房子撕裂。然而国际儿童院依旧巍然屹立，如同一座坚不可摧的堡垒。房间里，孩子们或搂着书，或抱着心爱的玩具酣然入睡。从窗口发散出点点柔黄的灯光，在冰晶中漫射开来，又交织在一起，如同一轮朦胧、圣洁的光环，笼罩着这一方生命的绿洲。
战争终于结束了。
陈祖涛＇U1＇和其他几个中国学生十年级毕业。考上了自己理想的大学。
按照规定，十年级毕业后，他们就算已经长大成人，不再由儿童院抚养。
刚刚经历战争严重创伤的苏联，物资极度匮乏。每天政府配给的口粮只有五百克黑面包，其中还搀杂了不少锯末。作为一年级大学生，每月从学校领到的助学金仅有二百七十卢布，只够在黑市上买四公斤的土豆。
为了填饱肚子，陈祖涛他们白天上课，晚上就去莫斯科河的码头上帮人扛土豆。五十公斤重的麻袋落在稚嫩的肩头，压得他们几乎喘不过气来。孩子们弓着腰，一路小跑，只为多赚回一些酬劳。深夜，他们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回到宿舍，煮熟土豆三口两口地吞下，赶紧躺下睡觉。明天还有功课和考试。
陈祖涛这样描述当时的窘境：
“苏联学生遇到困难，可以向家里伸手。我们真的是举目无亲，无依无靠。我们买不起新衣服。大学前三年身上穿的一直是离开儿童院前发的那两套衣服。我脚上的皮鞋也开了个大口子，脚趾头都露在外面。”⑦
艰苦，从来没有击垮青年们的生存意志。来自国际儿童院的教育告诉他们，要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要像一个真正的革命者那样顽强地与困难斗争。在他们的心灵深处，更有一个声音在回响：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等到回到祖国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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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烽火绿洲（5）
就在学子们生活最窘迫的时候，祖国向他们伸出了温暖的手臂。
1947年，蔡畅同志到布拉格参加世界妇女大会，中途路过莫斯科。当她看到这群在莫斯科上大学的中国学生的时候，眼前的景象让她惊呆了：孩子们个个面黄肌瘦、衣衫褴褛，如同街上的叫花子一般。这个在敌人的严刑拷打前面不改色的坚强女性，把孩子们搂在怀里流下了眼泪：“我们把你们送到这里，就是希望你们能够有一个更安全稳定的环境，没想到你们过得这样苦。假如把你们留在延安，至少也能吃饱穿暖啊！”
情况很快有了转机。
蔡畅第二次到莫斯科的时候，给孩子们带来了几根金条，让他们换钱改善生活。为了既安全又能有个好价钱，同学们决定拿到首饰店去换钱。
头一次还挺顺利。第二次当陈祖涛到首饰店兑换黄金的时候，埋伏在周围的便衣一拥而上，把他押到警察局。一个穿得破破烂烂的外国人，哪里来的那么多黄金？面对警察的讯问，陈祖涛坦言相告：“我们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后代，从国际儿童院出来在莫斯科读大学。因为生活困难，国内的亲人给我们带来一些黄金。如果想核实我们的身份，，可以询问联共中央领导。”警察部门的人一调查，发现事实果然如此，就把他放了。孩子们把黄金陆续换成了卢布后，终于换上了新衣服，吃饱肚子的问题也得到了根本解决。
随着国内革命形势的好转，身在异乡的学子们，越来越明显地感受到来自故乡亲人的支持。1948年，中共东北局给中国学生们发来整整一车皮的食品和用品，有大米、火腿、皮蛋和白绸布。大米、火腿按需分配，随吃随拿；白绸布则每人一块，男同学用来做衬衣，女同学用来做裙子。礼物抵达莫斯科的那天，几乎所有的中国留学生都赶来卸车，大家都喜气洋洋。面对苏联同学投来的艳羡的目光，大家第一次深切感受到来自祖国的温暖。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海外学子们期待已久的一天终于来临了！全莫斯科的中国学生们欢聚在一起。大家在一起唱歌、跳舞，高喊“乌拉！”，激动的热泪肆意流淌。10月31日，新中国的第一任驻苏大使王稼祥抵达莫斯科的那一天，全体在莫斯科高校学习的中国学生一个不少，都到火车站去迎接。那心情，就像迎接自己久别的亲人。
国民党的“大使馆”撤走了，克鲁泡特金大街十三号升起了鲜艳的五星红旗。从此，留学生们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家。 1949年11月以后，使馆开始统一对留学生实行助学金补贴。孩子们的生活终于得到根本的改善。
1948年9月，前来苏联留学的谢绍明＇U2＇等一批青年学生，因暂时不能进入莫斯科就读，曾在伊万诺沃生活了一段时间。当他们进入国际儿童院的大门，眼前发生的事情令他们痛苦不堪。
操场上，有不少七八岁的、黑头发黄皮肤的孩子在追逐打闹。当谢绍明等用中文问候“你好，你叫什么？”时，孩子乌黑的瞳孔中顿时出现困惑的神情。他们无法听懂对方的语言。
年轻人们发现，这些在苏联出生和长大的孩子尽管在体貌上和自己别无两样，但是在思维习惯、生活方式方面，已经和苏联人完全相同了。他们讲得一口地道的俄语，却几乎完全不懂汉语。他们对身边的一切了如指掌，却对自己的祖国一无所知。
随着中国教员的相继离开，在国际儿童院的孩子们失去了接触中文和中国文化的机会，关于祖国的一切，在他们日新月异的记忆中逐渐淡忘了。
历史在这里开了一个苦涩的玩笑：这些孩子的父母，毅然投入艰难险恶的革命事业，就是为了子孙后代能够拥有一个强盛的祖国；而如今，他们自己的子女却失去了对故土的记忆。
1950年3月，年轻的留学生们由谢绍明执笔，起草了一封给中共中央的信：
“大革命失败以后，一批革命烈士子女和党的领导人子女去苏联留学。他们有的已经回国，有的已在莫斯科上大学。还有一些留在伊万诺沃念小学和中学。我们感觉苏联战后的各方面情况不是很好，生活条件艰苦，对中国儿童的教育也有欠缺。这些孩子一句中国话也不会说，对祖国也不了解。现在祖国已经解放，有条件让这批孩子回国接受教育。建议将他们送回祖国，待他们将来在国内学习有一定基础后，可再回苏联学习深造。”⑧
第二章 烽火绿洲（6）
1950年8月30日，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第一批三十名中国孩子踏上了回家的旅途 。
如同送自己的孩子出远门，儿童院为每个孩子新做了大衣、帽子，还给每人发了一个新的小箱子，里面装满了书籍和玩具。每个孩子还获得了一大盒精巧的巧克力糖。
汽车徐徐开动了。孩子们把小脸紧紧贴在车窗上。他们看到，温柔的女教师们把脸深深埋在手掌中，双肩耸动；他们看到，小伙伴们追着汽车，奔跑、跌倒……。他们睁大双眼，想凝刻下眼前的一切，可是视线模糊了；他们张大嘴巴，想最后呼唤一声亲爱的伙伴，可是喉咙哽咽了……
再见了，这片养育了我的慷慨的土地！
再见了，这些在患难时刻救助了我的善良的人民！
再见了，我童年温暖美好的记忆！
再见了，我的第二故乡！
回家的路是漫长的。
回家的心路更是艰难的。
当列车驶入中国大地的时候，孩子们看到的是战乱后满目疮痍的土地、凋敝落后的人民、各种各样“古怪”的民风民俗。一切和自己刚刚离开的那个国家竟是那么不同，竟有那么大的反差。孩子们惊讶地观察每一样事物，那感觉就像来到了地球的另一端。
这些从国际儿童院归国的孩子们，在心理上都经历了痛苦的“闯三关”的过程。
首先是家庭关。
侯果力：
“列车到了北京。在站台上，我们站成一排，家长们也站成一排。先念学生的名字，被点名的人向前走几步。然后念家长的名字。两个出列的人，就这样对上了号，就这样相认了。现在想起来，就有点像认领东西似的，非常可笑。”⑨
有很多孩子，由于父母投身革命工作无暇照顾，一出生就成为“多余的人”，被送到儿童院抚养，因此对生身父母没有任何印象。就是大一些被送来的孩子，和父母也有十几年未曾谋面。如今，突然要对两个陌生的面孔叫爸爸妈妈，或者身边突然出现几个新的兄弟姐妹，即便血缘在召唤，心理上也一时难以接受。行为方式、生活习惯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还要承受来自亲人的异样的目光。所有这些，对于年纪尚幼的孩子来讲，都是一个巨大的心理负担。
在国际儿童院长大的孩子，从小形成了独特的家庭观念：院长就是父亲，女教师就是母亲，所有孩子不分种族肤色，都是兄弟姐妹，儿童院就是一个大家庭。如今，一下子要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