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逸夫来港开始大刀阔斧进行改革，邵邨人却将旧邵氏片场卖掉，在弥敦道投资兴建邵氏商业大厦，同时收购改造的新华戏院亦不放映邵氏电影，反而只做西片首轮公映。1961年，邵邨人执意退出邵氏兄弟公司，邵仁枚专门来港调停，可惜无力回天，邵氏家族企业遂一分为二（此事影响甚大，后来李翰祥叛逃邵氏，王新甫等自认“邵氏父子”的“保皇党”，觉得不受“邵氏兄弟”待见，竟毅然随李离开）。
邵邨人有子三人，长子维锐谨小慎微，老三维镇*豪奢，唯有老二维瑛精明强干，深得邵逸夫赏识。正因如此，尽管邵邨人全家退出“邵氏兄弟”公司，邵维瑛却被六叔盛情挽留，依然坐着总经理的位置。邵维瑛本人极富魄力，原本就认同六叔的大刀阔斧改革，是以工作十分积极，为清水湾片场的建造立下汗马功劳。
按说在邵逸夫的子侄当中，唯维瑛热爱电影且才华出众，本是邵氏电影事业接班人的不二人选，无奈邵邨人夫妇分家之后便存“门户之见”，不愿儿子“给别人打工”，勒令邵维瑛退出“邵氏兄弟”。邵维瑛受不住家庭压力，只好向六叔辞职，而邵逸夫少了贤侄帮忙，做事明显捉襟见肘，只好四处寻觅高人，这才有了后来的周杜文、邹文怀、何冠昌的加盟，不过“总经理”这个职务却由实权成了空衔……此为后话，暂且不提。。 最好的txt下载网
百年孤独：邵逸夫影坛得失奇录（3）
中篇：影城霸谋
驭人：特等权力 三等职务
话说邵维瑛被迫离开“邵氏兄弟”后，接替“总经理”职务的是周乃文。此公在影片发行方面路子颇广，可以弥补邵逸夫仅擅南洋发行的不足。自此，“总经理”这一职务在邵氏成为虚衔，周乃文专职负责影片发行领域，公司日常行政工作则由邵逸夫找来的新手邹文怀处理。
记者出身的邹文怀初入邵氏，头衔只是宣传主任，负责的却是公司大小事务。他与好友何冠昌为邵氏打造黄梅调、武侠片两大影坛潮流立下汗马功劳，实权早已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可惜职务始终仅限于宣传主任和制片经理，至多做到“副总经理”。期间“总经理”几度换人，虽无实权，名义却压在邹文怀头上。
后人对邵逸夫如此用人颇为不解，政界出身的大导演张彻却一针见血。他当年的上司蒋经国曾经提出一套用人方针，即“头等人才，三等职务，特等权力”。邵逸夫与之不谋而合，正所谓“位卑则权轻”，实权只能由老板来给，将来功高震主或一朝失宠，没有头等职务在身，也容易一脚踢开。张彻赞邵逸夫“用人方针”暗合中国政治文化，六先生也颇为自得，可惜仍然百密一疏，犯了错误，给公司带来极大损失。
毫无疑问，作为头等人才，邹文怀在享有特等权力的同时，绝不满足只任“三等职务”。来邵氏一段时间之后，邹文怀就发现，不管自己再怎么勤奋努力，再怎么创下丰功伟绩，也不会成为股东或老板。因为邵氏是家族企业，公司章程上已经标明：所有主要股东都必须是邵家的人。再者，邹文怀后来掌管制片部，与何冠昌、蔡永昌一班心腹掌握制片大权，枭雄如邵逸夫，自然心存忌惮，于是派红颜知己方逸华进驻邵氏，先主管采购部，任何道具服装采购经费，都需找她报批。方小姐凡事务求节俭，又因与六先生关系特殊，可以不理会任何人，自主削减经费。这样一来，也就达到了邵老板削减邹文怀权力的目的。
不过，邵逸夫忘了一点，此前由于周乃文离开人手不足，部分发行工作曾交给邹文怀负责。通过与各地发行商当面接触合作，邹文怀已积累了足够自立门户的资源。方逸华的出现，正好成为他离开的导火索，对此邵逸夫早有防备，是以邹文怀并没像当年李翰祥那样带走很多人，只有何冠昌等几位好友，还有武打明星王羽愿意追随。邹文怀的新公司（胡金铨提议）叫“嘉禾”公司，初期创业艰辛，但随后因邵逸夫的悭吝个性与家族企业的寡头特征，先后对李小龙、许冠文做出“放弃”的选择，反而被邹文怀坐享其成，最终令嘉禾成就一番惊天动地的影坛伟业！
造星：重金打造 廉价片酬
后人对邵逸夫“怠慢与李小龙合作、不接受许冠文利润分红的要求”深表遗憾，认为乃决策失误，邵逸夫此举当年亦被影界同仁戏称“捉到鹿却不懂脱角”。其实以“六老板”的智慧，又怎会窥不透个中玄机商机？只是从他的利益立场和公司大局出发，放弃李小龙、许冠文是必然的选择。
邵逸夫自回港改组邵氏制片业伊始，就立意效仿西方资本主义管理制度，采取流水作业生产策略，投资、制作、发行、影院一条龙，所有业务环节皆由邵逸夫统一管理，强调专业水准。对于不满意的粗剪*，邵逸夫的处理方式有两种，一是尽量补拍，好歹凑成一部电影；二是付之一炬，不能影响邵氏品牌。对于六老板这两种极端做法，很多人表示不解，其实想来简单，无论补拍还是烧毁，目的只有一个：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
百年孤独：邵逸夫影坛得失奇录（4）
邵逸夫斥巨资建成的清水湾片场堪称亚洲最大的电影“梦工厂”，连好莱坞影人参观后都惊叹不已。在清水湾，大部分演职员都住在一起，工作在片场，休息在宿舍，对此邵氏公司称为“理性管理”。不过，让当代影迷惊奇的是，当年演员的片酬居然比武师低（譬如混武行的姜大卫，如果不是张彻极力游说，宁可做替身多赚钱也不愿做演员）。原来“邵氏”改组兄弟公司初期，就深知明星包装与品牌打造的必要性，因此积极推行“电影明星制”，除了以高薪或优厚条件挽留林黛、李丽华等成名红星外，也积极培养新生力量。成立于60年代的南国实验剧团学员训练班就为邵氏输出了大批新星，如王羽、罗烈、岳华、郑佩佩等，后来都名噪一时。
对于自己旗下的明星，邵逸夫一向不吝心思包装，当年邹文怀做宣传部主任时，就主抓《南国电影》等娱乐杂志，专门报道邵氏影星拍片动态，满足观众追星需要。不过，与同时期的粤语片明星陈宝珠、萧芳芳不同，60年代的邵氏明星虽然得享大名，除了电影宣传之余，市民却很少在公众场合看到他们。说到原因，居然是这些邵氏演员薪酬实在太低，只能住在寒伧简陋的公司宿舍；想出席宴会穿得体面些，都要去服装部借衣服；出行又不能搭巴士、坐公车，因为会影响公司形象。郑佩佩回忆当年就颇不平，拍粤语片的陈宝珠每年拍几十部戏，有几百万身家，自己一年都演不了几部戏，每部片酬也不过上万而已（已是那时邵氏签约演员最高的价钱）。正因如此，邵氏的老员工谈及老东家，至多会像唐佳那样说“邵老板养活了很多人”，但邵氏的“人工”真的很低却是事实！
与今日的明星制不同，邵逸夫尽管成功打造了大批巨星，但在他眼中，明星只是自己公司流水线作业的一颗螺丝钉，成本绝对不能过高，凡是签约邵氏的员工，都要接受低工资和长期合约。即便当年有意回港发展的李小龙，邵逸夫也只开出每部2000美金的片酬，相当于邵氏一线明星的水准，而且必须签订长期合约。还有为邵氏拍过多部卖座片的“冷面笑匠”许冠文，要求自导自演没问题，居然还想要分红，自然犯了邵逸夫的大忌！
在邵氏独霸香江的时代，邵逸夫的明星廉价制无人撼动。但70年代以后，随着嘉禾及许多小电影公司兴起，邹文怀倡导利润分红和卫星公司制度，明星有太多选择余地，加之80年代新艺城又开了付给许冠杰一部电影片酬200万的先河，邵逸夫的家族企业流水线模式明显已经跟不上形势。还好邵逸夫及时调整方向，将电影公司交给方逸华管理，自己专心去搞TVB电视台，照搬艺员训练班和明星廉价签约制度，结果又获得难以想象的成功！
反观今日香港电影，明星片酬居高不下，没了艺员训练班，新人只能从歌手里找，每年的戏是越拍越少，形势愈来愈糟。邵逸夫那一套，若是财雄势强的各大公司联合来搞，或许不失为一个救市高招……
下篇：全球攻略
早在20世纪30年代，邵氏兄弟已将电影娱乐业由上海做到广州香港，再至东南亚，成为名副其实的跨国公司。50年代末，邵逸夫以香港为制片大本营，一路攻城掠地，抢占港台东南亚市场之余，又虎视韩日欧美，启动制作、发行全球扩张战略，纵然出师未捷，却为日后以嘉禾为首的港片成功进军国际打下基础。
百年孤独：邵逸夫影坛得失奇录（5）
影展扬威：仅限东南亚
邵氏电影首次在影展获奖是1958年的《貂蝉》，其时邵逸夫初到香港，不但注重提升制作水准，更全力策划影片发行及宣传推广，参加影展则是塑造品牌、传播美誉、增加卖埠的最佳手段。
《貂蝉》虽然获得亚洲影展最佳导演（李翰祥）等四项大奖，最佳影片《四千金》却是邵氏的竞争对手国泰出品。亚洲影展一度成为邵氏、国泰争强斗胜的战场，后来因国泰老板陆运涛及一干高层参加金马影展时坠机身亡，“电懋”影业制作自此一蹶不振，邵氏遂独领*。
亚洲影展本来叫东南亚影展，前三届的大奖由日本影片捧走……难怪第三届东南亚影展在香港举行时，港督葛量洪致开幕词曾幽默地说，“我才知道日本也在东南亚境内。”第四届更名为亚洲影展，后来又改叫“亚太影展”（取亚洲太平洋之意）。
关于亚洲影展的地位，多次获奖的邵氏名导演李翰祥颇有发言权：“我到日本拍《杨贵妃》外景时，翻译向影界人士介绍我是亚洲影展的最佳导演，他们都面懵懵不知所云，好像连这个影展的名字都没听说过。原来日本的报章杂志上，很少刊登此一影展的消息。其实前三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