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员没有惊动他们，而是轻手轻脚地走到客厅的沙发上，和衣而睡。天亮后，老婆起床看到客厅的沙发上睡着一个人，走近一看，竟是她的老公！她吓得赶快走到卧室，对奸夫说，快跑，我老公回来了。
奸夫吓得从床上爬起来就跑，正好在客厅碰上了海员。海员没有上去打他，甚至没有责备他，而是平静地冲他挥了挥手说：再见，欢迎以后常来啊！奸夫被感动了，不停地说：好人，真是好人哪！
每天，当我想起老婆陪着一个胖得像猪一样的糟老头子（我不知道包我老婆的那个家伙长得什么样，但我凭经验判断，这家伙不会是个帅小伙，肯定是个糟老头子）睡觉，我就会想起这个“好人”故事，我难道不像故事中的那位“好人”吗？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老婆和别人睡觉，而又装作若无其事。
不做“好人”
据说，从1978年至2003年的25年中，中国社会的离婚率上升了3。2倍。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离婚，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的亲友离了婚。2003年，中国民政部门每颁发7张结婚证，就要发出一张离婚证。
在这个悲哀的故事结尾，我要告诉读者的是，我已经不愿意再做那让我感到屈辱的“好人”了：今年春节，趁屈春从南京赶回南昌过春节时，我终于和她去离了婚，成了民政部门统计数据中的那“七分之一”中的一员。
包屈春的那个老头（果然让我猜对了）已经死了，临死之前给屈春留下了一大笔财产。在屈春的坚持下，儿子由她抚养，春节过后她就带着儿子去了南京——之所以仍去南京，是因为那儿有老头留下的一处豪华别墅，她舍不得卖。还有一个原因，屈春觉得南京的教学质量比较高，各方面条件都要比南昌好，有利于儿子的发展。
我现在很少和她联系，偶尔打次电话也是谈儿子的事。最近，她给我打来电话，说儿子已经进了南京的一所贵族学校，一年的花费要十几万。她还说将来等儿子长大后，她要把他送到美国留学。
挂了电话，我不禁自言自语地对自己说：“有钱真好啊，不仅可以把儿子送到贵族学校，还可以把儿子变成美国人。有钱，可以改变一切，就像贫穷也可以改变一切一样！”
“女人因为好奇而结婚”，曾经的一对文学青年——这让我突然想起了那个热火朝天的“文学年代”，想起这些，我的心不禁被什么触动了一下——夏方延和屈春，他们仅仅靠着那份对生活的单纯理解走到了一起。可是，当后来他们一次次面对严酷的生存现实时，才似乎明白，就是这个“好奇”，毁了他们的幸福。
这一切，似乎都是贫穷惹的祸，“贫穷真是太可怕了，它可以改变一切”，在它的淫威下，那个“曾经是世界上最淳朴的女人”，成了声讯台里“卖艺不卖身”的接线小姐，成了夜总会里“等同于妓女”的舞女，直至最后，贫穷把她改变成了一个有钱的老男人的“二奶”……
其实，被贫穷的生活所改变的，何尝只有屈春，它不是也把夏方延改变成一个让人同情的“好人”了吗？
这一切，真的全是贫穷惹的祸吗？似乎是，似乎不全是。那，究竟是什么呢？这是作者留给我们的思索。这思索并不仅仅局限于爱情、婚姻、家庭，似乎还可以拓展至整个社会层面。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篇文章令人深思。
同志，世俗婚姻中不能容忍的另类
我是同志（1）
主人公小档案
姓名：钱毅然 性别：男
年龄：36岁 籍贯：河南
职业：大学讲师
离婚原因：妻子不能容忍我是同志
对于同志，大多数人都有着根深蒂固的误解。人们会在谈起同志行为时，说他从来没遇见过，而事实上，在生活中大多数人都会认识一些同志。大多数同志的外表和举止，与他人并没有区别，他（她）们存在于生活的各行各业、各个种族和各种群体中。
他们也许就在你的身边，甚至会是你非常熟悉的亲朋，只不过你没有意识到罢了，因为这些同志都能很好地隐藏着自己的性倾向。之所以隐藏，是由于强烈的社会偏见和敌视，使许多同志很难公开他（她）们的性倾向。
我就是一名典型的同志，认识我的人虽然很多，但却很少有人知道我的“真面目”。所以，我想就我的一些特殊经历，向读者作一番叙述。
我在念初中时，就感觉到了自己的与众不同。我发现，我对男孩子的喜欢比对女孩子更多一些。仅有的一点人生经验告诉我，这是不正常的。我相信，其他的男孩子肯定和我不一样。
夜深人静时，我会躺在床上想，我怎么会对男孩子有那么一种奇怪的感受？也许我是这个世界上惟一有这种古怪念头的人。这些思考让我痛苦不堪。
在整个青春期，一方面，我对男孩子刻意保持距离；另一方面，我被他们吸引，对他们好奇。我想走近他们，却又心怀恐惧。这种好奇到了后期，生理的成熟使我对男孩子的肉体也产生了渴求和冲动。
对我来说，这是一种本能的冲动。我常常问自己，这一切，究竟都是谁的错？是我自己的过错吗？如果是我自己的，世界上是不是还会有别的人和我犯同一个错？难道是上天在捉弄我？难道是命运在和我开玩笑？
我无法解答，只能用困惑来代替这循环往复的追问。与大多数人一样，我有父亲母亲，我有亲戚朋友。按理说，我该是个幸福的人，因为我既不缺少亲情，如果愿意，也不会缺少友情，特别是同性间的那种友情。
可我却感到那么不幸，这种不幸是与生俱来的，不可改变的。因为我身边所有的人都不知道，他们所熟悉的那个喜欢用额前的长发遮住双眼、喜欢听忧郁悲伤的歌、喜欢穿黑白蓝三种颜色衣服的我，会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同志！
这生命中的不能承受之重，像一轮巨大无比的碾盘，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担心，只要它轻轻地转动起来，就会在瞬息之间将我碾得粉碎。我无时无刻不在观察着悬在头顶的这柄达摩克利斯之剑，羸弱无助的心灵敏感得只要一根指头就可以将其击溃。
在惶惶不可终日的恐惧中，有一天我终于解开了这个困扰着我的谜。
高一那年，一次在一辆公交车上，我被一个漂亮的男孩所吸引。他的个子很高，有着很结实的肩膀和修长的腿，穿着黑色的紧身衫，下面的牛仔裤也绷得紧紧的。他就坐在我的旁边。
我见到漂亮的男孩都会忍不住多看两眼，这次自然也不例外。我假装在欣赏车窗外的街景，其实一直在用眼角的余光偷偷打量着他，虽然他被长而乱的碎发挡住了半个脸，但我还是看到了一张精致白皙的面孔：浓浓的眉毛下，一双深邃的眼睛，睫毛像女孩一样，一眨眼可以扫到几根垂下的发丝，挺直的鼻梁下，是棱角分明的嘴唇。
后来，他注意到我在观察他，扭头冲我微微一笑。我有些慌张，很不自然地回了他一笑，赶紧又扭过头去。但是直觉告诉我，他并未转过头去，好像一直在望着我。我的心不禁噗噗跳了起来，这时他似乎在我身边跟我说话，我只好再次扭过头去应答他的话，就这样我们一问一答聊了起来。
他告诉我，他叫阿勇，在“美里美”美容厅做美发师。可是车开到位于市中心商业区的“美里美”美容厅时，他却一点起身的意思也没有。我提醒他该下车了，他笑着说，今天没多少事，他想陪我再坐几站地。
他的话让我感动，看来他是喜欢和我聊天的，而我也想多和他聊一会儿。车开到郊区时，他突然对我说，他就住在这儿，让我到他那儿坐坐。我几乎没有犹豫，就跟着他下了车。
我随他穿过一条小巷，来到了一片民房。这里原是郊区农村，随着城市的发展，当地村民转了户口，成了城市居民，却都没有工作，大多做些小生意，另外靠租房给外地人赚些钱。
阿勇的房子也是租来的，他告诉我，他不愿住在家里。家里的房子虽然宽敞，但和父母住在一起不自由；租来的房子虽然条件不好，但人活得自由自在，这点对他来说已足够了。
进了阿勇租的房子，映入我眼帘的是一张单人床，上面乱七八糟地扔着些时尚杂志和衣服，床头一个小柜子上，摆着一台旧彩电，对面立着一个简易的塑料衣橱。
我和阿勇坐在床上聊天，他离我很近，我闻到了他身上一股成熟男子的气息。被这气息诱惑着，我忍不住扭头望了他一眼，刚好触到了他充满柔情的眼神。我们互相凝视着，忽然阿勇将我拥抱，继而拼命地亲我。我满脸通红，心跳加速，好像有一股电流直蹿头顶。
从阿勇那儿，我知道了我们这种人，原来就是同志，由此我解开了这个困扰自己多年的谜。不过那次以后，我就与阿勇失去了联系。我曾经去美容院找过他，可他的同事说，他到南方去了，具体到了南方哪座城市，他们也不知道。至此，阿勇就像从来不曾存在似的，从我的生活中彻底地消失了。
考上大学后，我有机会读到了许多外国名人同志的著作及故事，如英国作家福斯特。阶级平等的思想贯穿了福斯特的所有长篇小说，在其半自传体小说《莫利斯》中，福斯特讲述了两位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青年男子冲破樊篱，同奔绿林，终于找到了爱情归宿的故事。
还有英国现代派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她为同性情人写下了幻想体小说《奥兰多》，成为“文学史上最长最迷人的情书”。
我还读过卡宾特写给著名诗人惠特曼的一封信：“昨天，一名年轻工匠来给我修门，他的眼中透出一股神圣的光彩……女人确实美丽非凡，但确实有某些男人对女性之美无动于衷。”
我就是读着这些同志故事，走完我的大学生活的。每每读到他们，我就会平添一股力量。他们就像一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