绞索不意味着结局（2）
与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开庭审判甲级战犯的同时，南京的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侵华的乙、丙级战犯进行了审判。自始至终共办案52件，其中有对中国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谷寿夫、矶谷廉介、酒井隆、高桥坦等4名日军高级将领；有疯狂屠杀中国民众的田中军吉、野田岩、向井敏明、松本洁、三岛光义等凶手。日本宪兵松本洁与三岛光义一个在浙江嘉善、一个在江苏无锡，他们无恶不作，杀人如麻，被当地民众称为活阎王。
设在广州、武汉、上海、台湾等地的9个军事法庭也对乙、丙级战犯进行了逮捕和审理。如田中久一和近藤新八两个陆军中将师团长等，因纵兵屠杀俘虏及强奸、抢劫、滥杀平民，被广州行辕军事法庭处决；宪兵大佐队长膳英熊及大尉中队长古性与三郎等因直接参与抢劫和杀人，被徐州绥署军事法庭枪决；辎重兵中队长增木欣一等因共谋杀害军夫及施酷刑致死人命，被武汉行辕军事法庭处以极刑；陆军少佐营长木村龟登等因杀人与抢劫被沈阳军事法庭严惩……日本战犯的脑壳崩裂，污血喷溅，砰，乓，虽然枪声并不稠密，但毕竟四方都有动静。
从1946年初至1949年1月，全国各地受理案件共计2200余案，处死刑者计145件，处有期或无期徒刑的约有400人左右。要指出的是，各地的审判工作同样受到国民党高层卖国分子的干扰。冈村宁次在日记中不无为自己评功摆好之意地写道：“广州军事法庭一次判处40人死刑，因太过分，经联络班向国防部恳切要求，乃将被告全部移交上海军事法庭再审，结果40人全部无罪返国。”冈村宁次却从没有把他指挥日军成千成万地屠杀中国人视为过分。
另如一个叫斋藤弼州的战犯，也就是冈村宁次刚进监狱时，孙典狱长来见他带着的那个翻译。此人霸占了徐州柳泉煤矿，为了逼迫矿工在恶劣的条件下日夜不停地挖煤，他雇用了一些流氓打手，动不动就对矿工施以拳棒与酷刑，致死者被抛入山沟里喂野狗。冈村宁次听说他被判无期徒刑，就出来为他申辩，硬说此人雇用打手是为了保卫矿产，还自制炸药奋不顾身地与来袭的匪贼进行搏斗，俨然是个英雄。判他无期徒刑，是因为有人向煤矿索取钱财被他拒绝，因而虚构罪名诬告他。冈村宁次是有影响力的。他小费口舌，便使无期徒刑改为有期徒刑10年。
各受害国及与日本交战国也都建立了军事法庭，对在各地犯下了罪行的战犯进行了惩罚。大体的情况是：
美国占领区及巢鸭军事法庭：判刑2678人，其中处死501人；
英国占领区军事法庭：判刑818人，执行死刑者240人；
菲律宾军事法庭：判刑197人；死刑80人；
澳大利亚军事法庭：判刑533人，处决120人；
苏联判处了12名日本细菌战犯的有期徒刑。另有千余名日本战犯于后来被引渡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审判。
疯狂嗜血的战犯终于受到了正义的惩罚。
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狂人们祭起滚滚的红火黑烟，夺去了5000万亚洲人民的生命，毁掉了无数人和美宁馨的家园，仅在8年全面侵华战争中，就屠杀了我数以千万计的同胞，在我们原本就贫穷落后的国土上又毁掉了600多亿美元的财产！而日本由于倾注国力于战争，造成了人民的赤贫，近200万人殒命他乡，战争后期本土遭轰炸，亦有900万人失去了家园，损失了95亿6千万日元的财产。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这场战争，给亚洲各国人民、包括日本人民带来了惨重的灾难，对和平、正义和人道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对此，各国法庭依据一系列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国际公约、惯例、协议和誓约，对战犯进行广泛的审判，严惩了丧心病狂、罪大恶极的战争元凶，伸张了国际正义，抚慰和鼓舞了各国人民，为死难者复仇雪恨，无论从法律还是从道义上讲，无疑是必需的、正当的，符合各国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愿望和要求。
不仅仅如此。对战犯的一系列审判，尤其是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首次正式判定了侵略战争本身的犯罪性质，而且是最大的国际性犯罪，是全部罪恶的集大成者，一切计划和准备侵略战争的行为和参与者都要负刑事责任。这对于藏在幕后预谋和策动战争的领袖人物是一个威慑。其次，判定了违反人道罪，即“战时或战前对于非武装人民的屠杀、灭种、奴役、放逐及其他不人道的行为，或基于政治的、人种的或宗教的理由而施加的迫害”，都是犯罪行为。这就使得为了战争而发生在战争之前、或发生在其本国的犯罪，也同样逃脱不了国际正义的惩戒。这次大审判以实践的方式，把以往的国际公约加以发展，并以法律的形式予以固定，成为国际上确认战争责任、惩治战争罪犯的普遍准则，这对于反对侵略，防止战争，维护和平有着更加深远的意义。
然而，要紧接着说出第二句话：那些疯狂嗜血的战犯全都受到正义的惩罚了吗？
基南说，审判是象征性的，如果对所有的罪犯都进行审判，豁上一辈子也办不到。因此审判是不彻底的。由于美国对日本的单独占领，美国东京的审判中起到了主导作用，法庭的组织、法官的任命、战犯名单的确定均由麦克阿瑟定夺。作为战胜国之一，作为时代普遍声音的幕前人物，美国部分地反映了千百万人的意愿，保证了东京审判的进行，并富于象征性地处罚了部分罪大恶极的战犯。正因为是象征性的，所以就有了选择性。美国出于愈演愈烈的冷战需要，也是出于麦克阿瑟的一己好恶，美国从一开始就把惩治的锋芒对准与美国交战直接相关的战犯，别的战犯能从轻发落就从轻发落。而对于能为其所用的战犯，哪怕是罪恶昭彰，也不惜代价地予以庇护，对天皇与细菌战犯就是这样。
绞索不意味着结局（3）
为了达到目的，美国采用了政治高压、技术干扰等手段，甚至暗纵律师在法庭上胡搅蛮缠，以延宕时日。被告的日、美籍辩护律师有90多人，日籍律师有不少本身就是激进分子，辩护团的总辩护人清濑一郎原系专为侵略出谋划策的“国策研究会”成员；而美籍律师中有不少人更像是泼赖。1947年2月辩护方的反证阶段开始后，时空就出现了混乱。清濑一郎等人颠倒黑白地说：“九·一八”事变是中国挑起的，成立满洲国是民族独立运动，“上海事变”、“七·七”事变、南京大屠杀的责任都在中方，经济掠夺是帮助中国“恢复”和“开发”经济，“大东亚共荣圈”是世界主义的口号。辩护团还煞有介事地召来许多证人，这些证人多是在战争期间活跃的政治家、军人、官僚、财界要员、右翼分子乃至皇族。他们串通一气，表演了一幕幕的丑剧闹剧。
美籍律师一口一个“将军”地称呼着战犯，在一旁挖空心思地帮腔，竟然与战犯们如出一辙地说日本是为了“自卫自存”而战。为了诋毁检察方证人的证言，他们肆意侮辱对方的人格。辩护律师罗格这样斥问田中隆吉：“你患精神病了吗？”“如果你作出有利于检察方面的证言，你就会免予追究责任，检察官这样许诺过你，对吗？”有的律师甚至蔑视法庭，如史密斯与柯宁汉。在各国法官的强烈要求下，他们先后被取消了辩护的资格。
这里不得不特别注意到，辩护方面的证人竟然有原参谋总长、时任国务卿的马歇尔和其他美国高级将领。有的辩护证件竟来自美国国务院。
反证阶段一拖就是近一年。这种不正常的现象引起了各国人民和进步舆论的焦虑与猜忌，他们通过各种渠道发出了呼吁。盟军总部收到国民党政府转来的一份电报，电报是杭州市参议会议长张衡打给蒋介石的。
“查远东国际法庭成立已有两载，对于日本战犯还未有所处决。近且昌言和议，不复提议。及此一旦事过境迁，恐将成为悬案。回顾德国战犯早经分别惩处，两相比较，宽严迥异。日本侵略战争，吾国受害最烈，人民水深火热迄未解除，吾国追维以往，余悸犹存，更应据理力争，以杜乱源，唯图永久和平。爰经提交本会第六次大会第八次会议决议一致通过纪录在卷，特电查核采择施行。”
美国给东京审判投下了阴影，蒋介石又何尝没给中国的审判敷衍乌云？张老先生的电报里，责怨之意是显见的。
麦克阿瑟和蒋介石们一意孤行，后来把全部的在押战犯尽悉释放。
中国有两则民间传说：一个说的是有一位东郭先生，连踩死蚂蚁都不忍心，听了狼的乞怜，他把装入布袋中的狼放了出来。另一则是说一位渔夫，在打鱼的时候打上来一只很沉的瓶子，瓶塞打开后，随着一股黑烟钻出来一个魔鬼。当狼和魔鬼露出本相时，人们又设法将它们重新装回到了布袋和瓶子里。麦克阿瑟和蒋介石当然不是心慈手软的东郭与渔夫。但从更大的范围看，或是从历史的角度看，他们又未尝不是与战犯联体欺骗了人民。所以，问题在于，一旦他们作祟的时候，怎样把他们装入布袋与瓶子里。
矛盾与复杂，是世界进程内部的规律和动力。人民懂得这一点。并且人民本身就是最高的法官，人民的理智和情绪判明正义与非正义，给法庭以根据、基础和力量，也给它以制约与压力。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宣判受到了世界舆论积极的肯定和欢迎。苏联《消息报》刊载的论文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东京审判战犯的结果，无疑是值得肯定的。尽管这次审判毫无理由地拖延了两年半之久，法庭在开审的过程中，时常对被告及其辩护律师表露偏袒之情，后者利用法庭来宣传其嫉视人类的观点和挑衅的企图，但判决书还是令人满意的。……虽然存在许多缺点，判决书还是表达了万千人民的意愿。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