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望舒与田中久一的声音共铸成黄钟大吕，它轰鸣的时候，昨日与今天重叠在一起震颤了。
第八章 巨魔分途
一号战犯摇身变为功臣（1）
东京 1948．12南京 1949．1
击毙酒井隆的子弹，仿佛也穿过了冈村宁次的头颅，使他一向阴郁刻板的面孔禁不住地一阵痉挛。
1928年5月1日，蒋介石的北伐军开进济南。日军以保护日侨利益为借口，枪杀了北伐军的运输队长，强行解除了北伐军一部7000余人的武装。蒋介石装孙子，命令各师“约束士兵，不准开枪还击”。5月4日，北伐军处死了13名走私鸦片的日本毒贩。日军当即以猛烈的炮火轰炸北伐军阵地和居民稠密地区；晚上一群日军闯入国民党山东省交涉公署，先用刀剜掉负责人蔡公时的耳、鼻、舌、眼，再将他连同17名职员用机枪扫死。后来的一些日子，纷乱的战刀像朔风寒雪在济南城内飞舞，6000余名中国军民卧尸街头。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时任驻济南领事馆武官的酒井隆与时任步兵第六联队长的冈村宁次，都是制造这次惨案的主凶之一。
冈村宁次在混沌的回忆中挣扎了片刻，渐渐恢复了平静。酒井隆是酒井隆，冈村宁次是冈村宁次。他把抚额的手展在眼前，上面没有血，只有粘涩的汗液。他不是滋味地嗅了嗅鼻子。
他派人从战犯拘留所取回酒井隆的遗物。晚上，他在联络班的一间空房里设置了灵堂，领着联络班的全体人员在酒井隆的灵位前守夜，忽明忽昧的烛火像一阵阴风，送走了远行的厉鬼。
日军投降后，中国派遣军最后一任总司令冈村宁次一下跌到了战俘的境地。延安公布了战犯名单，冈村宁次被列为一号战犯。东京国际军事法庭也将他同松井石根等人一起列入了战犯名单，要求引渡到东京审判。舆论界不断地掀动风云。冈村以双肘撑着秃脑袋，哀叹逃不脱命运的裁决：“自忖不仅被判为战犯且死刑也在所难免。”
然而他不甘心束手待毙，他要制造骗局，在混乱中为自己捞取资本。他十万火急地致电蒋介石：苏蒙军队已进抵张家口，呈向平津挺进态势；华北解放军已由天津西站附近攻入天津，攻势极其猛烈；日军集中炮兵密集轰击，挫败了共军的攻势，使其遗尸400具；此乃共军在苏蒙军队支持下发动大规模进攻的前奏。冈村称：如果仅是华北共军进攻，他可以按蒋介石的命令坚决抵抗，但如果苏蒙军队参与联合进攻，他的军队只能撤退。冈村宁次的报告引起了蒋介石的恐慌，也刺激了麦克阿瑟。在蒋介石的请求下，为了避免平津及渤海港埠落入共军之手，麦克阿瑟断然下令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军团在天津附近港口登陆。
冈村宁次见此招颇灵，进而向蒋介石建议：“中国最大的内患，是共军部队的实力庞大，不可小视。现华中长江与黄河之间尚有30万日军，建议暂不缴械，由我本人率领，在贵军的统一指挥下帮助国军剿灭共军。贵方只需负责供应给养，其它武器、弹药、医务方面概由我们自己解决。”
蒋介石以大人物的风度，抖落黑大氅，登上一座小山头，展示了他宏大的眼界：“中日两国应根据我国国父孙文先生之遗志，加强协作，长期共荣。目前看来，实为重要。”冈村宁次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期间，对抗日根据地实施残暴的“三光”政策和层出不穷的野蛮战术，早就受到蒋介石的仰慕。其时正在积极准备打内战的蒋介石心里发虚，他需要冈村宁次的帮助。
但国际与国内的风声日紧。解放区战犯调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吴玉章发表谈话指出：“日本军国主义者横行霸道东洋数十年，其野蛮暴行，中国人民首当其冲。在‘九·一八’以来的侵略战争中，应当惩办的战犯何止千万，而自盟军占领日本三个多月来所捕大小战犯不过三百十八人。这个数目实在微乎其微。并且尚未加以审讯惩办。而更令人愤恨者，至今还有许多重要战犯仍然盘踞要津，继续从事威胁远东和平阴谋活动。如与中国人民不共戴天之仇的冈村宁次现仍安居南京，指挥着武装的日军，维持秩序……”
为了把这个大战犯掩藏好，蒋介石拿出他在上海滩上练就的看家本领，施展了障人眼目的幻术。他要在阳光下藏住黑影。
冈村宁次于1945年12月至1947年10月，担任“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班长”，名目是处理日俘日侨遣返事宜。
在这段时期，冈村宁次不能像过去那样打网球、骑马、打猎、钓鱼了。但照常可以坐禅静养、下棋消闲，喝绍兴酒、散步、洗澡、听留声机。养足了精神就竖起耳朵打探情报，刻意琢磨两件事：一是拉关系巴结蒋介石。他隔三差五地与何应钦、汤恩伯、白崇禧、陈诚们走动，设顿丰宴，送派克笔和咖啡具，对起袖口过小九九，盘算国军怎样才能避免挨共产党的打。二是走门子替战犯鸣不平。今天是徐州战犯拘留所给战犯戴手铐脚镣，十分残酷，因此向国防部提出抗议；明天又说田中久一中将替人受过，枪毙了实在冤屈；再就是说广州军事法庭一次判死刑者达四十人太过分，恳切要求重新审理。矶谷廉介判得蹊跷，斋藤弼州判得荒唐。他有一张马粪纸做的面具，时常拿出来戴在脸上作生气状，这非但不会惹起朋友们的不快，相反会因其戏剧性的合作而使彼此间的纽带显得更有必要。这段时期也有些别的事干，比如联络班的人饮醉酒出门与中国人打架斗殴，伤了对方，要费些口舌调解；也有时生个病，让汤恩伯们拎着甜酒来探慰。蒋介石对他优渥有加。
一号战犯摇身变为功臣（2）
冈村宁次逍遥自在，他在日记中多次写道：“班内我是最有闲的人，因此能细心收听东京电台广播，并作好记录，隔一天向班员传达一次。”“我为消磨时光，开始自学中国话。”嗜血成性的暴徒品嚼着寡淡的时光也感到无滋无味。
到了1947年的10月，联络班的人因无事可做都回国了。冈村宁次一个人支撑着空空荡荡的联络班。其实，不如说联络班在支撑着空空荡荡的冈村宁次。
为什么还不审判冈村宁次？民众和舆论界越来越急迫地发出质询与抗议。
1948年3月29日深夜，冈村宁次爬上一辆被棚布蒙得严严实实的重型卡车，终于离开了他长居的南京。次日上午到达上海，他头戴大沿礼帽，架着深色墨镜，裹着风衣，一头钻进黄渡路王文成宅邸。在这座深宅大院里，内有日本医生中山高志给他治疗肺结核病，外有穿黑衣的便衣保镖为他提枪警戒。
冈村宁次的转移是隐秘的。新闻界像一群追捕逃兽的猎人，他们发现逃兽的足印失踪了。冈村宁次是被解往上海战犯监狱了？是中国政府顶不住国际军事法庭的压力，被遣返回国了？还是藏在一个秘密的洞穴养伤？抑或是肺结核病致使其口吐污血暴亡了？新闻媒介猜测着，把住山林的每一处津道隘口，举着刀叉与火把大声呐喊，要把冈村宁次轰出来。
躲在王文成宅院中的困兽竖着惊恐的耳朵挨时度日，又像是在等待着噩运的来临。
何应钦派人给他送来了法庭庭长石美瑜的训令副本，上面写道：“冈村宁次病已痊愈，应立即开始审理。”
果然，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送来了传票，命令他于7月12日上午10时到庭受审。冈村宁次感到他在疾速下沉，耳边响着嗖嗖的风声。整整一夜，他都在清理纷乱的思绪。虽然心中有谱，但毕竟是人家的俎上之肉，刀口刀背毕竟在一霎那的翻转之间。
然而这只是一次走过场的预审。倒是狡猾的冈村宁次利用了这次预审，在法庭上为应该怎样处置自己定了调子。他说：“我的部下犯罪纵属事实，但也仅是下层发生的零星不法行为而已，这与军司令官、方面军司令官、总司令官无关，不属于共同责任犯罪问题。虽然如此，我仍应承担道义上的责任。”
旁听席哗然。
一小时后，冈村宁次退庭。庭长石美瑜与施检察官、刘翻译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应否将冈村宁次关进战犯监狱。
石美瑜认为，冈村宁次是地地道道的战犯，且健康状况良好，应依法立即将其移往战犯监狱临押。刘翻译官则坚持冈村宁次身患肺结核病，应慈善为怀考虑给予监外治疗，且现在寓所为国防部指定，任何人无权擅自更动。
恃才倨傲的石庭长愤怒地拍击着桌面说：“我以法律的名义申明，任何人无权亵渎神圣的法典！”
有恃无恐的刘翻译发出一声冷笑：“请庭长先生自重，法律是公理，而不是你的歇斯底里！”
气氛达到白热化，施检察官的调解无异于往白炽的金属上泼凉水，使之定型。无奈，石美瑜只好来到何应钦的公馆，以求公允。
听了石美瑜的来意，何应钦以平静的语气公断道：“石庭长依法从事，早已仰情。然冈村宁次虽系战犯，但在投降以来再无新罪，而且对我国民政府唯命是从，多献良策。故而对其处置，似以宽容为妥。”
石美瑜明白了，此路亦不通。最后法庭与国防部协商的结果，准予申请保释。但法庭请来的京沪医院朱院长经过诊断，拒绝以病由为冈村宁次担保。于是由冈村宁次的辩护律师钱龙生出具担保。
一直拖到8月9日，石美瑜提出的“冈村应扣押于战犯监狱，于该处就医”的申请，才得到国防部的批准。在8月14日对冈村宁次又一次预审后，将他送入了上海高镜庙战犯监狱。
9月14日的预审更为神速，前后只用了半个小时，除了招来一群记者的追问外，冈村宁次没有受到任何触动。
这种沥沥拉拉的难堪局面，老谋深算的蒋介石不会预料不到，他之所以要忍受这种难堪，是因为庇护冈村宁次实在不是轻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