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高炽还下令立即释放那些被朱棣监禁的高级官员，包括前户部尚书夏原吉。夏原吉立即采取措施以控制物价飞涨，禁止开采金银，稳定货币流通中非纸币的总量（纸币是中国人于公元806年发明的，几个世纪前它传入欧洲）。胡椒的价值就是中国人把它作为一种付款手段。当时，在国库中的全部胡椒被分发出去，一切奢侈品的购买被明令禁止，预算赤字大幅下降，所有西洋宝船上的耗费亦削减。中国境内物产丰富，那么，为什么要从国外购买毫无价值的小玩意呢？（11）
第二章 一场霹雳雷霆（3）
勤奋又严谨的年轻胖皇帝对军事并无兴趣，他宁愿与他的高级幕僚们一起留在京城，也从不愿陪同他的父亲进行军事远征。他严格按照儒家道德行事；“救民之穷，当如救焚溺，不可迟疑”。（12）他知道不必听信协助他父亲扩张、把中国带到灾难边缘的太监。
巨大的宝船舰队在海上漂泊了两年半之后，残存的船只于永乐二十一年九月（公元1423年10月）份艰难地驶回故土。郑和的部下丝毫不知国内发生的重大变故，以为他们肯定会受到英雄般的欢迎。他们的航行已取得了巨大成功，到达了无数处未知之地，并不断地增加了他们的航海知识。然而，取代称赞的是返回的海军将领们被当前统治中国的那些人所唾弃。也许是郑和的影响力太大，仅他被赦免而未被削去官职，亦未当众受辱。郑和被迫退下来，成为南京皇家港的守备。在南京，他准许拥有豪华的府第，并继续建他的清真寺。
朱高炽只做了一年皇帝，死于宣德十五年正月初三（公元1425年），他的儿子朱瞻基即位。朱瞻基加强了他父亲的政策，中国社会恢复了和谐，但已转向传统的乡绅的统治。只要水利设施得到维护，农民就能丰衣足食和免于饥荒，很少要求经济或政治变革或发挥自己的创造才能。国家制度就像保存在琥珀中一样永恒不变。商人很少有政治权力，事实上，金融者和士兵也没有，外贸收入减少到占政府财政收入不到百分之一。朱瞻基准许郑和的告别性航行—最后一次去麦加的航行—但是随着1435年朱瞻基的死，彻底的排外开始了。停止所有西洋宝船，在一连串诏令中，第一个就是禁止海外贸易和航海。一些试图从事对外贸易的商人被视为海盗而处死。一段时间里，甚至学习外语或给外国人教汉语亦被禁止。
在后来的一百多年中，明朝政府顽固地坚持海外贸易禁止令。1644年，接替明朝末帝的清王朝则变得更为严厉。为了防止对外贸易和联系，清政府将南部沿海长700英里、宽30英里的狭长地带焚毁，人口遣入内地。不仅造船厂不再使用，而且连建造巨大宝船的设计图和郑和的航海记录也故意毁掉。兵部的一名高级官吏刘大夏从档案中得到了航海记录，他宣称“三宝（郑和）下西洋，费钱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船队带回来的货物—“酱、邛竹、蒲桃、石榴、大鸟蛋”等类东西—是无用的。所有这些航海记录—“恢诡怪谲，辽绝耳目”—因此应烧掉。然后，他轻描淡写的向兵部汇报说郑和的航海日志和记录已“失”（13）。不仅最伟大的、珍贵的航海遗产将永远失传，而且外域在中国人的头脑中将被清除。只有海盗的掠夺和走私活动才能使中国与外界联系起来。中国在非洲、澳洲和南北美洲建立的殖民地被放弃而置之不管。
永乐十九年年底（公元1421年）始，中国历史开始倒退了几个世纪。朱棣、郑和以及他们的巨大宝船所留的遗产差不多彻底破坏了。他们曾航行到过什么海洋、看到过什么陆地、曾有何发现、曾建立过什么殖民地，对于这些，中国的统治阶级不再感兴趣。曾进行航海的船只未妥善保管而任其腐烂，航海日志和记录被毁坏。在接下来的数十年中，对于它们的记忆消除得如此彻底，就像这些事从未发生过。当中国在她繁荣的航海业和科学文化倒退到一个长期闭关自守的时期之时，其他国家则在崛起。但是，他们的探险家、殖民者和发现者均航行在朱棣的舰队投下的长长的影子里。
第三章 舰队起航（1）
阴间与阳间的明朝宫廷：皇帝安坐在道教神观的底下（上图），左右有文武官员各一名，两侧还各有一位守将。
通往北京近郊明十三陵的路上有成排的石像。其中包括武将（左上图）和高官，例如这里的宰相（右上图），以及各种强壮的兽类——外来的大象与中国神话中的祥瑞麒麟（下图）。
庞大的舰队未觉察到即将降临于中国的剧变，威严地向南驶过黄海，开始了载着人们去天涯海角的航行。永乐十九年二月初二（1421年3月5日），即航行第一天的清晨，此时，舵手保持船的正尾对着北极星，导航员则用牵星板测量北极的地平纬度。获得初次数据后，导航员则保持整整24小时的正南向航行，然后再进行另一次北斗的测量。通过向正南航行，在第一天航行结束时，他们不仅能够确定航行的纬度变化—距赤道南或北的距离—而且也可以因磁性变化来校正他们的罗盘、测量航行速度和航程，以及校正测速仪的计量单位。
朱棣的航海官员所使用的航行方法被当时极少的文献之一《武备志》（Wu Pei Chi）记载下来，并得以保存。这些中国的航海操作说明不知如何躲过官员的清查，其实它是一种船舶驾驶和海战的技巧手册（1）。有了这写在长而薄的纸条上的操作说明，为他们进行每一次定期航海提供了详细的方向，包括星星的位置、纬度、针位和沿航线能清楚地看见的岛屿、岬角海湾和水湾的地形描述。通过研究这些航海方向，不但可以推断中国人已航行过的航线，而且也可以推断他们航行的精确度和凭借星辰确定航线的能力。这部文献的价值不可估量。
北极星是中国天文学的基础，对于中国人，它在象征意义上和航海上都非常重要。天极被看作是人间皇帝神圣地位的对应词。官员、侍臣、仆人围在皇帝周围，就像别的星星旋转在北极星周围一样；侍从的服饰和他们与皇帝的接近程度，则表明他们的重要，如同“系”在北极星周的群星的亮度、颜色和定位。“圣人云：‘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2）
西方天文学方法包含的原理首先被希腊天文学家如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和托勒密（Ptolemy）阐明的，其纬度是以赤道为根据的。在中国的天文学上，纬度并非由距赤道的距离决定而是由距北极的距离，即北斗星的地平纬度来确定。北斗星处于北极的正上方数万亿英里远的太空中，是一颗明亮而易辨认的星星。从北极观察，北斗星在观察者的正上方，地平纬度为90°或纬度为90°；当在赤道观察时，北斗星以0°地平纬度或0°纬度处在地平线上。通过测量地平线（地平纬度）与北极星的高度，能使导航员计算出他所处的纬度。然而，因北斗星在正北向，这可能会引起磁性变化—罗盘的磁性北和正北向之间的差异，于是需要确定差异并做校正。
到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中国人已有远远超过6个世纪的海上航行经历，他们积累的经验是以对北极星及高纬度地区围绕磁极的从不上升和从不降落的星星的计算分析为根据的。事实上，一旦中国人在天体中确定了北斗星的绝对位置，他们就把北半球其他星星“系”在北斗星上。当观察某颗星或星座时，甚至在星星还未升起的夜空，他们能确切地知道与它有关的其他星星在什么位置。这样，即使在地平线下看不见的星星，通过观察被“系”在其上环北极群星的中天—从任意特殊点观察它们划过夜空的轨迹的最高点—人们在任一地方就可知道一颗星星的准确位置。然而，中国人还没有掌握利用太阳来确定纬度的方法（3），这一点葡萄牙人首次于1474年成功地做到了。这一方法使他们不但能测出北半球的纬度，也可以测南半球的纬度。而在南半球，北极星是看不见的。对于中国人而言，这是一个必须得解决的问题。在朱棣绘制已知的整个世界的梦想实现之前，得先在南半球找到像北半球的北极星那样用途的一颗星或星座。
到公元7世纪，中国人已发明了罗盘，所以能精确地确定航线。他们懂得利用磁感应，磁石的磁性被转移给铁，可以把这种磁化的铁浮于油上①让其自由转动，其一端始终指向地球的磁北极。到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中国人利用罗盘能在他们选定好的航线上在不超过2°的范围内精确地航行。他们亦能利用沙漏来测出航行的距离。沙漏漏尽一次的时间相当于2小时半，这一时长也是海员值更的单位。
然而，经度的计算是一个问题，在郑和第六次航行之始这还没有彻底解决。经度的改变基于4点：航线、船速、航行已用的时间和距离赤道南北有多远。通过记录海员值班的次数、穿越水面的速度和罗盘针路，导航员能估算经度的变化。但是，中国人的航海方法有一巨大的缺陷：如果正在航行的船下水体处于自流中—例如，在洋流顺或逆船流动时水手就无法测定经度的变化。在约翰·哈里森（John Harrison）最终完善了在海上保持精确时间的记程仪之前，测定经度只能靠测量绝对时间（absolute time）来完成，而欧洲人在后来的3个半世纪中也未能实现。郑和第六次航行之始，这一缺陷使中国人的经度计算上产生了巨大的误差。北斗星航海能让他们计算纬度并在赤道北能以惊人的准确性抵达靠岸处，但是，近于同样准确的经度计算法则直到他们航行快结束时才被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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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