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节，外患内忧加剧，国势险恶，几陷万劫不复之境地。但那也是志士崛起、豪俊辈出的时代。王韬文笔的简古畅达和投身自由媒介的深广、孙中山先生的深谋远虑和愈挫愈奋、郭嵩焘智者的痛苦……皆具各方面的代表性。郑观应与容闳、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同时，其思想巨著今日读来犹心如卷澜，汗涔涔下。郑公广东香山（今中山市）人，生于1842年，卒于1922年。少年时期即远游上海，弃学从商，后长期于洋行任职。与洋务大员交谊日深，先后任织布局总办、上海电报局总办，后又擢为轮船招商局总办，其间思索结晶也日益宏富。郑先生在早期开埠的大上海入洋行，学外语，识外人。他的商业实体做得很大，而他的头脑则一刻也不停地思考中国症结。其后又应粤东防务大臣彭玉麟之招，潜往西贡、金边侦察法人军情，为国效力。其为人或经商均方正而有转圜余地，责己严而待人宽。终因人事挫败受诬于人，乃退往澳门，倾力撰述《盛世危言》。其《救时揭要》1873年刻印，《盛世危言》1894年刊行。其于政体则倡“立议院、达民情”，于洋务派之心结则指出其“舍本图末”，经济方面则主张民办企业，与列强之商战抗衡，文化建设则办学藏书；军事上“人”“器”并重。观其《条陈中日战事》之分析及行止，可谓军事情报之天才及商战之第一流高手。《盛世危言》在政治方面超越同侪之处在于，强调立宪为首要的议会政治；以此为背景，传媒、商业、文化……方有真正依托，故张之洞读毕《盛世危言》由衷叹曰：“论时务之书虽多，究不及此书之统筹全局择精语详。”他可以说是*政体的血亲，心地的纯挚，头脑的深邃，眼光的明锐，运笔的条畅，结体的厚重，合一炉而冶之。
书中纵论学校、考试、藏书、公举、邮政、农功、铁路、保险、边防、练兵……卓见迭出，系统有致，洵为同盟会大举、党人报刊大量出现之前，最为恢弘峭拔、言之有味言之有物的著作。他在举行自由公正选举、扶助自由负责的媒体、创建独立的司法体制和通过国民教育确立公民意识等方面做出令今人惊讶不已的卓越论述。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郑先生的高明在于，强调政体的优先、政体的决定性、根本性，乃是社会正常和谐发展的根本。他的价值观念扎实超越了器物的现代化，而进入制度层次的近代化，或曰思想行为层次的近代化。它指出这样的路径：倘若根本性的要件弃置不顾，则它方面无论有多少的法律、条规、经略、谋划……都是治标不治本，进展缓慢，或不进反退，甚至走向文明进步的反面。而一切形式的专制者对此总是深惧而阳奉阴违的。
对*政体深入骨髓的认识，乃因其杜绝舞弊之科学、之严格、之有效。他论述议员、选举之关系，“为国人所举。举自一人，贤否或有阿私；举自众人，贤否自有公论”。定位之精确无以复加，如此实行，可令天下英奇才智之士得以施展。当时，国人也有疑问，以为中国唐宋以来之台谏、御史，不就和西方的议员一样的质地作用吗？郑观应直截指出其本质的不同。盖中国之传统专制下，谏官必顾私恩，讲门第，同时于民情也相当隔膜，其间还有智愚贤不肖的区分；沽名钓誉者还有那个制度保其行径，致生很多麻烦。议员则不一样，他们的来源，普遍选自民间社会，草茅疾苦可得切近了解，更关键之处是他们的进退出入升降沉浮也决定于民众。 。。
思想家是时代意义上的幕僚（2）
他对欧陆行政嬗变、体制、构架，了然于心，和中国的行政体系做切近、踏实的比勘校验。如谓吏治，倘有任何渎职现象，议院、总统就会理董之，官吏则不能一日居其位，此即制衡之奇效也。对积弊之痛愤：“中国自秦汉以来，科条非不密也，其奉行而持守之者，非不严且明也，及其既也，适也束缚天下之君子，而便利天下之小人。” 欲扫却这样的不堪之状况，他明言非开设议院不可。循名责实，至大至公，“何惧乎英、俄，何忧乎船炮？”制度路径乃是解决最棘手社会问题的根由。
议院之形成，运作，规则、人员，议院立法之方式、形式，皆以英、德为例。其作用，“而昏暴之君无所施其虐，跋扈之臣无所擅其权，大小官司无所卸其责，草野小民无所积其忿，故断不至数代而亡，一朝而灭”。
言论自由，权利保障，经济腾飞，国际地位，事无巨细，都要靠三权分立的政体来保障。专制、专权，黑箱操作，一人说了算……这样的政体，社会个体都会为了生存不守规则，互相欺骗的恶果是加剧不安全感，坠入恶性循环的险恶之道。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尝谓：“一切有权力的人都会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经验。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郑公发议，盖基于此。
专制之下，遇到明主、贤臣，老百姓或可喘口气。而多数时候则血泪相和流，“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风雨如磐，鸡鸣不已。
开发选举，整合中央、地方功能，整合社会经济资源，实际上是一种良性利益诱导方式。除国会立法外，日常制度形成往往由诱导因素变迁而成，对利益主体的各方面，均达成良性循环。
当郑观应方痛切思索之际，在他稍前或同时，也有类似的嘤鸣之声。林则徐亦译亦撰的《四洲志》，介绍30多个国家的人文、地理、历史，细部旁及行政、司法、资源、风俗、技艺种种，其中介绍美国十分详尽。于政事一端，他介绍说，“以洼申顿（华盛顿）为首区，因无国王，遂设勃列西领（总统）一人，综理全国兵刑、赋税、官吏黜陟。然军国重事关系外邦和战者，必与西业会议而后行，设所见不同，则三占从二……勃列西领四年一任，期满更代，如综理允协，通国举服，亦有再留一任者，总无世袭终身之事……”又详叙其大学、法政的教育，“迩来又增学习智识考察地理之馆，重刊欧罗巴书籍，人才辈出，往往奇异”。关于赋税，因其一开始为小政府大社会，所以，“当开国之初，轻税薄敛，原可足用”。遇到战争，因“兵少饷厚，故训练精强”，征收钱粮税饷都是良性循环。于美国*制度隐约透露欣羡之情。
因其书最早打开眼界，故尚有幼稚或令人哑然失笑之叙述，但当政经关键，却往往一语道着，就其深度、专注、身份、重要性而言，林则徐可谓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个中国人。
广东名儒梁章冉的《海国四说》，“未有统领，先有国法；法也者，人心之公也，统领限年而易……终未尝以人变法。既不能据而不退，又不能举以自代。其举其退，一公之民”。国家法政的总决定权在人民，三权分立的制度设计，又使总统届期必退，即无论何等样的恋栈者俱不可行。对最高统治者本人来说——“为统领者，既知党非我树，私非我济，则亦惟有力守其法，于瞬息四年中，殚精竭神，求足以生去后之恩……又安有贪侈凶暴以必不可固之位，必不可再之时，而徒贻其民以口实者哉”？谈政体的文字在这书中不太多，然一旦涉及，其认识往往深入骨髓，精到的眼光与把握令后世相当多的长文专论所望尘莫及。
思想家是时代意义上的幕僚（3）
其后，魏源编撰巨著《海国图志》：“呜呼，弥利坚国，非有雄才枭杰之王也，涣散二十七部落，涣散数十万黔首，愤于无道之虎狼英吉利，同仇一倡，不约成城，坚壁清野，绝其饷道，遂走强敌，尽复故疆，可不谓武乎！……二十七部酋，分东西二路，而公举一大酋总摄之，非惟不世及，且不四载即受代，一变古今官家之局，而人心翕然，可不谓公乎！议事听讼，选官举贤，皆自下始。众可可之，众否否之，众好好之，众恶恶之，三占从二，舍独洵同，即在下预议之人，亦先由公举，可不谓公乎！”已相当明确的肯定制度的约束力量，以及那种“最不坏”的巧妙设计，对议会架构的介绍与美誉对维新运动大有启发。《后叙》说美国宪法“可垂弈世而无弊”。
同时期的郭嵩焘，他是洋务运动的倡导者，而胸怀却远远超越洋务意识的奇人。曾襄助曾国藩出办团练，建湘军。中年时期至上海，接触西人西学。晚年力陈西方立国之本在政教，若仅于技术方面师其长技，乃舍本逐末。出使英国，为中国遣使驻欧之始。两年多使外期间，有60万言记述，得出“西洋国政一公之臣民，其君不以为私”，“中国秦汉以来二千余年，适得其反”的结论（《使西纪程》）。保守派据为把柄，予以攻击。汪荣祖先生《走向世界的挫折》145页写道：“郭氏以礼为治事之必须。儒家的礼就是儒家的制度。……他认为礼须不违于时，则以礼为本的政教，岂能不应时而变革？”郭氏言“时者，一代之典章，互有因革，不相袭也”。
他们都是在那人心窳败、凋敝的社会风气中，真正的有心人。因其天才的洞见和深刻的睿智，成为20世纪的思想巨人，而以郑观应所述最为系统条畅。其思想的生成、结撰，不特超越前人，傲视同侪，且也以其绝不缩水的思想重量，照出后人的庸常和反常。
曹聚仁先生《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158页）曾很确凿地断言：儒家谈政治，不主张理财，这便是行不通的。一则藏富于民，就会害民，因为让人民自由竞争，自由贸易，就会造成欧美资本主义的畸形经济，弄得政府没有钱，钱都流到少数人手里去了；二则政府一切设施，一切建设事业，都非钱不行，不善理财的话，任何政治理想都不能实行，现代政治家都知道政治越进步，赋税便越重，薄赋税的话，只是迎合社会群众的心理，发些不负责的空话。
这是他赞誉王安石的经济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