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在陈毅副总理、习仲勋副总理以及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等人的陪同下；笑容满面地走进了客厅。大家同时站了起来；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这位30年前的老师；这位当年的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周恩来示意大家坐下。他亲切地同大家交谈起来；逐一问起每个人的身体情况和家庭状况。他对曾扩情说：“我在黄埔军校时年龄还不到30岁；当时感到压力特别大。”曾说：“我那时已30开外了；我这个学生比老师还大几岁哩。”当时；曾扩情在黄埔军校政治部任少校科员。
周恩来又转向杜聿明；询问他的一些情况。杜聿明惭愧地低下头说：“学生对不起老师；没有听老师的话。”周恩来回答说：“这不怪你们；怪我这个当老师的没有教好。”
张治中指着郑庭笈向周恩来介绍说：“这是郑介民的堂弟。”郑介民在1946年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第二厅厅长；是北平军调处执行部国民党政府方面的代表。周恩来说：“我知道。”接着；他问到郑庭笈的家庭情况。
郑庭笈告诉周恩来；他原来的妻子叫冯莉娟。1948年郑被俘后；他的朋友为冯莉娟准备好了去台湾的船票。但是；当她听到郑被俘后在哈尔滨发表的一篇讲话后；就决定留下来；在海南岛等候。1954年；她回到北京；因战犯的妻子不能安排工作；无法解决家庭生活问题；她决定和郑庭笈离婚。
周恩来听后沉思片刻转过头去对张治中说：“那你们应该动员他们复婚嘛！”
周恩来看到坐在一旁沉默不语的末代皇帝溥仪；就同他谈起了满族的风俗礼节。陈毅在旁边风趣地插话说：“我当年在北京读书时；还是你的臣民呢。你当时出来时；我们还想看看你这个皇帝呢。”
周恩来亲切接见特赦战犯（2）
在轻松风趣、和谐亲切的气氛中；周恩来把话转入了正题。他勉励大家通过加强思想改造；站稳民族立场和劳动人民的立场；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学习马列主义；培养劳动观点、集体观点；加强群众观点；要认罪服法；重新做人。关于前途问题；要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路；做新人；有奔头。希望他们相信党和国家；特赦后会信任他们；用上他们的力量。要回家和接眷属的都可以。两个月后再考虑安排工作。他还说；你们当中与台湾有联系的人；可做点工作；慢慢做；不着急；个人写信靠得住些。
周恩来讲完话后，张治中说：“你们中的大多数过去是黄埔学生；你们没有听周主任的话走错了路。现在周主任释放了你们；要好好跟周主任走。”
周恩来明确地表示：“张文白（治中）是老一套；你们应该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挽救了你们。”
傅作义激动地说：“我同你们一样；过去也曾是一名战犯；只不过比你们早觉悟一个时候；也是被迫改造的。”
周恩来说：“是啊，应该承认；对你们是一种特殊环境中的强迫改造；你们应该想想如何从强迫改造进入自觉改造。”
对于这次会见；杨伯涛后来感慨地回忆说：“这种对待俘虏的做法自古以来是没有的。我为什么拥护共产党；因为我是过来人；我看到过国民党的兴盛；也看到过他的衰败。我为国民党做过19年事；又在共产党领导下工作了20多年；我感到只有共产党才有这种胸怀。而周恩来使我形象化地认识了共产党。”
周恩来当红娘，战犯重续姻缘
特赦释放后的战犯；全部获得了新生。这些人被释放安置后；都由各级统战部门负责管理。他们各有所得；各有所依；凡家在大陆的都与家人团聚了；有一些人还安排了重要职务。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范汉杰、沈醉、廖耀湘、郑庭笈、杨伯涛、周振强、李仙洲、罗历戎、董益三、方靖，以及最后一批释放的黄维、文强等先后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和常委；还有一批人被安排为地方政协委员、常委。他们参政议政；发挥了积极作用。绝大多数人担任了各级政协文史专员、秘书专员、资料员和参事。也有极少数在农村和工厂。他们都过着幸福的晚年生活。许多人还以严肃的态度写回忆录；以求后代有所借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不少人还参与对外交往活动；同台湾的亲朋故旧书信交流；为统一祖国和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
在党的正确政策感召下；特别是由于周恩来的关怀；杜聿明在政治上进步很大。走出功德林后；周恩来经常请他参加一些外事活动。1960年；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宴请蒙哥马利元帅；杜聿明作陪。当时；蒙哥马利问杜聿明：“你的百万大军到哪里去了？”杜指指陈毅；笑笑说：“都送给他了。”蒙哥马利又问：“一个也不剩？”杜聿明望了一下回答：“就剩我一个。”这时；周恩来在一旁插话说：“你也进入了社会主义。”蒙哥马利从杜聿明身上看到了新中国的力量；他不能不由衷地感到佩服。1964年11月；根据周恩来的提议；杜聿明等人被特邀为全国政协委员；站在政治生命的一个更高的起点上。
1959年12月；周恩来曾问到郑庭笈的家庭情况。事隔一年之后；1960年10月19日；周恩来委托张治中在颐和园邀集黄埔同学聚会时；周恩来还记挂着这件事。他一见到郑庭笈；第一句话就问：“你复婚了吗？”
在周恩来的进一步关怀下；1961年3月；郑庭笈被分配到政协任文史专员；每天到文史资料委员会去上班。全国政协将他的妻子调到他身边做打字员；为他们夫妻重聚创造了条件。不久；郑庭笈夫妇终于重新恢复家庭关系。他逢人便讲：“如果没有周总理；我们夫妻不会破镜重圆；我们的家庭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幸福。可以说；周恩来就是我们的红娘。”
新中国特赦释放在押国民党战犯；不少特赦人员通过书信、广播、撰写回忆录等各种方式为祖国统一大业积极工作；对沟通两岸关系；对和平统一祖国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1984年；郑庭笈到香港探亲；与在台湾的老部下通电话。对方听到他的声音又惊又喜。这位老部下告诉他；许多战犯在台湾的亲朋好友都入了教会；每天到教堂祈祷；请求神灵保佑他们在大陆的亲人平安。当得知他们不仅获释而且受到良好的待遇时；深受感动；希望台湾当局能作出相应的表示。1985年；侨居美国而赶回国参加政协会议的宋希濂说：“几十年过去了；许多事都淡忘了；唯有同周恩来会面的情景仍记忆犹新。周恩来生前最关心台湾问题；希望我们发挥作用；我要尽最大的努力去实现他的遗愿。”
中国无在押战犯
据原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回忆：
还在１９７５年１月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召开前，总理已经病得很重，连走路都已经很困难。但他仍然关心着台湾问题的解决，关心着台湾的那些老朋友，希望能为解决台湾问题，再出一份心力。总理不顾个人安危，抱病到长沙向毛泽东主席汇报工作时，毛泽东提出了要清理仍在押的一批国民党战犯，包括清理在押的解放后被我俘获的美蒋派遣的一些武装特务。
我记得1974年12月28日中午，总理刚从长沙回京，就通过保密电话通知我，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要中央调查部与统战部、公安部配合，组成一个小组，清理一下在押战犯名单。当时，我任中央调查部部长，兼总理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接到总理的指示后，我们就开始着手这项工作。我知道，总理要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尽可能地为解决台湾问题多做些事。
我们好不容易从“牛棚”里和“五七”干校找回来几个老所长和老管教干部，总算查清了在押战犯的人数及其现实政治表现、身体状况等等，列出了准确的名单。
讨论战犯名单及释放后的安排、待遇等问题就搞了好几个月。经与当时刚从‘五七’干校回来，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童小鹏、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公安部军管干部负责人施义之等反复商讨，最后公安部党的核心小组形成了《关于第七批特赦问题的报告》。核心小组慎重清理、研究，将在押者中的２５人单独提出按起义投诚人员对待，给予落实政策。而最终列入在押战犯名单的有２９３名。
１９７５年２月２７日，毛泽东看到该《报告》及准备送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说明书后，作出批示。毛泽东说：“放战犯的时候要开欢送会，请他们吃一顿饭，要多吃点鱼、肉。每人发１００元零用钱，每人都有公民权，不要强迫改造。”当秘书读到，报告中提出仍要继续关押改造１３人时，毛泽东斩钉截铁般地说：“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土改的时候，我们杀恶霸地主。不杀，老百姓害怕。这些人（注：指战犯）老百姓都不知道，你杀他干什么！所以，一个不杀。”当读到报告中提出，安置在农村的释放人员每人每月发放生活补贴费１５元至２０元时，毛泽东明显地表示出不满意，说气魄太小了！１５元太少！稍停，毛泽东又说：“有些人有能力，可以做工作。年老有病的要给治病，跟我们的干部一样治。人家放下武器２５年啦！”
毛泽东批示后，华国锋立即在公安部院内5号楼主持召开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及公安部主管战犯工作的负责人会议。关押战犯最多的抚顺战犯管理所负责人员也被找来列席会议。几乎所有与会人员都对毛泽东的批示感到意外。由此，原先花了很长时间准备的分类处理在押战犯的大量材料一律作废，所有在押战犯不分有无“改恶从善表现”，一律特赦释放，释放后也不分他们原有的级别与表现，一律安排在城镇。非常复杂的事情竟忽然变得如此简单。
为了全面贯彻毛泽东主席的指示精神，病中的周恩来与华国锋，以及后来出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相继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步骤，要求有关部门对全部特赦释放的所有在押战犯做好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