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12月29日，张学良向东北三省发出电报命令，决定于12月29日宣布易帜，东三省同时取下北洋政府的五色旗，悬挂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要求东北各省秘密赶制青天白日旗。
这样，经过长达半年的艰苦曲折的外交斗争，1929年12月29日凌晨，张学良领衔发表《东北易帜通电》，全文如下：
南京中央党部、国民政府主席暨各委员钧鉴，各院长、各部长、各委员会、政治分会、各省党部、省政府、各总司令、总指挥、各司令、各师旅长、各法团、各报馆均鉴：
中山先生三民主义，在癸亥甲子之际，先大元帅赞助最早，提携合作，海内共知。自###横施阴谋，流毒海内，不特中外皆为疾首，即中国国民党及总理之主义，亦几为之不彰。先大元帅发起讨赤之师，首先述明与中山先生合作历史，词旨恳切，专注###，本无黩武之意。五月佳日，又有息争通电，临终以力主和平，促成统一为嘱，苦心远虑，益复昭然。现在国府诸公，###清党，与此间宗旨相同，彼此使者往来，一切真相，更加明澈，自应仰承先大元帅遗志，力谋统一，贯彻和平，已于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伏祈诸公不遗在远，时赐明教，无任祷盼。
张学良、张作相、万福麟、汤玉麟、翟文选、常荫槐叩
在同一时刻，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各政府机关、团体、工厂、民居一律悬挂起青天白日旗，降下了代表北洋政府统治的红黄蓝白黑五色旗。
通电发表后，东北当局在奉天省政府礼堂举行易帜典礼。张学良在典礼上演说时阐明了易帜的理由：〃我们为什么易帜，实则是效法某先进国（指日本……笔者注）的做法。某方起初也是军阀操纵权力，妨害中央统治，国家因此积弱。其后军阀觉悟，奉还大政于中央，立致富强。我们今天也就是不想分中央权力，举政权还给中央，以谋真正统一。”
30日，南京国民政府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作相、万福麟为副司令长官。奉军编入国民革命军序列，改称东北边防军；同时任命翟文选、张作相、常荫槐、汤玉麟分任奉天、吉林、黑龙江、热河四省省政府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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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住压力易帜（7）
1929年1月2日，又组成以张学良为主任委员的东北政务委员会，委员有张学良、张作相、万福麟、翟文选、常荫槐、张景惠、汤玉麟、王树翰、刘哲、方本仁、莫德惠、刘尚清、袁金铠13。除方本仁外，全是东北军政要员。
3月1日，奉天省改称辽宁省，省会改称沈阳市。
1929年1月4日，在奉天省政府大厅内外行就职宣誓典礼。除日本外，各国驻奉使节均应邀参加。张学良第一次身穿中山装，精神抖擞，在南京国民政府代表方本仁监誓下，正式宣誓就职：“余以至诚，实行三民主义，服从长官命令，捍卫国家，爱护人民，克尽军人天职，此誓。”
宣誓后，张学良即席发表演讲，说明易帜的目的，并表示今后惟有竭尽智能，效忠党国，务期边防巩固，中央少北顾之忧，内政修明，黎庶具春台之乐。
至此，中国南北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北洋军阀从此成为一个历史名词，这是中国社会的一大进步。
东北易帜，结束了新老军阀混战的局面，促成了国家的和平统一，维护了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分离东北的野心，是一次爱国主义的伟大实践。张学良在易帜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反日爱国思想和高尚的民族气节，令人钦佩，值得赞扬。《大公报》后来评论说：张学良“数年来反对内战，促成统一成功，终有其不可湮没者在。其富于爱国思想，实旧军人所罕见者也。
当然，通过和平易帜，张学良保住了东北集团的地盘和军队，达到了分治合作的目的，并增强了他的权力基础，使他得以在此后将近三年的时间里平稳地掌握东北政权，按照他的理想建设东北。
日本侵略者是不会甘心失败的。对于东北易帜，中国实现统一，日本侵略者已是气急败坏。1928年12月31日，林久治郎拜见张学良，转达了田中首相30的电令：帝国政府对此颇感意外，今后在此新的情况下，万一无视与帝国之条约协定，或阻碍与东三省进行中的交涉，以及因东三省治安紊乱可能影响我方权益时，帝国政府为维护权益及维持治安，自当断然采取必要的措施。
果然，三年后，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
兵谏部署（1）
12月9日，蒋介石在华清池轮流设宴招待东北军旅长以上的高级将领，多有嘉奖慰勉之词，并表示要钱给钱（要物给物，刻意加以笼络。蒋对他们说：“自从‘九一八’后，国人对你们东北军都很不原谅，现在‘剿共’战事仅剩最后五分钟了，我是给你们东北军一个主动的机会，你们要理解我的旨意，服从命令，努力‘剿共’，方是你们应持的态度。”这些接见和宴会，蒋介石都不让张学良参加，更加深了张学良的疑虑。
当天，蒋介石还给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写了一个手谕：
力子主席兄勋鉴：
可密嘱驻陕《大公报》记者发表以下消息：蒋鼎文、卫立煌先后皆到西安。闻蒋委员长已派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陈诚亦来谒蒋，闻将以军政部次长名义指挥绥东中央各部队云。但此消息不必交中央社及其他记者，西安各报亦不发表为要！
蒋的这个手谕表明，蒋介石已经决定撇开张学良、杨虎城，准备由他的嫡系中央军将领来指挥对红军的最后决战。”
12月9日，是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一周年的纪念日。事前，张学良得知西安学生要举行纪念活动，便同杨虎城（邵力子商量，设法制止。张学良提出几种方案：令学生在学校开纪念会，请邵力子召集，让学生用文字表示；实在不行，非游行不可，由他和杨、邵尽力劝阻，无论如何，不让到临潼去见蒋介石，以免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
这天，西安万余名学生举行了隆重的纪念大会。会后，游行示威，先后到西北“剿总”、西安绥靖公署、陕西省政府请愿，要求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均未得满意的答复。游行途中，警察竟开枪打伤了一名小学生，激起众怒，决定到临潼直接向蒋介石请愿。张学良闻讯，急忙驱车追赶，在灞桥与游行队伍相遇。当时，游行队伍与守桥的国民党宪兵队正处在对峙之中。宪兵队在桥上架设了机关枪，扬言有人再往前走就开枪。张学良拼命劝阻学生，让他们返回西安。他说：“我作为一名爱国军人，也想能够奔赴抗日前线，我非常同情你们的请愿行动。我可以代表你们，有什么要求可以由我转达；我也可以代表蒋委员长，酌情考虑你们的要求。”
一部分学生仍坚持要向前走，高呼口号：“不到临潼，誓不罢休！……我们一定要见蒋委员长！”边喊边哭。张学良也含着泪水，悲愤地说：“请你们相信我张学良，我和你们是一样的心，你们的要求就是我的要求，也许我的要求比你们更迫切。你们的意见，我一定给你们转达到，你们请回去，我保证在一周之内，用事实来回答大家。”学生们见张学良态度诚恳，同意返回西安，这才避免了一起流血事件。
将游行学生劝回去后，张学良赶到华清池，向蒋介石报告了白天的游行示威情形，并转达了学生们的要求，认为学生请愿的动机，绝对是纯洁的，处置办法只有和平劝导，使学生也可以说使一般民众看到满意的事实或答复。蒋介石大为不满，严厉指责说：一个人绝不能做两方面的代表而站在中间。并指责张学良没有武力镇压，甚至公开明说是他叫警察开枪，假如学生再向前走，他便下令用机关枪打！最后，蒋还恶狠狠地说道：“对于这些青年，除了用枪打，是没有办法的。”
这时的蒋、张关系，与几年前已大相径庭。过去，张学良手握大军，雄踞东北，兼有华北，居于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的高位，举足轻重，备受尊敬和礼遇。但“九一八”事变后，由于实行不抵抗政策，不仅失去了东北三省的地盘，而且实力也大为削弱，张学良从此便开始走下坡路，尤其是1934年回国后，他拥护蒋介石，把东北军从华北调到华中，又从华中带到西北，参加“剿共”，人数日见减少，力量逐步削弱，在军饷、粮秣、弹药等方面处处仰赖于南京政府，渐渐丧失了独立的地位和发言的分量，甚至无法进言或不能畅所欲言。蒋介石再也不像以前那样尊重、听取张学良的意见，对他的陈述或要求，往往难于满足，甚至不加考虑）并视他为自己的子弟，随意训斥。对于两人关系的这种变化，张学良一时半会还很难接受。他总认为凭借自己与蒋介石的特殊关系，可以说服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所以一次又一次地劝谏，用尽了心机，说得舌敝唇焦，声泪俱下，但屡谏屡败，不见成效。到现在，张学良才彻底绝望，被迫使出最后一招——兵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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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谏部署（2）
当时正在西安城内孙铭九处做统战工作的中###事领导人叶剑英感到，这次蒋介石到来后西安形势已经格外紧张，即按中央指示，准备悄然撤离西安。有一天晚上，张学良突然来到叶剑英的住处，问道：“蒋介石到达临潼，不听我多次苦谏，你说怎么办？”
叶剑英沉思了一下，反问张学良：“你说怎么办？”张学良连声说：“苦迭打！苦迭打！”（法语音译，即政变——编者注）
叶剑英立即将这个重要信息报告陕北的中共中央。中共中央来电要叶剑英迅速返回瓦窑堡汇报情况。
离开西安前，叶剑英去见张学良辞行，并对他说：“我们很困难，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