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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晚竟然下了小雨，什么时候下的，什么时候又住的，一概不知道。玻璃上还未生出白
雾，看得见那水泥街石上斑斑驳驳的白色和黑色，如日光下飘过的云影。街店板门都还未开，但已经有稀稀落落的人走过，那是一只脚，大概是右脚，我注意着的时候，鞋尖已走出玻璃，鞋后跟磨损得一边高一边低。
知道是个丁字路口，但现在只是个三角处，路灯杆下蹲着一个妇女。她的衣裤鞋袜一个颜色的黑，却是白帽，身边放着一个矮凳，矮凳上的筐里没有覆盖，是白的蒸馍。已经蹲得很久了，没有买主，她也不吆喝，甚至动也不动。
一辆三轮车从左往右骑，往左可以下坡到河边，这三轮车就蹬得十分费劲。骑车人是拉卜楞寺的喇嘛，或者是拉卜楞寺里的佛学院的学生，光了头，穿着红袍。昨日中午在集市上见到许多这样装束的年轻人，但都是双手藏在肩上披裹着的红衣里。这一个双手持了车把，精赤赤的半个胳膊露出来，胳膊上没毛，也不粗壮。他的胸前始终有一团热气，白乳色的，像一个不即不离的球。
终于对面的杂货铺开门了，铺主蓬头垢面地往台阶上搬瓷罐，搬扫帚，搬一筐红枣，搬卫生纸，搬草绳，草绳捆上有一个用各色玉石装饰了脸面的盘角羊头，挂在了墙上，又进屋去搬……一个长身女人，是铺主的老婆吧，头上插着一柄红塑料梳子，领袖未扣，一边用牙刷在口里搓洗，一边扭了头看搬出的价格牌，想说什么，没有说，过去用脚揩掉了“红糖每斤四元”的“四”字，铺主发了一会呆，结果还是进屋取了粉笔，补写下“五”，写得太细，又改写了一遍。
从上往下走来的是三个洋人。洋人短袖短裤，肉色赤红，有醉酒的颜色，蓝眼睛四处张望。一张软不沓沓白塑料袋儿在路沟沿上潮着，那个女洋人弯下腰看袋儿上的什么字，样子很像一匹马。三个洋人站在了杂货铺前往里看，铺主在微笑着，拿一个依然镶着玉石的人头骨做成的碗比画，洋人摆着手。
一个妇女匆匆从卖蒸馍人后边的胡同闪出来，转过三角，走到了洋人身后。妇女是藏民，穿一件厚墩墩袍，戴银灰呢绒帽，身子很粗，前袍一角撩起，露出红的里子，袍的下摆压有绿布边儿，半个肩头露出来，里边是白衬衣，袍子似乎随时要溜下去。紧跟着是她的孩子，孩子老撵不上，踩了母亲穿着的运动鞋带儿，母子节奏就不协调了。孩子看了母亲一下，继续走，又踩了带儿，步伐又乱了，母亲咕哝着什么，弯腰系带儿，这时身子就出了玻璃，后腰处系着红腰带结就拖拉在地上。
没有更高的楼，屋顶有烟囱，不冒烟，烟囱过去就目光一直到城外的山上。山上长着一棵树，冠成圆状，看不出叶子。有三块田，一块是麦田，一块是菜花田，一块土才翻了，呈铁红色。在铁红色的田边支着两个帐篷，一个帐篷大而白，印有黑色花饰，一个帐篷小，白里透灰。到夏河来的峡谷里和拉卜楞寺过去的草地上，昨天见到这样的帐篷很多，都是成双成对的鸳鸯状，后来进去过一家，大的帐篷是住处，小的帐篷是厨房。这么高的山梁上，撑了帐篷，是游牧民的住家吗？还是供旅游者享用的？可那里太冷，谁去睡的？
“你在看什么？”
“我在看这里的人间。”
“看人间？你是上帝呵？！”
我回答着，自然而然地张了嘴说话，说完了，却终于听到了这个夏河的早晨的声音。我回过头来，×已经醒，是她支着身与我制造了声音。我离开了窗口的玻璃，对×说：这里没有上帝，这里是甘南藏区，信奉的是佛教。
１９９５年１０月３１日夜记
名角
杨凤兰是西安南郊人，十一岁上跟李正敏学戏，翌年即排《三对面》，饰青衣香莲。凤兰个头小，家人牵着去后台装扮，一边走，一边嚷道要吃冰糖葫芦。家人说：“你是香莲了，还贪嘴？”凤兰嘴噘脸吊。但到锣鼓声起，粉墨登场，竟判若两人。坐则低首嘿答，立则背削肩蹇，抖起来如雨中鸡，诉起其冤，声口凄婉，自己也骨碌碌坠下泪来，一时惊动剧坛。李正敏说：“这女子活该演戏，但小小年纪竟能体味苍凉，一生恐要困顿了。”愈发爱怜栽培，传授《三击掌》、《徐母骂曹）、《二进宫》给她。
渐渐长大，凤兰已是名角，拥有众多戏迷，她不喜张扬，见人羞怯，伏低伏小。剧团多有是非，无故牵扯到她，旁人都替她蛮脸作怒了，她仍只是忍耐，静若渊默。一年夏天，回村探母，正在屋里梳头，墙外忽有枪声，有东西跌在院中一响。出来看时，有鸟坠在捶布石下，遂矮墙头上露一人脸，背着猎枪，挤眉弄眼，示意鸟是他打中的。凤兰有些恼，提了鸟丢出去，那人却绕过来，收住了脚，在门首呆看。凤兰耳根通红，口里喃喃，微骂掩门不理。又一年后，女大当嫁，有人提亲，领来了一小伙见面，竟是打鸟人。小伙笑道：“我早打中的。”时凤兰二十三岁，谭兴国大其九岁，且带有一小孩。亲戚里有反对的，但凤兰不嫌，认定有缘，遂为夫妇。
秦腔虽是大的剧种，历来却慷慨有余，委婉不足，出西北就行之不远。李正敏毕生力戒暴躁，倡导清正，死时紧握凤兰手，恨恨而终。凤兰见宗师长逝，哭昏在灵堂，立誓发扬敏腔艺术，此后愈发勤苦，早晚练功不辍，冬夏曲不离口。出演了《白蛇传》、《飞虹山》、《谢瑶环》。每次演出，都在家叩拜宗师遗像，谭兴国在旁收拾行装，然后骑自行车送至剧场。谭兴国那时在一家话剧院做美工，凡有凤兰演出，必坐于台下观看，一边听观众反映，一边作记录，回家便为凤兰的某一唱句、某一动作，提建议，作修正。灯下两人戏言，凤兰说：“我这是为戏活着么！”兴国说：“那我就为你活着！”刚说毕，窗外嘎喇喇一声雷响，两人都变了脸。
二十七岁那年，凤兰演《红灯记》，只觉得脖子越来越粗，却并不疼，也未在乎，衣服领口就由九寸加宽到一尺一，再加宽到一尺三。演第二十七场，突然昏倒在台上，急送医院，诊断为甲状腺癌，当即手术，取出了八个瘤子，最大的竟有鸭蛋大。医生告诉兴国：人只能活二年。兴国跑出医院在野地里呜呜哭了一场，回来又不敢对凤兰说。数月里人在医院伺候，夜不脱衣，竟生了满身虱子。凤兰终于知道了病情，将硬得如石板一样的半个脖子，敲着嘭嘭响，抱了李正敏的照片泪流满面。她写下了遗书，开始七天不吃不喝。兴国铺床时，褥子下发现了遗书，一下子把凤兰抱住大哭。凤兰说：“我不能唱戏了？我还活着干什么？！”兴国说：“有我在，你不能走，你能唱戏的，我一定要让你唱戏嘛！”谭兴国把凤兰病情材料复印了几十份，全国各大医院都寄，希望有好的医疗方案。医院差不多都回信了，惟一只能化疗。在漫长的化疗过程中，谭兴国四处求医寻药，自己又开始学中医，配处方。杨凤兰竟每天数次以手指去拨声带，帮助活动。服用了兴国的药方二百八十多服，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出院五个月后，凤兰真的上台演出，演过了七场。第八场演出中，她正唱着，突然张口失声，顿时急得流泪，满场观众一时惊呆，都站起来，静悄悄的，等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哽哽咽咽便起了哭音。从此，失声多年。凤兰再不去想到死，偏要让声再出来，但声还是不出。百药服过，去求气功，凤兰竟成了气功师最好的弟子，多半年后，慢慢有了声出来。气功师见她刻苦，悟性又好，要传真功给她，劝她不再演戏，师徒云游四方去。凤兰说：“我要不为演戏，早一根绳子去了，何必遭受这么大的罪？”每次练功前，都念道李正敏，每念道精神倍增。气功师也以为奇，遂授真功给她，收为干女。发了声后，凤兰就急于要唱，但怎么也唱不成，音低小得如耳语。又是如此数年，她开始了更为艰辛的锻炼，每早每晚，都咪咪咪，吗吗吗，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往上练，常常几个月或者半年方能提高一个音节。每每提高一节，就高兴得哭一场，就给李正敏的遗像去奠香焚纸。兴国照例要采买许多酒菜，邀朋友来聚餐恭贺。在去北京疗养练声期间，兴国月月将十分之八的工资寄去北京，自己领着两个孩子在家吃粗的，喝稀的，每到傍晚才去菜市，刨堆儿买菜或拣白菜帮子回来熬吃。凤兰终于从北京拨来电话，告知她能唱出“希”和“豆”的音节了，夫妇俩在电话里激动得放声大哭。
当凤兰再次出现在戏台上，剧场如爆炸一般欢呼；许多观众竟跑上台去，抱住她又哭又笑。
一个演员，演出就是生命存在的意义，杨凤兰人活下来了，又有了声音，她决心要把耽误了十多年的时间补回来，把敏派艺术继承和光大。但是灾难和不幸总是纠缠她。一次演出途中发生了车祸，同车有两人死亡，她虽然活下来，却摔成严重的脑震荡，而且一个膀子破裂，落下残疾，再也高举不起。更要命的是戏剧在中国正处于低潮，所有演出单位只能下乡到偏远地区方可维持生计，她毕竟身子孱弱，不能随团奔波。凤兰的脾气变坏了，终日在家浮躁不宁。兴国劝她，她就恼了，说：“我苦苦奋斗了几十年，现在就只有去唱唱堂会吗？！”不理了兴国，兴国把饭做好，她也不吃。兴国也是苦恼，琢磨着剧场不演戏了，能不能拍电视录像片，与几个搞摄像的朋友合计了，回来对凤兰说：“你如果真要演正经戏，就看你能不能成？”说了主意，凤兰猛地开窍，当了众人面搂抱了兴国，说：“知我者，兴国也！”
拍电视片又谈何容易？首先需要钱，夫妇俩从此每日骑了车子，成半年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