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陈冠英、张维萍《关于生肖印的自白》
序篇 中国结连着中国印
今年是羊年。我的本命年。民间关于羊年的说法很多。在春节前最后一期我所编辑的报纸副刊上，我选用了一幅三羊开泰的剪纸做了刊头。我的心情和所有的中国人一样，都期盼着来年有个好兆头。
或许是因为关于羊年有诸多的不吉祥，我母亲在春节前就叮嘱我买一根红色的腰带系在身上。我非常理解老人的心愿，她的母亲——我的姥姥就是属羊，她很年轻时就守了寡。姥姥的不幸，一直成为我母亲的心病。我的大脑里也并非完全没有这个阴影。如果不是有这个东西作怪，我可能在十八九岁就会同一个长得十分俊俏的女同学确定恋爱关系。现在，这个女同学已经离婚三次，日子过得异常艰苦。我常想，假如当初我冲破世俗和自己的阴影，真的把那个女同学娶了，也许她的命运就不会这样糟糕。
我很感谢报社的一位女同事，在迎接新年的聚会上，她没有送我一只白色的羔羊，而是给了我一个红彤彤的中国结。我说，我的笔名叫红孩，眼下又有了这个吉祥的中国结，我就不需要系红腰带了。
在美丽的白羊年份，我祈祷着每一个中国人都有着红色的希望。
然而，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继我国广东发生大范围的非典疫情后，很快在北京、山西、内蒙古等地蔓延。一时间，所有的国人都笼罩在白色的恐怖之中。
2003年，中国的羊年，难道你真的是人类的灾难之年？
我不相信！这不仅是一个诗人曾经说过的话，它更是亿万中国人民发出的誓言。很快，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一系列重大决定，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不畏困难、战胜非典的信心。很快，无数的白衣天使投入了与非典病魔抗击的最前线，他们与病人同呼吸共命运。很快，无数的工人、农民以及社会各界行动起来，向非典发动了一场前所未有的人民战争。很快，无数的中国结挂满了隔离医院、隔离学校、隔离宿舍以及长长的隔离屏障——人们坚信，无数善的愿望结合起来的中国结一定能战胜恶的魔杖。
于是，在五月的攻坚战中，非典被遏制，ARS落荒而逃。
于是，在五月的北京，笑容开始多起来，健康的体魄开始舞起来。
于是，在无数的国人心里，中国结成了团结、希望和力量的象征。
同样是在三月，或许是因为全国政协和全国人大的召开，人们把目光全都关注在这里，尤其是关心新一届国家领导人由谁当选，从而，忽视了一个有关2008北京奥运会徽设计的消息。会徽设计的最终结果，就是2003年8月3日晚在北京天坛祈年殿揭晓的“中国印”。
电讯称：中国印——2008年北京举办的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会徽。她似印非印，似“京”非“京”，潇洒飘逸，充满张力；在中国的文化词典和社会生活里，有中国字、中国画、中国结——而今，又一个称谓将在全球广为流传并永久载人奥林匹克史册，那就是：中国印！
关于这枚中国印的诞生，官方阐释的理念是“舞动的北京”，是“借中国书法之灵感，将北京的‘京’字演化为舞动的人体，在挥毫间体现新奥运的理念”；张开的双臂，是“中国在敞开胸怀，欢迎世界各国、各地区的人们加入奥林匹克这人类和平、友谊、进步的盛典”。
无疑，上面的解释足以令人信服、接受。但是，一件艺术品的诞生，如果要叫所有的人都说好，那是非常不现实的。就在第一个冠以“中国印”的奥运会徽闪亮登场的几个小时之后，有不少网民纷纷在网上发表不同的声音，其中有一条说：“第一感觉——难受；第二感觉——特难受；第三感觉——太难受。”甚至有一个网民还发出了“难道北京的形象代表就是甲骨文吗”的质问。
对此，央视和许多纸媒体对中国印的设计者之一、始创企划公司董事长张武进行面对面采访。关于中国印的设计构想，张武说：我们当时设计的时候是透过一个“京”字符号来原创的。如果通过一个简单的没有更多含义的“京”字，把中国五千年文化浓缩在这个图案里，我们想，中国的文化除了语言以外还有什么最能代表中国的初创文化呢？那就是文字。文字的最早起源就是陶文、甲骨文、简书，再往后就是行书、草书等等，这实际上是五千年文化的缩影。如何挖掘出深厚的文化含义，这是我们所面对的问题和设计概念的中心思想。我们的设计从汉代的古“京”字而来，逐渐演变成一个人，演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们提取了另一个汉字元素——“龙”字，然后融合了甲骨文，让“龙”的下半部和“京”的上半部相结合，结合成一个什么样的图形这是我们要考虑的。后来我们认为，就是要结合成一个人面蛇身的图形。什么是人面蛇身呢？人面蛇身在远古时被人们称为英雄。伏羲、盘古以及女娲等等，这些都是人们心目中的英雄，远古的人们最崇尚的是英雄，这就是我们追求的第二个含义。我们就借助这些古代传说中流传下来的图案，把其中的英雄形象进行转化。我们最初对这个似京非京、似印非印的图形叫做象形印，后来，几位篆刻专家提供了宝贵意见，认为它是一种图形，是印章的一种，准确点就叫肖形印。至此，我们的作品就有了正式的名字——中国印。
如果说中国印的诞生是中国奥运史上的一件大事，那么，就印章艺术本身来说，中国印的定位也将是一次里程碑式的新纪元。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诗、书、画、印是并列连在一起的。但由于历史的原因，最早确立的只有中国诗词、中国书法。新中国建立后，在周恩来总理的提议下，才有中国画的概念。如今50余年过去了，传统中诗、书、画、印中的诗、书、画分别有了自己的全国性协会、学会，唯独没有篆刻家协会。
事实上，篆刻艺术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形成，典型的是刻在陶器、瓷器、兽骨和石头上的甲骨文字以及生肖图形。现代汉语词典上对篆刻的解释为“刻印章”，因为印章多用篆字。而对篆书的解释则为：汉字字体，秦朝整理字体后规定的写法。由此可以推说，篆书在秦朝已经属于国书，既然统一汉字为篆书，那么以篆字为主的印章就可以视为国刻。尽管我在这里可以假说，但事实上，在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中，篆刻从来也没给过同诗、书、画同等地位的待遇。在书画作品中，篆刻往往只起到点缀的作用，充其量是给人的名字留下的符号而已。至于在现代的报纸副刊上，篆刻大概就等同于补白了。所以，著名书法家启功、大康先生为十二生肖印题签时不约而同地称为刻石，由此想来是十分有道理的。
我不由想到过去曾结识的一对长期致力于生肖篆刻的艺术家夫妇。
1998年7月，我应中国佛教协会演觉法师之邀，到他原籍的甘肃省天水市甘谷县大像山水明寺参加三坛受戒仪式。对于佛教活动，我一知半解。演觉法师所以邀我到天水看看，无意教化我出家当和尚，不过是想借助我手中的笔为他的家乡写点宣传性的文章。我并不认为演觉法师不能免俗，更不觉得他是个实用主义者。相反，我却被他的这点仅有的家乡观念而感动。我清楚地记得，在受戒活动后，他曾抽出一个多小时，专门回家看望了年迈的高堂老母。至于他们母子见面后都说了些什么，我不得而知。但我知道那已经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出家的人一直还惦念着家乡，思念着他的双亲。
以前，一提到天水，我的脑海里马上映现的是千里戈壁，黄沙弥漫。可是，当我真的到了天水，特别是参拜了人文始祖伏羲庙，领略了麦积山石窟的神秘后，我才真正体会到天水文化的魅力、，领略了天水风光的秀丽。就在临回北京的前一天晚上，演觉法师的天水老乡、时任天水市文联主席的陈冠英和天水市群众艺术馆副研究馆员的张维萍夫妇到宾馆找到我。他们说知道我曾在中国文联的一家报纸工作过，看到过我写的一些文章。我说现在我已经调到文化部的《中国文化报》了。陈冠英说他很喜欢我们的报纸，1990年他在甘谷当文化局长时，我们报曾专门发表过他们文化局重视用名人乡贤启迪后代和抢救民间艺术方面的文章。这样，几分钟的闲聊便把我们的心贴近了。由于是初次见面，他们与我说的话不多，坐了有十几分钟，便匆匆告辞。我问他们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吗？见状，陈冠英有些不好意思的从包里取出一叠材料，他告诉我，近十几年他和张维萍一直致力于生肖印的研究和创作，现已结集出版。说着，他打开一张内部出版的《甘肃书画报》给我看：在第二版和二、三版中缝上刊登了一篇长文《艺术宏构文化之光》——陈冠英、张维萍及其生肖篆刻；在第四版上则是《陈冠英张维萍夫妇十二生肖篆刻作品选登》，其中每种生肖各登两枚。我来不及看文字，只是在生肖图案上看了一会儿，觉得作品很有创造性，让人耳目一新，便对他们说，等回到北京，我一定仔细拜读。在我将资料正要装进纸袋时，陈冠英连忙说，在里边我还放了一张十二生肖篆刻图案，因为不知道您属什么的，就全给盖上了。我从纸袋里将那十二生肖图拿出来，举在眼前，果然鲜艳夺目。我对陈冠英说，我属羊，六月羊。陈冠英说，等方便时，我给你一本《百羊交泰》，上面有一百种各式各样的羊。
从天水回到北京后，陈冠英、张维萍夫妇的生肖篆刻艺术并没有引起我足够的重视。在我的心目中，似乎只有诗书画才可以称为大艺术，篆刻不过是书画家们的消遣之作，同时觉得凡是书画家都可以刻得一手好印的。这就如同诗人、小说家都可以写散文一样。再者，接触过一些大腕书画家，他们对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