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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便有紧急通知，到俱乐部开会。院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又一次召集会议，这回主持会议的是周则贵副院长。他传达了两件大事，一是毛主席亲自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二是湖南长沙市委打击湖南大学学生的情况。
周则贵传达完文件后，自己也讲了话。说起革命形势，周则贵激情万丈。他要求大家全力以赴搞好文化大革命，他说革命搞不好，生产也别想搞好。搞好了有什么用？如果江山变了色，岂不是把搞好的东西送给别人享受了？所以现在不消搞什么狗屁生产，要一条心把文化大革命搞得轰轰烈烈的，把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牛鬼蛇神都揪出来，让那些真正热爱毛主席热爱共产党全心全意跟党走的人来坐江山，只有他们才能把红色江山坐得永不褪色。
周则贵的讲话令人哭笑不得，但院里人已经习惯了。
整个设计总院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便是在一次又一次的会议和一场又一场的报告鼓动和催化下，越来越深入，越来越逼近每一个人心灵。
九
皇甫白沙完全能想到，这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他是在劫难逃。运动一开始，他的大字报就上了墙。大字报措词严厉，语气强硬。虽然他已经摘帽，可在别人眼里，摘帽右派与阶级敌人仍是同义词。他看大字报时，心里虽有几分紧张，更多的却是苦笑。他是一只死老虎，打死老虎自然谁都乐意，他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去迎接更为艰难的日子。他此刻的心情，竟与当年在国民党监牢里坐牢时一样，觉得自己目前的处境只是暂时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乌云终将过去，曙光就在前头，他还有更为重要的大任在后面。
可是有时候，他也会想，这是谁的乌云呢？未来的曙光又是谁的？他的大任将由谁派？是谁非得让他如此苦心志？慢慢地，他竟有些想不清楚了。
纵然思想准备身体准备都做得极为充分，仍然有皇甫白沙根本意料不到的事情。
这天，皇甫白沙挨了斗，戴了高帽子，斗完之后，群众又要将拉他出门游街。
这一切，他都料想得到。因为毛主席的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他学了许多次。他知道，这些东西迟早会从书上搬到现实中来。游街是要把你最后的一点尊严踩踏在地，让你在乡邻面前无地自容。皇甫白沙满心苦涩，但他觉得以自己的意志力，还是可以承受的。因为他有过1957年，他的形象已经在人们的心中有了铺垫，他的尊严已经所剩无几，再把最后那一点都扔掉也就算不了什么了。
但是，批斗会完后，人们正欲拉他上街时，副院长周则贵突然制止了这件事，把皇甫白沙叫到了院长办公室。皇甫白沙与周则贵老早就熟，但两人气质秉性差异太大，关系也就一般。皇甫白沙被打成右派后，周则贵每见他，脸上都有一种说不出的神气活现，这种神态，更让皇甫白沙低看他。然而，这回的周则贵却显得犹豫不安，一副不知道该说什么好的样子。
皇甫白沙不耐烦他这样，便先开口，说：“周院长，有什么话就说吧。”
周则贵搔搔头，仿佛是考虑了一下，方说：“娘的，我真是不晓得怎么讲。我也是为人父母，晓得养个儿子不容易。我家就老三是儿子，他摔个跟头我都心疼。
皇甫，斗你批判你，我觉得该，这是政治问题，我不同情你，可是… “
皇甫白沙听他这么绕弯，又提儿子，心里一紧，立即想到会不会是皇甫浩出了什么事。他急问：“你别绕弯好不好？出了什么事？”
周则贵长叹一口气，说：“你儿子，在乡下，唉，唉… ”
皇甫白沙更急了，他惊声问：“他到底怎么啦？”
周则贵说：“他… 他… 得了病，也不是得病吧，他被牛撞伤了，伤口发炎，乡下医生没做皮试，给他打了青霉素，他… 他就… ”
皇甫白沙心头松了一点，他想撞出伤口，治疗一下总归会好。皇甫浩一向用青霉素并不过敏，就算过敏，人在医院，也不会有什么大事的。想到此他站起来，说：“我希望院里能同意我去把他接回来看病。”周则贵突然瞪大眼睛，用很大的声音喊道：“他死啦！叫乡下医生治死啦！”
皇甫白沙目瞪口呆，似乎没有反应过来。周则贵说：“事情到了这一步，你只能想开点。”
皇甫白沙终于弄明白发生了什么。他一阵晕眩，感到全身发软，颓然坐在椅子上。他落座太重，椅子发出剧烈的嘎嘎声。说他的心里此刻如万剑穿心一点不为过，他把即将到来的一切不幸都想到了，却没有想到他最大的灾难是在远方。他的儿子死了。他原来以为他已经能够承受世界上任何的痛苦，但他在预想这些痛苦时，从来也没有把他的儿子考虑在内。此刻降临到他面前的痛苦，是他过去从未想到过的，他几乎无法承受。这份失子之痛，令他几欲崩溃。他的眼泪夺眶而出，瞬间便流得满脸。
周则贵说：“我不能让你死了儿子，还去游街。这还让不让人活呀。”
皇甫白沙没有说话，他心里嚎啕着愤怒着疯狂着，然而这一切表现在他的脸上，便只有满脸的泪水。周则贵说：“我让院里的车送你回家。”
皇甫白沙说：“请你帮个忙，先不要告诉我爱人，让我回去以后再慢慢跟她说。
还有，我要到但家凹去一趟，我要看看… 我的儿子… 。“
周则贵说：“第一个要求我能答应，第二个要求，我不晓得行不行。”
皇甫白沙说：“你至少让我把他的骨灰拿回来吧？”
周则贵说：“我跟林院长商量一下好不好？因为现在是运动时期，群众如果不同意，我们也没办法。”
皇甫白沙走出院长办公室。办公室楼外的阳光猛烈而明亮。阳光下，四处散发着嘈杂的声音。口号声锣鼓声和热烘烘的空气混和在了一起。皇甫白沙神情木然，然而他的心里却被这明晃晃的阳光照得透亮：是我杀死了自己的儿子，我是杀死儿子的第一凶手。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痛恨自己在1957年的表现。为什么要顾及自己的良知呢？良知又是什么呢？倘若在那一年我也像周则贵一样积极地反右，狠狠地把那些说过几句正直话的知识分子打成右派，把他们的行为骂得狗血淋头，那么，我就不会有今天。最重要的是：我的儿子就不会有今天。1957年的那份惨痛，到了1966年，溃破成了他心头血淋淋的伤口，一生一世都流血不止，一生一世都不会弥合。
皇甫白沙对自己的过去痛心疾首。就在这一天，他理解了为何有人对于上面的指示，有理无理，都拼命地加倍地去执行。因为政治斗争铁面无情，因为人人都不想让家里出现皇甫浩，因为你活在世上并非孤零零的一个人。一旦为良知而反抗，大祸殃及的绝不止是你自己。它殃及家人，殃及儿女，殃及子孙后代，甚至一代一代殃及下去，永无止境。你在这世界上，活的不止是你，而是你的整个的宗族。
皇甫浩的惨死，似乎唤起了人们心里的一点同情。在这个严酷的季节里，皇甫白沙没有被游街，以后，他也没有被游过街。纵然如此，皇甫白沙的坚强的意志，却在这个季节中瓦解。
没有任何人料想得到，第一个游街游到乌泥湖来的人会是丙字楼下的李昆吾。
春天以来，李昆吾大多的时间都在乌江渡工地。谢森宝主任率人来进行了文化大革命动员后，工地上的人陆陆续续回总院参加文化大革命了，工作都压在剩下的几个人身上，生产进度一下子慢了下来。李昆吾白天在工地奔波，晚上除了参加学习外，还得写小字报。院里规定工地暂不贴大字报，但必须写成小字报寄回去，然后有专人将它们抄成大字报贴在院里的大字报栏上。革命是每一个人的事。
李昆吾因此而感觉到压力太大，恨不能一个人分成几个人用。正当他因为工作压力太大而颇觉吃不消时，总院一个电话打了过来，叫他立即交接工作返回总院，参加运动。这个电话令李昆吾长吐一口气，他浑身一松。走前他对仍然留在工地的张者也笑道：“先前你成天说你一人顶两人，现在看来你一人得顶三人用了。”
匆匆而归的李昆吾满以为又有重要工作等待他的出马，没料到迎接他的竟是劈头盖脸的层层大字报。批判言词的激烈粗暴以及批判的内容都令他大为惊愕，他几乎怀疑是否有人与他同名。
然而当他看到他的女儿李书爱所写的大字报时，他终于明白了这些大字报的由来。原来最先向他发难的竟是他的女儿。他的愤怒油然而起，他未回自己的办公室，径直跑去找女婿陈远南。李昆吾大声质问着陈远南：“你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怂恿书爱写我的大字报？”
陈远南面色发白，嗫嚅道：“书爱非要写，我劝过她，可是她不听……不是我写的……”
李昆吾大声说：“她为什么要这样做？难道我成了牛鬼蛇神，她作为我的女儿就感到十分愉快了吗？”
李昆吾说罢扬长而去。他想，就算我对不起你的母亲，可我还是你的父亲啊。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呢？想着，便有几分痛苦的感觉。
李昆吾觉得他无法理解女儿李书爱的所作所为。他作为父亲曾经亏欠过她，可是自他认识到这一点后，他就在想尽一切办法弥补他曾有过的亏欠。老婆陈霞之为此与他发生数次争吵，他也从来没有动摇。他深知他已经对前妻犯下了不可补救的错误，那种深深的内疚只有通过对女儿的无限关爱，方能有所弥补。然而，无论他怎样做，女儿在心里始终不肯原谅他。他以为时间长了，他的真心终究可以打动女儿。现在看来，这一天并没有到来，来到面前的却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