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三官认为“大日本皇军”也是和蝗虫一样的动物。1941年的时候，日本人也到舞阳县来过一趟，先是突然地占领了县城，气势汹汹地打枪开炮；可是几天以后，又突然开走了，城乡的一切又重新恢复了老样子。
所以，王三官觉得对付蝗虫和应付“皇军”的办法是一样的：尽量不要去招惹它们，祈望它们最好不要来；如果来了，也只好先忍着、求神灵佑护，让它们赶快走掉就是。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蝗灾也好、兵灾也罢，都是老百姓摆脱不了的劫难。等熬过了这些灾难，乡下人还得接着种地过日子。
一场透雨之后，原本光秃秃的地里长出了绿草，饥饿的人们于是纷纷四处采摘野菜。王三官也松了口气：有了这场雨，至少眼下不会饿死人了。
可就在这时候，有人来报告说，曾老太婆和罗小扁担闹起来了。
一大早，曾老太婆到地里摘野菜，摘着摘着，发现了一窝田鼠。老太婆的手脚不灵光，忙乎了半天一只也没打着，反倒被路过的罗小扁担拣了个便宜，抓了一只大的和一只小的。
罗小扁担拎着田鼠回家了，曾老太婆却追上去、吵着闹着要分一半。罗小扁担不答应，老太婆就哭嚎着要在罗家墙上撞死。照规矩，地里的野物，谁拣着了就归谁，曾老太婆这属于无理取闹。可是，灾荒年间的田鼠肉是可以救命的东西，也难怪老太太要以性命相搏。
王三官说了许多好话，两边的人都不肯让步，他为难了半天，走到罗小扁担面前双膝跪下：“罗大哥，退一步海阔天空，这年头，大家活着都不易，你就让着曾老太一点吧。”说着就磕了一个头。
当保长的，为了田鼠给人家磕头！围观的人全都愣住了。
罗家老爷子从屋里跑出来，顺手揍了自家儿子一扁担，赶忙扶起王保长。
“罗大扁担”是十六保的前任武管事，虽然上了年纪，精神还不错：“让保长见笑，我这孩子不晓事，让保长多费心了。一点儿耗子肉，放在往年谁能瞧得上眼？都是被这倒霉的年景给害的，害得人都不知仁义礼仪了……”
罗老爷子一边念叨着，一边命令罗小扁担把两只田鼠都送到曾家去。
王三官回到家里，他老娘正在屋里抹眼泪：“苦命的孩子，不当官还好，当了这破保长，却要当众给别人磕头……”
保长笑了笑：“磕头算个啥，只要能保得村子里太平，叫我天天磕响头都行！”
只是，有些事磕头可以办成，有些事，再磕头也没有用。
八月底的时候，舞阳县的“由单”（征收田赋的通知单）派下来了，送到十六保的单子上写明了田赋数目、本期应交粮款数、缴纳期限等等。
“田赋数目”没啥好研究的。每个村、每个保的田赋数目都是沿袭雍正年间“摊丁入亩”的基数，派粮摊捐的基本单位也仍然是银两的“两”，各县、乡、保规定缴纳的“两”数是固定的。
只是，每“两”应该合多少正税、多少附加税，每年都有变化。1943年以后，通货膨胀，民国政府自己都不相信自己发行的钞票了，省政府就规定“正税”中的棉花和麦子必须征收实物。
参照今年的“应交粮款数”。王三官核算了一下，仅“军麦”一项，保和乡第十六保的每亩土地需要上交麦子三十二斤——这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河南俗话说：“夏望五，秋望七，好地不过一百一。”在好年景，麦收亩产能达到五十斤（那时候是每斤十六两的“老秤”）都是不容易的事，何况现在是大灾之年。并且，今年的田赋比去年还多了七斤。
“这是怎么回事？”王三官觉得纳闷，“上面不是有话说要减免田赋的吗，怎么反而倒增加了？”
“别提了”，俞二算盘的消息比较灵通，“本来是准备减免的，可一战区和省政府闹起了矛盾，结果是军粮一点也不能少，有谁胆敢拖欠，军法从事！”
“和为贵，和为贵呀。为什么就不能和为贵呢……”王保长恨不得到洛阳去给那些大官们讲一讲“海阔天空”的道理。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
4 月份的时候，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鉴于河南的蝗灾严重，发了个电报给中央政府，提出“减免河南省赋税和军麦”的请求。结果，电报被驳了回来，说是“减免赋税及赈灾事宜是政府的事情，与军队无关”，蒋鼎文碰了个钉子，憋了一肚子气。
到了1943年8 月13日，国民政府终于下令减免河南省的部分田赋。《河南民国日报》立刻刊登了这个消息。可是，在报纸上却没有说明这个“善举”是由蒋鼎文长官率先提出的。蒋司令顿时火大，觉得没有面子。他连夜叫来河南省省长李培基，声明“赋税和赈灾是政府的事，与我无关。限期四十天结清一战区的军麦，否则以贻误军机论处”，还当场扣押了河南省粮管局的局长，下令“逾期不能完成任务，军法从事”。
催缴军麦的命令下达之后，上行下效，各地的田管处长和粮站站长都被国军看管起来，正规军、警备区、游击司令部、保安团纷纷直接插手征粮事务。一时间，各乡各村都来了许多扛枪的人，拍桌子摔椅子地嚷嚷：“快把麦子交出来！”
王三官当然不晓得这其中的内情，他只知道各级官员都像是发了疯，专员催县长、县长逼区长，区长乡长就带着保长们到处乱窜、挨家挨户地搜查粮食。
粮食、粮食。河南刚刚经历两年的大灾荒，舞阳又是重灾县（全省一百一十一个县，除十五个县以外，其余的分为最重灾县、特别重灾县、重灾县、次重灾县和轻灾县），饿死了那么多人，哪里还会有什么粮食呢？
万般无奈之下，王三官只好和其他十几个保长一起到县城里请愿，向县长大人磕头求情。县长禹升联抬手赏给每人一个大嘴巴：“没得商量，没得商量！缴不上军麦，我和你们都一样，统统杀头！”
在县里督察军粮的是汤恩伯部十三军的队伍，领头的军官说：“别以为你们是老百姓，耽误了军机照样军法从事！”
王三官从县政府里出来，跑到姐夫家里嚎啕大哭。姐姐说：“饥荒日久，善门难开。这个年月只能顾着自己，好人是做不成了。上面叫你怎么办你就怎么办吧。”
姐夫也说：“咱们自家的军麦，我可以想办法通融一下。好在政府的赈灾粮立刻就要到了，你先把军队的事情应付了再说吧。”
赈灾粮就要到了？！这可是个绝处逢生的好消息。
罗小扁担的三个儿子在村公所里啃烧饼。
七岁的金豆慢慢地嚼着，吃得很仔细，好像回味无穷的样子；五岁的铜豆一边哭一边吃，他的门牙快掉了，碰着烧饼就疼得慌，可他又忍不住美食的诱惑，只好拼命咬一口、囫囵咽下去，咧开嘴哭嚎几声，然后再继续啃……最小的铁豆才两岁多，一会儿舔舔烧饼、一会儿吮吮自己的小手，好像对烧饼和手指头哪个味道更好颇有点拿不定主意。
烧饼是王三官从县城里带回来的，他看着三个孩子的吃相，觉得挺好玩：“金豆、铜豆、铁豆……有问题呀，罗大哥，你家孩子的名字怎么一个不如一个？”
“没问题，这倒霉日子本来就是一天不如一天么！要是再生一个，就得叫土豆了。”
罗小扁担的话虽这么说，脸上却是蛮高兴的。王三官从县城回到村里，把政府马上就要“赈灾”的喜讯告诉了大家，这使得困境中的人们觉得有了盼头。
当然，王保长也把“征收军粮，没得商量”、“耽误军机，军法从事”的话也重复了一遍。俞二算盘、罗小扁担就到各家各户去搜集麦子，翻箱倒柜地凑了一两千斤，虽然距离上面的要求还差得很远，但好歹可以意思一下，希望能够应付过去。
那些天，王三官真是忙得很，一边要为军粮的事情提心吊胆，一边要催促各村把进城乞讨的人喊回来，还要眼巴巴地等着领取救济粮。
政府赈灾是有条件的，明令各乡必须“阻止灾民外出生事，以免制造恐慌，破坏抗战局面”，一战区和省政府所在的洛阳市已经发布“整顿市容令”，禁止流民入境乞讨，同时要求各县待灾民返回乡里之后再发放赈灾物资。
于是，外出逃荒的人们陆续回来了。大雨过后，十六保的各村都忙着补种谷子、荞麦、萝卜之类的晚秋作物。王三官心想：虽然现在没有吃的，但如果赈灾粮能够发下来，帮大家渡过这个青黄不接的难关、熬到秋后，那就什么也不怕了。
盼星星盼月亮，好不容易盼来了赈灾粮的消息。
一大早，王三官就赶到县城，先是开会，然后是抓阄抽号。他抽中了“丁字七十三”，到粮库一问，才知道是五个大麻袋，里面装着一千斤用花生壳磨成的粉。这是什么赈灾粮？而且，这么些东西，摊到十六保的老百姓头上，一个人还分不到二斤。
王三官只好跑到姐姐家里哭鼻子，希望姐夫能帮他把这倒霉的号码调换一下。姐夫说：“换什么？有花生壳就不错了。换成别的也无非是谷糠或者麦麸，数量还没有这么多呢。”
“报上不是说，政府给了两亿元买粮食吗？”
“两亿元？七折八扣，到平粜委员会手上就不过八千万。”
“八千万也能买不少粮食呀！”
“粮食当然有，过两天你就可以看见了”，姐夫冷笑起来。
过了两天，市场上果然有麦子出售了，三十八元一斤。
这些麦子在陕西的平粜价是每斤十元，从“河南省平粜委员会”手里倒腾出来就成了每斤二十元，再转到市场上，又翻了一番。
老百姓哪里吃得起这个高价粮，只得继续饿肚子。
饿肚子也不行，国军来催收军麦了。
人人都说汤恩伯不服蒋鼎文的调遣，可这次收军粮，第31集团军（汤系部队，总司令是王仲廉）却最积极了。驻舞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