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会开了整整一天，有57个国家的代表致词，各自表明自己的态度，总共长达6个多小时。当乔冠华团长走上主席台时，全场响起长时间的热烈掌声，他的讲话多次被掌声打断。中国，在国际讲坛上从来没有这么扬眉吐气！
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和中国代表团受到的热烈欢迎，大大感染了毛泽东主席，他指示要全文刊登57国代表的发言。11月17日，周恩来总理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说：“遵照毛主席今天下午的指示，要把在联合国一些国家代表的发言全文登载，全文广播，不要只登摘要。”周总理说：“地方报纸也要登，时间可长一些。登载的顺序按发言的顺序。”周总理作了具体解释，他说：“我认为，主席要全文登载的意思是，使各国代表的发言在我国人民中进行一次国际教育。从他们的发言中，可以认识大、中、小国家的立场，谁是真正欢迎，谁是敷衍塞责，谁是随大流，谁是老奸巨滑，谁是假献殷勤，谁是公开反对。其中左、中还是多数。”按照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指示，中央电台一字不差地、不加选择地全文广播了57国代表团的发言，而且严格按照发言的先后次序播出，掌握统一的播音基调，作客观报道，把真实情况交给听众去分析判断。
一次集中播出6万多字的57个国家代表的发言，约需要5个多小时；完整地、不加选择、不作删节地播出；完全按照发言次序，没有政治倾向地客观报道，让听众去评判等。据我的记忆，这些做法都是史无前例的，都将会载入中国广播史册。为此，中央电台作了全面的精心安排，动员全台的力量保证这一任务的完成。具体安排是：《新闻报摘》节目介绍《人民日报》等首都主要报纸刊登发言的版面，以显示其宣传报道的声势，并预告本台全部全文广播的时间；在中央电台连续几个小时的播出中，在中间特意插播几次音乐，给听众休息的机会，许多地方和单位是组织收听的；中央电台对少数民族广播分3天6次播完（有翻译问题）；中央电台对台湾广播的普通话、闽南话、客家话节目都分别播出发言，以扩大对台湾听众的覆盖面。我想特别指出的是，按照周总理关于“地方报纸也要登，时间可长一些。登载的顺序按发言的顺序”的指示，中央电台的记录新闻节目分4天8次全文广播57个发言，供各地抄收和地方报刊刊登，去掉头尾共播出59705个字，2126分20秒（合35小时26分20秒，约连续播一天半的时间），按照30分钟一盘胶带计算共发播71盘胶带，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巨大播出工程。中央电台整个播出工作量之大和紧张程度可想而知。
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广播宣传，是中国广播史上重要的一页，也是很有特色的一页。从此中国媒体对联合国的宣传报道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它成了中央电台、也是中国新闻界宣传报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从过去的拒之门外到主动报道，而且开始了熟悉联合国和研究联合国，学会报道联合国和联合国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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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奇特的体育实况转播（1）
使我们感到最困难的是体育比赛的转播不能报比分、不能报结果，过去从来没有遇到过，也没有听说过，似乎有点荒唐，但却是事实。这样还能转什么？怎么转？
1970年，周恩来总理指示，中央电台要恢复“文革”中中断的体育实况转播。大家非常高兴，非常拥护。那时的转播主要是中央电台的事，这任务就交给中央台宣传小组来研究落实。为此，中央电台成立了恢复转播小组研究方案，由我负责。这是我接触的又一新的领域。
中央电台的体育实况转播是从1950年代初开始的。1951年5月，由张之解说转播了3场篮球赛的实况，开创了中央电台体育实况转播的历史。从此，这一转播以它报道迅速、现场感强和感染力强赢得了听众，成为体育报道中一种很有特色的形式，受到听众的广泛欢迎。那时的电视还不普及，广播的体育实况转播独占优势，是听众和体育爱好者了解体育大赛的主要渠道。1961年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收听了在北京举办的第26届世界乒乓球赛的实况，那扣人心弦的动人情景，永远难以忘怀。
从1967年起，中央电台的体育实况转播受到猛烈的批判，被戴上了“锦标主义”、“技术第一”和“大国沙文主义”的帽子，列入 “大毒草”的名单之内，从此中断了转播。体育转播这个领域，成了广播工作者望而生畏的禁区。
1970年7月初，西哈努克亲王由朝鲜来到北京，为欢迎亲王在首都体育馆举行体育表演赛，周总理指示进行体育实况转播，这是“文革”以后首开记录。
一个月后的8月13日，朝鲜派出包括乒坛名将朴信一在内的乒乓球队来我国访问，同中国乒乓球队进行友谊表演赛，双方商定8月16日由中央电台转播开幕式和友谊表演赛的实况，北京电视台同时转播。如果说前一次的转播是我们国内自己的事，许多话比较好说，那么这一次是“文革”以来第一次转播与外国队的体育实况。
怎么转？遵循什么原则，说些什么，才能区别于过去，才能体现出“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要由中央电台提出方案。怎么提？这可犯了难。过去的一套被批判了、被否定了，可新的路子该怎么走，新的一套是个什么样子？谁也说不清楚。稍不留意，就是“穿新鞋走老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成果”、“翻案复辟”，这如何得了！在研究具体方案时，可真叫人犯难：体育比赛讲的就是体育，可那时候讲的是“突出政治”、“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否则就是“锦标主义”、“技术第一”、“大国沙文主义”，这些统统是“修正主义的流毒”。恢复后的体育转播如何“突出政治”、“肃清修正主义的流毒”？一大堆问题在脑子里转来转去，不知如何是好。幸好，朝鲜是中国的友好邻邦、亲密战友，有许多话好说，可以讲历史、讲友谊，有许多成就好讲，这成了不利因素中的有利因素。
对于这场比赛如何打，国家体委也非常重视、也非常为难，不知应该如何打，他们费了不少脑筋。朝鲜乒乓球队的来访，是为了参加即将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31届世界乒乓球赛作准备，进行练兵。中国乒乓球队在“文革”中，没有参加过第29届和30届世乒赛，在种子选手上很吃亏，对外国乒乓球的发展水平也心中没有底，也想借此练练兵，摸摸底。彼此想到一处了。彼此相约，这一次不叫比赛，叫“友谊表演赛”。由此而确定的转播的指导思想是：贯彻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局部服从全局，技术服从政治，比赛服从友谊，把政治和友谊放在第一位，搞得浓浓的。具体要求是多讲政治，多讲友谊，不报具体比分，不报比赛结果。
由此又增加了一层困难。
这是一场特殊的比赛，这是一场特殊的转播。
使我们感到最困难的是体育比赛的转播不能报比分、不能报结果，过去从来没有遇到过，也没有听说过，似乎有点荒唐。这样还能转什么？怎么转？又如何向听众交代？经过再三地斟酌，只好如实地把难处和想法向上反映。根据我们的意见和要求，后来作了某些有限度的松动，规定：
（一）双方打到比分15以前（21分制），彼此相差不超过2分的，可以报比分，相差超过2分时不再报比分； 。。
一段奇特的体育实况转播（2）
（二）双方打到比分15之后，快接近比赛结果了，不再报比分；
（三）每一局的结果不报，最后的总成绩不报，不报输赢；
（四）转播中不能使用谁领先、谁落后这种用语；
（五）现场裁判员宣布比分的声音不能播出去，电视转播可能让人猜出结果的镜头要避开。
写到这里，也许读者会发笑了：这叫什么实况转播？但这是事实，那时候就是这么做的。
本来复杂的转播更复杂了，本来紧张的心理更紧张了，盯着现场，想着转播用语，又要紧盯着比分。要求转播只能成功，不能出任何纰漏，要充分体现出与“文革”前转播的截然不同，反映出新的精神风貌。困难之大，可想而知；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按照转播的常规，转播以前，解说员要到双方球队中了解情况，熟悉队员的打法、特点、水平，临场解说准确，有发挥的余地。现在是打破了常规，打破了正常的思维，准备工作的重点是钻资料室查阅资料，熟悉两国交往的历史，友好关系的发展，以及双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成就，然后一条一条地记录在卡片上。几个小时的转播，要说的话可不是一个小数字，现场实况又不能多说，解说员更不敢“口若悬河”地发挥，只好用事先准备好的厚厚一叠材料来填充，也只有这些材料才能够体现出转播的指导思想。乒乓球赛是没有时间限制的，究竟打多少时间无法预测，材料准备只能是“韩信将兵，多多益善”。
尽管这样，临场使用起来也常常是捉襟见肘，只好反复重播。除此以外，便是“喧宾夺主”地介绍背景材料，什么双方合练，亲切交谈，赛场上体现友谊和风格的小镜头。为此，还故意制造一些场景花絮，如给运动员送水、送毛巾，成了转播中不可少的话题。
在转播的现场，除了技术人员和记者，在转播室就座的要有四个人：一是解说员，负责解说打球、现场气氛、友好花絮；二是播音员，负责播出事先准备好的稿子和材料；三是现场指挥，掌握整个转播情况，决定在什么地方插播稿子，审定现场采访稿件，处理临时出现的问题，盯住比分，提醒解说员该不该报分。这一任务经常由我来担任；四是请一位体育专家做顾问，画龙点睛地评点赛场情况。一场转播，几个人忙得不得了，紧张得不得了。
转播的效果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