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悉了我们需要了解的一切。给我们指定的住处，初看上去好像是我们所见过的住处中最肮脏的，但很快就不那么过于厌恶了。这种肮脏已经存在多时，无人再议论；这种肮脏不再改变，它已经安家立业，在一定程度上使人们的生活更坚实、更有人间味道；旅馆老板从这肮脏中匆匆走上前来，怀着自豪感，对我们毕恭毕敬，老是动着胳膊肘，用双手（每个手指都值得恭维）不断给他脸上盖上新的阴影，一个劲地弯腰鞠躬，这种姿势我们后来比如在飞机场上在加布里埃尔…达农乔身上又看到过。在这样的情况下，谁还会对这种肮脏耿耿于怀呢？
飞机场在蒙特奇阿利，乘坐驶往曼图阿的当地火车不到一小时便可抵达。这种当地火车在普通的公路上占有两条铁轨，于是它既不高出，也不低于其它交通工具，毫不突出地行驶在那些几乎闭着眼睛在尘土飞扬中骑自行车的人们中间，行驶在来自全省的完全破败不堪的马车中间（这些马车有多少乘客就装多少，竟然还驶得很快，令人难以理解），行驶在往往是巨大的汽车中间（这些汽车好像刚刚放出笼子，看样子马上就要倾覆，在其快速行驶中不断按着的喇叭显得十分幼稚）。
有时乘坐这种可怜的火车到飞机场去的希望完全彻底地消失了。然而周围人们在笑，左边、右边都有人冲着列车里面笑。我被挤到了一个个子高大的人的旁边平台上，而这个人岔开腿站在两节车厢间的缓冲器上，沐浴在从微微晃动的车厢顶上落下的煤烟和灰尘之中。列车停了两次，等待逆方向来的列车通过，等得这般耐心，时间这般长，好像在等待一次偶然的相会。一些农人缓缓走过，墙上不时可见上次汽车竞赛留下的热烈的海报。路旁的一切植物统统覆盖着一层白色的灰尘染上的油腻腻的色彩。
到了不能再往前开的地方火车最终停了下来。一些汽车同时刹车。透过飞扬的尘土，我们看见不远处飘着许多旗帜。一群牛挡住了我们的路，它们失去了控制，跌跌撞撞地走在山丘状的土地上，闯入了汽车中间。
我们到了。在飞机场前面还有一个大广场，广场上矗立着一些捉摸不透的小木屋，那上面的匾额出人意外的是：车库、国际大型小吃部等等。不计其数的叫化子们在他们的小车子中吃得白白胖胖，一个个向我们伸出手来，挡住去路，人们匆忙中真恨不得从它们上面跳过去。我们超过了许多人，也被许多人超过。我们仰望天空，这才是大家所关心的地方。谢天谢地，还没有一架在飞！我们毫不躲闪，竟也没有被车子碾死。在数以千计的车辆中间和后面，跑动着意大利骑兵的马。秩序和事故看来同样是不可能发生的。
在布雷齐亚的一天夜晚，我们想要尽地到某条我们认为相当远的马路上去。一个马车夫开口要三个里拉，我们还价两个。这位马车夫表示不愿去，仅仅出于友好他给我们描述了那条路远得多么可怕。于是我们为我们的还价感到羞愧。好吧，三个里拉。我们上了车，车子拐了三个弯，穿过短短的马路，我们就到了想去的地方。奥托比我们俩强硬，他宣称，他绝不能为一分钟的路程付三个里拉。一个里拉就绰绰有余。也就是一个里拉。时值深夜，小马路空无一人，这马车夫是强壮的。他很快就冲动起来，好像这场争论已经进行了一个小时似的：什么——说我是欺骗。——想什么呀你们？——一说好三个里拉，就得付三个里拉，把三个里拉拿来，要不然你们等着瞧吧。奥托：“拿出价目表来看看，要不然就叫警察来！”价目表？这里没有价目表。——哪里有这个价目表？——他说，这是为一次夜间行驶约定了的，如果我们给他两个里拉，他就放我们过门。奥托叫得令人胆战心惊：“不拿出价目表就叫警察！”又是几声叫嚷和寻找，然后一张价目表被抽了出来，那上面除了污垢外什么也看不清。因此我们达成了一个里拉五十分的协议，然后那马车夫驱车继续驶入这条无法调头的小胡同，他不光是愤怒，而且也悲哀，我有这么一种感觉。因为我们的态度可惜是不正确的；在意大利不能这样，别处也许行得通，这里可不行。但是谁在匆忙中又能考虑到这一点呢！没什么可抱怨的，总不见得人们能在短暂的一个飞行周内就变成意大利人。
可是后悔不该破坏飞机场上的欢乐，否则只会带来新的懊恼。我们与其说是走入飞机场，不如说是跳进去的，我们全身每个肢体都处于亢奋激动状态，这种激动在这里的阳光下有时会一下子抓住我们一个个肢体。
我们从飞机库旁走过，它们都拉上了幕布立着，如同周游演出的喜剧演员舞台前拉上的幕布。在覆盖着飞机的这些幕布上编写着飞行员们的名字，名字上方是他们家乡的三色旗。我们读到这样一些名字：科比安奇、卡格诺、卢吉尔、库尔提斯、慕契（这是架三叉如飞机，颜色是意大利的，信任意大利胜于信任我们）。安查尼、罗马飞行员俱乐部。布雷里沃特呢？我们问。布雷里沃特是我们一直在想念着的，布雷里沃特在哪里？
卢吉尔在他车库前用篱笆围起来的圈子内跑来跑去，这是个小个子，鼻子十分醒目，穿着衬衫。他忙得要命，不太清楚在忙什么，他甩动着那对强有力地动弹着的双手，边走边摸各种东西，叫他的工人到车库的幕布后面去，又把他们叫回来，自己从其他人中间挤进去。而他的太太站在一边，穿着白色的紧身衣服，一顶小黑帽紧紧嵌入头发中，套着短裙子的两腿微微岔开，她朝炎热的空间看着，活脱脱是一位商人太太，小脑袋瓜里装满了经商的一切忧虑。
在旁边那个飞机库前面孤单地坐着库尔提斯。透过敞开一条缝的幕布可以看见他的飞机．这架B机比人们传说的要大。当我们经过时，库尔提斯正将《纽约导报》高举在面前，读着一页上方的一行；半小时后我们再次经过时，他已经读到这一页的中间了；又过了半小时，他结束了这一页，开始读新的一页。他今天显然不想飞行。
我们转过身去，看到的是广阔的原野、这片场子大得惊人，以致杨子上的一切都显得孤零零的：我们旁边的目标杆，远处的信号杆，位于右边某处的起飞弹射器，一辆委员会的汽车在原野上画着弧形，在它自己的尘土中停下，继续行驶，一面黄色的小旗帜在风中鼓动。
在一片几乎是热带的国土上，这里形成了一片人造荒原。意大利的达官显贵们、巴黎珠光宝气的女士们和其他所有成千上万的人会聚在这里，眯缝着眼睛一连数小时望着这片阳光照耀的荒原。广场上毫无通常在体育场地上所有的那种可调节趣味的画面。这里没有跑马用的漂亮的障碍物、没有网球场的白线。没有足球场鲜嫩的草地，没有汽车或自行车竞赛者们冷漠机械的盘旋往来。仅仅在下午的两三次一群五彩缤纷的骑手队伍穿过原野。马是为飞尘所掩没，均衡的阳光直到下午五点尚未发生变化。原野上既无物可觑，亦无任何音乐，只有群众的口哨声时而在那些索价便宜的场地上响起，以图满足耳朵和耐心的需求。在我们身后的看台上的那些人无疑与空虚的原野毫无区别，水乳交融。
在木栏杆的一边肩并肩站着许多人。“这么小啊！”一伙法国人仿佛叹着气在说。怎么了？我们挤上前去。场子上，离得很近，有一架小飞机立在那里，披着真实的偏黄的色彩，人们在为它的飞行做准备。这回我们也看见布雷里沃特的飞机库了，旁边是他的学生雷布兰茨的飞机库，那是他们自己在原野上搭建起来的。我们马上就认出靠在飞机的一个翅膀上站着的是布雷里沃特，他的脑袋牢牢地坐在脖子里，一动不动地看着他的机械师们的手指，看着他们是怎么摆弄引擎的。
他要用这么个小玩意地上天？同水打交道的人们譬如说就容易得多。他们可以先在水潭里练，然后到池塘里，然后去河流中，很长时间以后他们才敢于下海；而这里只有一个海。
布雷里沃特已经坐火了他的位置中，手握着某一根操纵杆，但依然听任机械师们摆弄，这些机械师就像是一群过于勤奋的小孩子。他的目光缓缓向我们扫来，从我们这儿移开，转向了别处，但眼神中充满了自信。他现在要飞翔了，没有比这更自然的事了。自然的感觉与同时存在的、普遍的非同寻常感（他身上不可避免地显示出来）相交织，形成了他这种姿态。
一个工人抓着螺旋桨的一个翼片往上旋拧，他使劲拽着，猛地一下，听上去那声音就像一个壮汉酣睡中的呼吸声；但螺旋桨转不动。又试一遍，试了十遍，有时套上去螺旋桨就动不了，有时还能转上几圈。问题在引擎上。新的劳作又开始了，观众们比近处的参与者们更感疲乏。引擎各方面抹了油；暗处的螺丝被旋开又拧紧；一个人跑进飞机库去取一个备件；照样不适用；他跑回去，蹲在飞机库旁边地上，两腿夹着那玩意儿，用锤子敲打。布雷里沃特同一个机械师交换了位置，这个机械师又同雷布兰茨交换了位置。一会儿是这个人在拽着螺旋桨，一会儿是那个人。但这个引擎毫不容情，就像一个小学生，人们一直在帮助他，全班人在开导他，可是不行，他就是不会，老是打住，老是在那同一个地方打住，无能为力。有一阵布雷里沃特一声不吭地坐在他的位置上；他的六个助手围绕在他身边，一动不动；他们好像都在做梦。
观众们终于获得一次松口气的机会，目光可以活动活动了。年轻的布雷里沃特太太走了过来，端着一张做母亲的脸，两个孩子跟在她后面。假如她的丈夫不能飞行，她就感到不舒服；假如他能飞了，她又害怕，她美丽的衣服对现在的气温而言未免厚重了一点。
螺旋桨又在拧动了，也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