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堡，从那里前往基尔林。待到晚上，再坐车前往维也纳，第二天早晨前往布拉格。上午弗兰茨精神清爽，与所有医生证明相反，我觉得他的情况并不是毫无希望的。我们谈到了我们下一次的会面，我计划作一次意大利之行，此行将再次经过维也纳。朵拉首先告诉我的，弗兰茨向我证实的（他不能多说话）是卡夫卡奇特的求婚故事。他想与朵拉结婚，写了封信给她虔诚的父亲。在这封信里他阐述道，他虽然以朵拉父亲的标准来衡量不是真正信教的犹太人，但却是一个“忏悔者”，一个“皈依者”，因而可以抱有被这个虔诚的男人之家庭接受之望。那位父亲拿着这封信到他最尊敬的人、其权威对他来说高于一切的“给盖勒尔…莱伯”那儿去了一次。这位拉比读了这封信，扔在一边，言简意赅地只说了一个“不”字。不作进一步解释。他从来没有解释的习惯。这个神圣的拉比的“不”字通过弗兰茨马上到来的死亡得到了证实；那位父亲的回信在我到达前刚刚寄到，并成了那“小家庭”一天的话题，弗兰茨已把这封信看成是不祥之兆。他微笑着，但显然受到了影响；我们尽力使他转到别的思路上去。但一会儿后，朵拉就把我引到一边，悄声告诉我，每天夜里有一只猫头鹰出现在弗兰茨的窗口。这死亡鸟。
但弗兰茨想要活下去，他以我从未在他身上见过的准时性毫不抗拒地遵守医嘱。假如他以前就认识了朵拉。他的生的欲望就会产生得更早，产生得及时并更强烈。这是我的印象。—一这两个人般配极了。朵拉掌握的东方犹太人宗教传统的丰富宝藏是令弗兰茨心醉神迷的不竭源泉；而这位对西方又比的一些伟大之处尚一无所知的年轻姑娘．对这位伟大的老师之爱和尊敬也丝毫不逊色，她同样爱着他梦幻般的、奇特的想象，这些想象轻而易举地征服了她。他们经常像孩子般地互相逗乐。我还记得，一次他们把自己的手一起浸入同一个脸盆之中，并称之为“我们的家庭浴池”。朵拉对这位病人的关怀备至今人感动．而他一切活力的姗姗来迟的觉醒也令人感动。朵拉告诉我，当契阿斯尼教授（那时已是弗兰茨生命的最后阶段）对弗兰茨说，他脖子里看上去好一点了的时候，他高兴得哭了。他一再地拥抱她，告诉她，他从来不像现在这样渴望活下去，渴望恢复健康。我愿将此与我们共同的什累申之行（1919年11月）作一番比较，那次火车旅途中有两件事留在了我的记忆中：卡夫卡谈及汉姆孙的《大地的祝福》，他详细地分析，在这部长篇小说中（有时甚至违背作者的意愿）一切恶都来自女人；另外，有一次火车停下时，他以最深的抱怨口气说：“在通往死亡的道路上竟有这么多车站，走得太慢了！”而现在，在死神降！临的时刻，他懂得了生命的意义，希望能活下去。
6月3日，星期二，卡夫卡溘然长逝。尸体置于密封的棺木中运回布拉格，6月11日四点安葬于布拉格——斯特拉斯尼茨的犹太人公墓，墓址的位置很好，在公墓边缘告近一个大门的地方。当我们五点一刻走回吊丧的房子——旧环城路弗兰茨的住处时，我们看见，市府大楼上的大钟停在四点钟的位置，时针始终还指着这个时辰。——弗兰茨的父亲和母亲后来在同一个坟墓中安息。
关于弗兰茨生命的最后时刻，我绝大部分从罗伯特…克洛普斯托克博士的报道中获悉有关情况并陈述于下。
星期一晚上弗兰茨状态很好，他情绪愉快，对克洛普斯托克从城里带回的一切都表现出欢喜之情，吃着草毒和樱桃，捧着这些水果闻了很久，享受着它们的芬芳。在最后几天中他对一切都是这样以双倍的热情享受着。他希望看别人在他面前喝很多水（还有啤酒），因为他自己做不到。他分享着他人的享受。在最后几天中他谈了许多关于饮料和水果的话。
星期一他还给想要到基尔林来的父亲写了下面这封信——一个自我控制和孩子之爱的文献，可与之相比的只有比如海涅在他的病房里寄给其母亲的信件，为了不引起丝毫不安。信的内容如下：
最亲爱的父母，关于你们有时来信提到要来看我的意图，我每天都考虑这个问题，因为它对我来说是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该是多么好啊，我们已经这么长时间不在一起了。布拉格的相聚不能算，那是一种住宅干扰。可以算数的是在一个美丽的地方宁静地共度了几日。我根本想不起来，什么时候曾有过这样的经历，除了有一次在弗兰岑温泉度过的几个小时。再就是像你们信中写的，一起喝 “一杯好啤酒”。从这里看得出，父亲对荷伊立根不太感兴趣，从啤酒的角度考虑我也同意他的观点。再说，我现在在炎热的日子里经常想起，我们有一次共同成了有规律间歇的喝啤酒者，那是在很多年前，当父亲带我去民用游泳学校时。这一点和其他许多方面都是赞成这次来访的理由，但反对的理由太多了。首先，父亲由于护照难办而很可能来不了。这样当然会失去这次来访很大一部分意义；而老是由父亲陪伴着的母亲在这种情况下会过分地关照我，过分地为了我而来，可我总是那样不很美，根本不值得人家一顾。初到这里和维也纳各方面的困难你们是知道的，这些困难使我的健康受到一些损害，它们阻碍了热度的下降，并使我进一步衰弱。咽喉问题引起的吃惊在最初阶段造成的衰弱超出了疾病本身带来的后果。
直到现在我才依靠人们在远方根本想象不到的朵拉和罗伯特这样的帮助（没有他们真不堪设想！）摆脱一切衰弱。干扰现在也还存在，比如前些日子患的肠炎，至今尚未消失殆尽。这一切凑在一起，使我尽管有这样好的帮手，尽管有美好的空气和食品，尽管几乎每天沐浴在新鲜空气之中，至今仍未完全好转，总的说来还未出现如当时在布拉格那样的转变。此外你们还要考虑到，我只能轻声说话，即便如此也不能经常讲，考虑到这点你们也会愿意推迟来访的。一切都处于最佳开端中——最近一位教授确定咽喉中有很大的改善，因为正是他这么一个非常可亲的不自私的人——他每周开汽车来一次，要求我做一切……所以他的话对我来说是莫大的安慰——我已说过，一切处于最佳开端，但最好的开端毕竟只是开端而已。假如向来访者（甚至像你们这样的来访者）展示的不是明显的、无可否认的、用外行眼光也看得见的进展，那么宁可别来。我们是不是暂时不要见面呢，我亲爱的父母亲。
别以为你们到此能改善或丰富我的治疗条件。虽然疗养院的所有者是一位年老有病的先生，他帮不了很多忙，而与那位非常令人不舒服的助理医生打交道友谊的性质多于医疗的性质。但是，不时有专家来查看，此外罗伯特总是
在这里，他不离开我，他不去考虑他的考试，却以全副精力为我着想；还有一位年轻的医生，我很信赖他（我感谢艾尔曼副主教为我找来了他和刚才提到的那位教授），他当然还不能开车来，而是节俭地坐火车或公共汽车，每周三次离城前来。
星期一（据说包括星期二早晨，但我几乎不能相信）弗兰茨修订刚收到不久的他的最后一本小说集《饥饿艺术家》的初版。他就小说顺序的排列提出意见，对出版社没有足够地重视他的一些意见，表现出他的心受到了伤害。朵拉有一次说得很对：“其实他希望受到非常的尊重。假如别人对他很敬重，那么事情就会万事大吉，他对外表形式就那么在意。假如别人不这么做，他就感到深受伤害。”夜里十二点他入睡了。早晨四点克洛普斯托克被朵拉叫到房间里，因为弗兰茨“呼吸不对劲”。克洛普斯托克知道这是危险的信号，叫醒了医生。医生给打了一针强心剂。围绕着是否使用吗啡展开了斗争，弗兰茨对克洛普斯托克说：“四年来您不断地向我许诺。您在折磨我，一直在折磨我。我不跟您说话了。我就这样去死。”他被打了两针。第二针打完后他说：“别骗人说您给我的是对抗的药物了。”然后便是那句已经提到过的警句：“杀死我，否则您就是杀人犯。”他们给他打了潘托苯，他很高兴：“这就对了，但要多一点，多一点，这么些不起作用。”然后他缓缓入睡了。他最后几句话是对他的妹妹艾丽说的。克洛普斯托克扶着他的脑袋。卡夫卡一直最担心传染给别人，他说（这位医生朋友在他眼里变成了妹妹）：“走开．艾丽，别这么近，别这么近—一”克洛普斯托克微微抬起身子，他感到满意：“对了——这就对了。”
还在这些最后的场景之前，他粗暴地示意女护士走开。“他从来没有这么粗暴”，克洛普斯托克对我说。然后他用全力拉掉了心脏助搏软管，扔在地上：“现在别再折磨了，何必再拖延呢？”当克洛普斯托克从床边站起，想要清理一下针头时，弗兰茨说：“您可别走。”这位朋友回答说：“我不会走的。”弗兰茨以深沉的嗓音说：“可是我要走了。”
这里摘录克洛普斯托克6月4日从基尔林写来的信中的一段，他那典型的匈牙利德语保持原样。“可怜的朵拉，噢，我们大家都可怜。世界上还有谁像我们变得这么可怜——她睡了一会儿，可就是在梦中她也不停地嗫嚅着，只听得明白：我亲爱的，我亲爱的，我的好人啊，你！……在她躺下时，我答应她，今天下午再到弗兰茨那儿去。她就这样躺下了。说到他，‘他是那么孤单，孤单极了，我们无事可干却坐在这里，而让他一个人在那里，一个人在黑暗中，无遮无盖。——噢，我的好人儿，我亲爱的你。’就这样翻来覆去。我们这里的情景难以描绘，也没有必要描绘。只有认识朵拉的人才会明白什么是爱情。理解这一点的只有很少的人，而这样更使折磨和痛苦加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