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法通吗？”我问。
倪匡兄大笑：“你找找看，有什么不通的地方？”
成就
饭后录影，见餐厅摆着我意大利朋友吹的玻璃瓶，一层又一层，像竹节一样垒了上去，里面装满各式的果乐芭Grappa酒。就先来一杯。倪匡兄也喝了，可见他的饮酒配额尚存。
侍者把整个酒瓶放在桌子上让我们任斟，节目编导看得有趣，就把它当成道具，放在沙发前面。
“《英雄人物论金庸》这个名字不太好，”倪匡兄向编导说：“我们都算不了什么英雄，既然有酒，不如叫《煮酒论金庸》。”
编导赞同，就这么决定。
开始录影，因为是事后剪接，所以录得很长，我已有点昏昏欲睡。倪匡兄说：“一向来，我都用八个字形容金庸作品，那就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这是毫无疑问的。虽然说查先生的武侠小说第一，古龙的第二，但是第一和第二之间，相差个十万八千里。
倪匡兄和倪震两人记性都好，谈起书中人物，不管出场多寡，都能一一数出，这也是他们父子沟通的方式之一吧。
主持人问：“你们喜欢书中的什么女人？”
“ 金庸作品，女人似乎都不是好人，很难爱上。”倪震说。
“我喜欢《鹿鼎记》中的双儿，她对韦小宝死心塌地。”倪匡兄说。
问及我，我毫不犹豫说：“双儿学问不大。我钟意《碧血剑》中的何铁手，她古怪透顶，不作声，永远爱袁承志。”
“最不喜欢黄蓉，”倪匡兄说：“到了后来，变成相当恶毒。”
“我最不喜欢的是国内的人，将我们称为四个才子。”我说：“金庸先生是一个巨人，其他三人，永远不能相提并论。而且，黄已作古，我们两人七老八老，叫什么才子呢？”
倪匡兄同意。今后的数千年，有人提到查先生生平，也许顺道记录了有这么几个朋友，这已是我们一生的成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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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走（1）
“你整天请我们吃饭，不行，不行。”
当七十岁的倪匡兄离开了香港十三年，回来后的第一个早上，我们在一家叫“翠华”的店里吃完饭，我付钱时，他说。
“茶餐厅罢了，付不起吗？”我反问。
“不只是倪太和我两人，我们一出门就是一家人，每次要你付账，那还得了？”他说：“而且，这次我一住，至少两个月，才回三藩市。”
说得不是没有道理，我建议：“不如这样吧，你把你的生平告诉我，让我替你做个倪匡公式电脑档案，英文说The Offcal Website of Nee Kuang；用来吃吃喝喝。”
“哈哈哈，你骗人，电脑资料哪赚得了钱？”
“先在杂志上发表，领了稿费再出书，又有版税。二一添作五，一人一半。或者全部给你都行，我只求有题材交稿就是。”我说。
“唉，还是香港人脑筋动得快。”
“满身铜臭嘛。”我说。
“老朋友了，你说什么就什么，稿费和版税都不可以分。”
“容后商议。”跟他聊天多了，学了他讲话时喜欢用的四字的文言文。
“从那里开始？”他已准备好了。
“先谈你怎么从大陆逃到香港，有人说你是从内蒙古骑着一匹马，一直骑到香港的。”
“胡说八道。”倪匡兄大叫：“从那么远的地方骑得到，叫他们骑给我看看！”
“前因后果？”
“一九五一年，我不想读书，就当兵去了。那时候的运动是治淮河，我跟着大队去，从上海出发，一大伙人，不知过了多久才抵达，后来又被派到内蒙古去。”
“惹了什么祸了，是不是？”
“年轻嘛，什么调皮捣蛋的事都做得出，那时候内蒙古的狼特别多，我引了小狗和小狼交配，生出小狼狗来，把干部咬了一口。后来又因半夜站岗冷得要死，就拆了烂木桥生火，都定了罪。”
“有没有经过审判？”
“审官只是一个人。当年的低级干部已可以召开法庭，判人死刑，但他没枪毙我，先把我关在小木屋里，天天要我写悔过书。”
“一关关了多久？”
“三个月。”倪匡兄说：“我最记得不知哪里跑来一只波斯猫，毛长得很，给顽童打了很多结，我天天为它解，也解不完。《老猫》这部小说，就从那只猫得到灵感。那时天寒地冻，每晚听到狼叫。”
“有没有得吃？不会把猫也吃掉吧？”
“那干部丢给我一大块东西，黑漆漆的，原来是冰冻了的豆腐，大概是发了霉。有一天，一个读政治科的蒙古人偷偷地来看我，说我死定了。”
“啊，”我叫了出来，“怎么认识的？”
“刚来蒙古时是在农场工作，大家谈得来，我记得他是从一个名字很古怪的县来的，叫托克托县。他把一只马偷来，要我骑着，说记得一定要朝北走，走到有蒙古人的村落，就会收容我，叫我学蒙古话，住上两三年，最好娶个蒙古老婆，没人认得，就可以逃脱。”
“你真够胆。”我说。
“还有什么选择？哦，对了，他还把我的档案也偷了出来，那么厚的一本，都是针对着我的，拿来当传记，更够详细。这更令我下了决心，骑上了马。那只马瘦得不得了，连马鞍也没有，只披着两个麻布袋。这个蒙古人，真是我的恩人。”
“后来有没有机会报恩？”
“再也没见过他，心里还是感激的。”
“跑出来后第一件事是干什么？”
“当然是先把那个厚厚的档案放火烧掉了，烧完时下了一场大雪，白茫茫一片，哪里知道东南西北？”
“你到了香港后还有不知方向的阴影，一定死缠着倪太，就是那个时候种下的？”我问。
倪匡兄点点头：“你也看过我一直戴着的那个有指南针的手表。”
“后来呢？”
“记不得走了几天几夜，看到了一条火车轨，跟着走，就走到一个车站，是黑龙江省泰来县。车站旁边还有一个豆浆档，买了一碗，喝了下去，全身温暖，温暖到手指头脚趾头都感觉得到。”
出走（2）
“买豆浆？身上有钱吗？”
“我好歹也做到了一个第二十一级的干部，有工资的呀。”他骄傲地说。
“是乘火车到了香港来的？”
“没那么简单。”他说，“到了车站，就有地图了，我一看到鞍山，就想起我哥哥来。”
“倪亦方？”
“是，他在钢铁厂做工程师，还被选过十大先进青年。我记得后来在香港时，看过《大公报》的一篇报导，标题写着《倪匡、亦舒的哥哥领奖》，笑得亦舒和我要死，哈哈哈哈。”
抵达
“在哥哥倪亦方那里住了多久？”
“一个多月。”倪匡兄说，“但是户口报不成，还是非走不可。”
“又乘火车？”
“不。这次坐船，在鞍山认识的年轻人都说可以乘轮船到大连，在青岛时不要下船，躲起来，等船开了，再走出来好了。”
“船长没把你抓起来？”
“这种偷渡的情形常有，也不止我一个，船长抓到了，教训我们一顿，就在上海把我们放了。”
“到了上海就回家去？”
“哪里有家？我的父母都已经去了香港。”
“他们什么时候来的？”
“一九五〇。”
“你怎么没跟他们来？”
倪匡兄说：“那时候大家是热血青年，哪里会到香港那种殖民地主义的腐败地方？”
“那时候的宣传是深入民心的。”我说。
“不过我也思考过，也闯了祸，那厚厚的档案也记载过我问的话。”
“你问了什么？”
“说在台湾，每个人都在吃香蕉皮。”
“这种宣传我也听过。”我说。
“我问干部大家吃香蕉皮，但是谁吃了香蕉肉了？哈哈哈哈。”
“那么在上海依靠谁？”
“我到亲戚家里，大家都当我是瘟生，恨不得马上把我赶出去。”
“那怎么办？”
“后来我在报纸上看到一段广告，说可以帮忙人家到香港去。”
“这种广告怎么登得出？”
“那是社会最乱的时候，举行了大鸣大放的运动，一切很放得松，后来才抓人。”
“你去找了那个组织了？”
“对。”倪匡兄说：“他们问我，你会不会讲广东话？”
“有什么分别？”
“不会讲的收费四百五十人民币，会讲的比较便宜，收三百。”
“你当时已经学会了广东话？”我惊讶。
“那么难讲的方言，我现在还学不会呢，哈哈哈哈。”倪匡兄大笑：“付了四百五十。”
“哪来的钱？”
“亲戚们怕我和他们搭上关系，万一我被抓到，他们就倒了祖宗的楣，都很愿意出点小钱让我失踪。”
“怎么偷渡的”？
“搭火车到广州，用船运到澳门，再从澳门把我们送到香港。”
“到了香港就去找家人？”
“不，我很独立，不想增加他们的负担，身上还留了几个钱，先买一碗饭来吃。”
“第一次吃的是什么饭？”
“叉烧饭。”倪匡兄说，“天下哪会有那么好吃的饭！一大碗，上面铺着几块叉烧，肥得油都漏了出来，流到碗边，再滴在手上。啊！那种感觉，还没有吃，已知道是又香又甜的；我只看着，就笑了出来。到了现在，我一看到大碗饭，也还会笑的。”
“上海没叉烧饭吗？”
“有，叉烧在上海也看过，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吃得起的。”
“到了香港，怎么干活？”
“那时候有一大群像我那样的年轻人，都集中在一起，很团结。蹲在工地上，等工头来叫去打工，日薪三块七，给工头抽去八毛，剩下两块九。二三十个人，被叫去十几个，剩下的人没工开，等大家回来，分了钱，一齐吃，有时候不够钱吃饭，就分了去喝咖啡。”
“喝咖啡怎么喝得饱？”
“有糖呀！”
“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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