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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那些像羊癫风发作一样令人震惊的突发性事件，使他的作品情节，时刻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中。小说要描写的那场“危机”经常迟迟不出现，而情节发展都是围绕着危机事件的“预谋”过程展开的。这犹如在对一堵墙不断地施加压力，随着压力的增强，在某一瞬间它突然轰然倒塌，留下一堆混乱破碎的废墟。这种混乱衰败的景象，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目光所见到的“彼得堡市民社会”的景象。在其中，以往完整的社会历史结构，自足圆满的价值体系全部瓦解了。
这种独特的视野和作品结构，无论是屠格涅夫还是托尔斯泰都不具备。尽管果戈理在某种程度上也写出了市民社会的情景，但他主要是写在历史进程和社会结构中，人性被淹埋的悲剧。陀思妥耶夫斯基则写出了人性中的自我意识的扩张对历史链条和社会结构的冲击，非理性对理性的冲击。而其悲剧性又表现在自我意识扩张导致的自我毁灭与社会结构瓦解两者之间的共时关系。例如，在拉斯科尼科夫的那个社会里，多少像他那样的贫穷大学生、多少杜尼亚或索尼娅在生活中走投无路，而那些高利贷者则过着寄生虫式的生活。另一方面，在拉斯柯尔尼科夫的自我意识中，“不做主子就做奴隶”的思想一直在冲突着。最后，他用生命作为代价去冒险，导致了一场谋杀的惨剧。又如，伊凡·卡拉玛佐夫不接受上帝造出的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是荒诞的，到处都流淌着孩子们无辜的眼泪；但是，他凭着“卡拉玛佐夫性格”，主张生命力的泛滥。最后，这个人杀人者的同谋在疯狂中毁灭。
但是，有什么比发疯更接近上帝呢？有什么比赌博更接近疯狂呢？有什么比疯狂之后的心灵忏悔更接近救赎呢？现实社会的理性盘算，严密的计划，自以为是一种历史的解救之道，但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的创作，包括他的发疯、生病、赌博、恋爱，都是在对这种现实中的历史理性的消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种视野和结构方式往往被视为病态的，别林斯基看了《双重人格》之后曾抱怨说：“这只能在精神病院而不是在文学中有它一席之地。这是医生的事而绝不是诗人的事。”托尔斯泰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写得很丑，甚至故意不美。……他素来不喜欢健康的人。他认为既然他自己是个病人，那么全世界也都在生病”。托尔斯泰一直都显得很健康似的，只有到了行将就木前夕，他才开始有一点病态。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眼中，这世界一直就在生病：“我们这个社会骨子里就有病，存在着病态。要是谁能发现并指出来，大家便群起而攻之。”因此，为了表达这种病态，让它像羊癫风和赌博一样将精神内部的毒素释放出来，他故意写得“不美”。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有什么比现实更荒诞、更意外的呢？有什么比现实更难以置信的呢？小说家永远也想象不出现实每天向我们提供成千件具有最平凡形式的那些不可能的事……”疾病形式和社会形式，社会形式和小说结构，竟然能如此密切地交织在一起，除了天赐，似乎找不到更好的解释，是上帝赐予他这种伟大的“病症”。后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将自己的病症，传给了20世纪，我们从卡夫卡、加缪、福克纳、马尔克斯的创作中，可以看到其病症的各种变化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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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必要来谈谈《地下室手记》这部最具有20世纪色彩的小说。《地下室手记》分为两大部分。前一部分是“地下室人”充满矛盾的自白，其中充斥着各种复杂的观念冲突。后一部分是两个形象的例证，一个是“地下室人”因爱他人而遭到侮辱的经历，一个是“地下室人”借妓女莉扎对他的爱来侮辱莉扎的闹剧。后来“地下室人”意识到这种闹剧实际上是一种自我侮辱，他在痛苦中自我惩罚。
就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的全部创作而言，第一部分意义重大。这一部分就是一个囚禁在精神“死屋”中的人的尖锐呼喊。在谈到自己这篇小说的时候，陀思妥耶夫斯基解释说——
只有我表现了地下室的悲剧性，悲剧性的内容是痛苦、自我惩罚，意识到美好的东西而又不能得到它；而且最主要的是，这些不幸的人们显然相信，人人都是如此，因此，也不值得自我改造了！有什么东西能支持我们自我改造呢？奖励？信仰？奖励——由谁分发？信仰——有谁可信？从这里再向前跨一步，那就是极端的腐化、犯罪（杀人）。是一个谜。……地下室的原因是丧失了对一般准则的信仰。不存在任何神圣的东西。
正因为对一般理性给予的准则和观念的自明性产生了怀疑，对神圣的东西的信仰缺少根基，才使得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可能胸有成竹地独白。独白型作品的人物形象是建立在作者自明的意识中的；而在《地下室手记》中，世界图式的宏观性完全消失，主人公的呼叫来自信仰缺少根基引起的内心深处的冲突。但它又无法像浪漫主义者那样，柔情地诉说，盲目地抒情。浪漫主义想通过逃往过去、未来或神秘经验中去，从而在“此时此地”的十字架上解救自己，但不敢面对当下现在。而“地下室人”的话语则是直面现实的尖锐呼号。所以，《地下室手记》的文体是极端的、独特的，其中一句话都是对前一句话的反驳和嘲讽。那种强烈的自我意识，还有自我意识本身不自足引起的矛盾，表达在那高度紧张、令人惊异的内心对话中。这种尖锐的叫喊和辩驳，好像是他从悬崖掉下来，高速跌入无底深渊时的叫声，充满了绝望、怀疑、狂喜、恐惧相混杂的体验。
人类为了幸福不断地创造文明，而“地下室人”则把这种文明视为一种苦难、视为一个“为了面包而用自由换来的契约”。他说：“你们看看周围：到处血流成河，可是还那么欢天喜地，好像是香槟酒在流淌……由于文明，入如果不是变得更加残忍的话，那么至少可以说他的残忍比以往更卑鄙、更恶劣了。过去，他把杀戮看作是正义的，因而心安理得地去消灭必须消灭的人；而如今，尽管我们认为杀戮是丑恶行为，却仍然去干这种坏事，而且干得比以往更多。”
这样，人类文明史在“地下室人”眼中就成了一部人类苦难史。如果说教育和启蒙能使人们变得善良，变得相爱，那事情就会简单得多。然而，人们总是“执拗地、任性地、另辟蹊径地走上艰难的、荒谬的，几乎要在黑暗中摸索的道路”。他们喜欢个性、喜欢随心所欲和任性，而不喜欢一般、共性。如果人们丧失了这种个性，都服从于理性规律而整齐划一地行动或思想，《地下室手记》的作者认为，“这是死亡的开始”，整个社会也就成了一个反面乌托邦。
问题在于，人们像寻路不得而遇到一堵墙时那样惊喜地返回，“因为前面有墙”，墙成了一种借口和慰藉。这堵墙就是理性，就是“二二得四”的规律。陀思妥耶夫斯基反历史理性主义的倾向是十分明显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像棋迷一样，“也许人类在世间追求的全部目的，恰恰正是这种无休无止的趋向目的的过程。换句话说，是生活而不是目的。因为不言而喻，目的远非是二二得四的公式，而二二得四诸位知道，已经不是生活，而是死亡的开始。”“地下室人”对“二二得四”是不能容忍的，认为它是蛮横无理的化身，是挡住生活去路的怪物。“而人的本性都尽其所能，整个儿地活动着，既有意识的活动，也有无意识的活动，哪怕是撒谎，也总归是生活。”
去撞墙（像《死屋手记》中那些罪犯）吧，这需要勇气，“地下室人”缺少这种勇气，他甚至连与一位军官相撞的勇气也没有。龟缩起来吧，就只能像“地下室入”那样过着虫豸一样的生活。撞墙是流血、堕落、入狱（拉斯科尔尼柯夫）；安于现状、顺从规律又不是真正的人的生活；要么就龟缩在心灵的“死屋”里受折磨。这一切选择是荒诞的、矛盾的。所以，“地下室人”一会儿说“地下室万岁”，一会儿又说“去你的地下室”。这种希望和信仰的无根基状态，是由一系列生命的悖论而引起的。这些悖论是：“生命不朽的许诺——生命的必然死亡”、“神圣的复活——腐烂的真理”、“正义和福乐——罪恶和苦难”、“邪恶的罪人——纯洁的儿童”等等。它们导致的虚妄感是：荒诞、恐惧、怀疑、焦虑、尴尬、生死不明、犹豫不决。这些情状都在“地下室人”身上得到了体现。在这样的处境下，“地下室人”的发疯、生病、赌博、犯罪，都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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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期的5部长篇巨著，更详细、更充分地展开了《地下室手记》所包含的诸多主题。《罪与罚》中的拉斯科尔尼柯夫就是一个不甘于“地下室”生活而奋力去“撞墙”的人。“不做奴隶就做拿破仑”是他的生命哲学。如果小说的情节是：查出了凶手并将其送入监狱（这种罚是一种外部力量），那么，它与一般的犯罪小说就没有两样了。何况，监禁的“死屋”并不能使人改过从善。只有人的精神上的“无期监禁”才是真正的惩罚。陀思妥耶夫斯基独特之处就在于，他将人物“放到万般难忍的境遇里来磨炼”，（鲁迅语）在对拉斯科尔尼柯夫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