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四年四月五日，林语堂主编的《人间世》问世。创刊号卷首登出“知堂先生近影”和周作人的《五秩自寿诗》，被鲁迅说成“京派开路的期刊”。此期及随后两期，还有沈尹默、刘半农、林语堂、蔡元培、沈兼士和钱玄同的唱和之作。左翼文人奋起批判。先是鳌容（廖沫沙）作《人间何世？》（一九三四年四月十四日《申报·自由谈》），指责周氏“自甘凉血”、“误尽苍生”；继而胡风又作《过去的幽灵》（一九三四年四月十六、十七日《申报·自由谈》），有云：“周先生现在自己所谈的鬼，听人家谈的鬼，是不是当年他翻译的时候叫我们防备的幽灵呢？昔日热烈地叫人防备，现在却促膝而谈之，不晓得是鬼们昔日虽然可恶而现在可爱起来了呢，还是因为昔日虽然像现在的批评家似的‘浮躁’，而现在的八道湾居士却功成圆满，就是对于小鬼也一视同仁了？”其后许杰写《周作人论》（一九三四年七月一日《文学》第三卷第一期），看法如出一辙。这与“京”、“海”之争属于同一范畴。各位所论，其实都本诸鲁迅《小品文的危机》与《“京派”与“海派”》。虽然鲁迅私下对此稍有异议：“周作人自寿诗，诚有讽世之意，然此种微辞，已为今之青年所不僚，群公相和，则多近于肉麻，于是火上添油，遽成众矢之的，而不作此等攻击文字，此外近日亦无可言。此亦‘古已有之’，文人美女，必负亡国之责，近似亦有人觉国之将亡，已在卸责于清流或舆论矣。”（一九三四年四月三十日致曹聚仁）此言公布于世，已在其逝世以后。周作人在《重刊袁中郎集序》中讲的，却与鲁迅之意暗合：“国家之治乱兴亡自当责有攸归，兹不具论，如音之为乱世或亡国，则固有乱世或亡国的背景造成之，其或怨怒或哀思的被动的发音者应无庸议。”（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大公报·文艺》）
巴金以短篇小说《沉落》（载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一日《文学》第三卷第五期）参与了“京”、“海”之争。所塑造的那个“他”，“整天躲在房间里，谈着几百年前的事情怎样怎样，相信着一切存在的东西，愿意听凭命运摆布，不肯去改变生活”，即以周作人为“原型”。小说这样描写“他”的形象：“一个圆圆的光头，一副宽边的大眼镜，一嘴的小胡子，除了得意和满足外就没有表情的鸭蛋形的脸。”并说：“他读过那么多的书，而我所读过的连他的藏书的十分之一也不到，其实恐怕还只有百分之一！……我很奇怪他这个瘦小的身体怎么装得下那么多的书。”据作者讲：“《沉落》所攻击的是一种倾向，一种风气：这风气，这倾向正是把我们民族推到深渊里去的努力之一。”这涉及对周作人三十年代创作与思想的总体评价；如前所述，对此持否定意见者，不仅有鲁迅等左翼文人，还有沈从文。将近十年后，胡兰成也提出“希望周作人的时代过去”：“我是更喜欢他在五四运动到北伐前夕那种谈龙谈虎，令人色变的文字的，后期的文字呢。仿佛秋天，虽有妍思，不掩萧瑟。”（《周作人与路易士》）
巴金与周作人确曾有所接触，见周氏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九日日记：“章靳以、巴金二君来访。”十一月二十六日：“午往丰泽园，应《大公·文副》招，来者金甫、从文、平伯、佩弦、西谛、健吾、巴金、梁思成君夫妇等。”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一日：“往丰泽园《文艺副刊》之会，来者适之、一多、思成、今甫、平伯、佩弦、公超、上沅、芾甘、饶子篱君、从文夫人等多人。”然而巴金对周作人的了解相当有限。譬如让“他”说：“勿抗恶，一切存在的东西都有它存在的理由。‘满洲国’也是这样。所谓恶有时也是不可避免的，过了那个时候它就会自己消灭了。你要抗恶，只是浪费你的时间。你应该做点实在的事情，老是空口嚷着反抗，全没有用，而且这不是你的本分。你们年轻人太轻浮了。真是没有办法。”其实周作人从前在北京大学讲《近代欧洲文学史》时，已经说过：“盖Tolstoy诏人以不抵抗，亦并谕人以不服从。人唯当服从其良知，外此更无权威，得相命令。世间最恶，实唯强暴。人以强暴相加，于己虽不利，而若以强暴相抗，则以暴敌暴，恶将更滋，故当无抵抗。逮人或迫我以强暴加诸人，则宁忍受其咎，而勿更助长其恶，故复取不服从也。”而当沈从文责以“写文章难道是为着泄气”时，巴金回答：“老实说我写文章，没有一次不是为着泄气。”不妨将其看作是关于周作人乃至整个“京派”的一幅漫画像罢。
五
假如真有“京派”的话，沈从文和朱光潜堪称核心人物，所编《大公报·文艺》和《文学杂志》即为主要阵地，他们还是一系列聚会的召集者。“京派”“没有有意识结社成派的行为与打算”，论家往往视聚会为其联系或存在的方式之一。沈从文差不多每月邀请作者聚餐一次；至于朱光潜，则如卞之琳所说：“他家不记得从什么时候起逐渐成了北平文艺小圈子中的一个无形的‘沙龙’。”（《追忆邵洵美和一场文艺小论争》）
这里还要提到林徽因。她的“本功”是建筑学家，卓有成就；从事文学活动属于“玩票”，所写诗、小说、散文、剧本，数量不多，却尽是精品。林徽因也是“京派”的核心人物。一九三六年底，《大公报》举办“文艺奖金”评选，她与杨振声、朱自清、朱光潜、李健吾、凌叔华、沈从文等担任评委，选中的是何其芳的散文集《画梦录》、曹禺的剧本《日出》和芦焚的小说集《谷》。《画梦录》获奖，据说正是林徽因推荐与游说的结果。与此同时，她还受邀编选了一本《大公报文艺丛刊小说选》，由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入选者之一是崭露头角的季康（杨绛）。林徽因所撰题记有云：“作品最主要处是诚实。诚实的重要还在题材的新鲜，结构的完整，文字的流丽之上。即是作品需诚实于作者客观所明了，主观所体验的生活。”沈从文从前强调“认真严肃”，她似乎意在将其落到实处。《文学杂志》创刊，林徽因又与杨振声、沈从文、周作人、俞平伯、朱自清、朱光潜等一起列名编委。
林徽因更著名的是她的“沙龙”。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七日至十月二十五日，冰心在《大公报·文艺》连载短篇小说《我们太太的客厅》，据说所写即是就中情景。有云：“我们的太太自己以为，她的客人们也以为她是当时当地的一个‘沙龙’的主人。当时当地的艺术家、诗人，以及一切人等，每逢清闲的下午，想喝一杯浓茶，或咖啡，想抽几根好烟，想坐坐温软的沙发，想见见朋友，想有一个明眸皓齿能说会道的人儿，陪着他们谈笑，便不须思索的拿起帽子和手杖，走路或坐车，把自己送到我们太太的客厅里来。”来客有一位科学家陶先生，一位画家兼诗人袁小姐，一位诗人，一位文学教授，一位哲学家，一位政治学者，一位美国的艺术家兼风流寡妇柯露西，一位周大夫，主人则还有“我们的先生”。或许各有影射对象，其中爱慕“我们的太太”的诗人，“白袷临风，天然瘦削”。“他的头发光溜溜的两边平分着，白净的脸，高高的鼻子，薄薄的嘴唇，态度潇洒，顾盼含情，是天生的一个‘女人的男子”’，很像是徐志摩。至于后文，李健吾在《林徽因》一文中说：“我记起她亲口讲起的一个得意的趣事。冰心写了一篇小说《太太的客厅》讽刺她，因为每星期六下午，便有若干朋友以她为中心谈论时代应有的种种现象和问题。她恰好由山西调查庙宇回北平，她带了一坛又陈又香的山西醋，立时叫人送给冰心吃用。”
十多年后，钱钟书又写了短篇小说《猫》（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文艺复兴》第一卷第一期），几乎是把冰心曾经挖苦过的事情照样挖苦一遍。《我们太太的客厅》和《猫》，算得上是另两幅关于“京派”的漫画像；与其说从中看林徽因等，不如说得以获知两位作者的某种态度。钱氏笔下，“在一切有名的太太里，她长相最好看，她为人最风流豪爽，她客厅的陈设最讲究，她请客的次数最多，请客的菜和茶点最精致丰富，她的交游最广。并且。她的丈夫最驯良，最不碍事。假使我们在这些才具之外，更申明她住在战前的北平，你马上获得结论：她是全世界文明顶古的国家里第一位高雅华贵的太太。”这位“我们的太太”的丈夫叫李建侯。至于“沙龙”，则云：“她并不是卖弄才情的女人。只爱操纵这许多朋友，好像变戏法的人，有本领或抛或接，两手同时分顾到七八个在空中的碟子。颐谷私下奇怪，何以来的人都是近四十岁、久已成名的人。他不了解这些有身家名望的中年人到李太太家来，是他们现在唯一经济保险的浪漫关系，不会出乱子，不会闹笑话，不要花钱，而获得精神上的休假，有了逃避家庭的俱乐部。建侯并不对他们猜忌，可是他们彼此吃醋得利害，只肯在一点上通力合作：李太太对某一个新相识感兴趣，他们异口同声讲些巧妙中听的坏话。他们对外卖弄和李家的交情，同时不许任何外人轻易进李家的交情圈子。这样，李太太愈可望而不可即了。事实上，他们并不是李太太的朋友，只能算李太太的习惯，相与了五六年，知己知彼，呼唤得动，掌握得住，她也懒得费心机更培养新习惯。”小说写了十来位客人，影射更其露骨，譬如“曹世昌”是沈从文，“傅聚卿”是朱光潜，“陆伯麟”是周作人，诸如此类。——这回未见林徽因有所反应，或许觉得此等显露聪明之作，不必理会。
六
这里讲的，都是有关“京派”的话；这些话，连同“京派”这个名目，归根到底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作家的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