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１９３６年底，中日关系空前紧张，华北华中，两军严阵以待，大战一触即发，但是蒋介石大肆叫嚣：“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因此，这时的国策是“力谋以外交方式调整中日两国帮交，冀弭战祸”。 然而，日本方面却并不管这些，１９３６年，外相广田弘毅提出了举世闻名的广田三原则，作为日本侵略中国所应采取的路线，所谓的“广田三原则”，简言之为： 一、中国政府彻底拒绝反日。 二、中、日“满”合作，华北特殊化。 三、中、日“满”共同###。 揭开广田三原则的虚伪面具，实际上，广田给中国人下的毒药是“经济提携”的诱饵，即利用经济提携方式，来推进它的“大陆政策”，完成“日满支集团”的迷梦。抗战爆发的前一、两年里，大多数国人都被这美丽的糖衣所迷惑，以为中日大战在短暂时期可以避免，借外交途径可以解决中日问题。 １９３６年１０月，日方派遣其外务省东亚局局长桑岛来华，协助他们的川越大使进行中、日谈判。 １９３７年初日本“经济提携”运动又形成高潮。日本新外相佐藤在众议院发表演说，声明日本对华政策是仍然坚守广田三原则，不放弃既得利益。两天后，日本又派出了一个大规模的“经济考察团”，以日本国家银行总裁儿玉谦次为团长，重要团员中有大日本制糖株式会社礼长、政坛要角、战后曾任外相的藤山爱一郎。 这一个“经济考察团”来华，在战云弥漫、低气压笼罩下的远东，可谓举世瞩目，很多人都对此寄予厚望，因为，它的成功，至少可以暂保东方的和平，它若失败，战火恐怕就要接踵而爆发。 中日双方对此一和战关键的“考察团”，事先有周密妥善的安排。有关方面同意，以日本经济考察团为骨干，配合中国的金融工商界有力人士合组一个“中日贸易协会”负责推进“日支经济提携事项”。 拟议中的“中日贸易协会”，分设筹备主任两人，华方主任委员为华北金融巨子周作民，日方则系日本银行总裁儿玉谦次。这样安排，日方又恐周作民不能代表南方的金融工商界，于是他们透过外交途径，表示希望杜月笙能参加。于是，蒋介石又指定杜月笙为该协会的常务委员，同时，中日双方都要求他负起“经济考察团”抵达上海时的一系列联系招待工作。 这一项重要的任务确使杜月笙的声望为之增进，地位也又提高了许多，然而，这也给他带来了难以出口的极大痛苦。因为在基本立场上，他是不折不扣的爱国反日主义者，为此他曾有一鸣惊人的表现，另一方面，他更是上海金融工商业者的义务保镖，大家寄望于他利用地方势力抵拒外来入侵力量，日本经济考察团分明是挂着侵略者的招牌而来，政府方而也在战备不够充分之际，有意委曲求全，在这种情形之下，全国金融工商业者以至各地民众都得准备牺牲，“以空间换取胜利”，“以最后牺牲之决心为和平最大努力”，任何人都不能违反既定的国策。但是，杜月笙有多大的权限能够代表全体商民，在蚕食鲸吞贪得无厌的日本“经济考察团”对面作迫不得已的让步？这就是杜月笙莫大的为难之处。 但是，当儿玉谦次一行抵达上海时，周作民、杜月笙等还是热烈地欢迎了代表团一行，杜月笙正强颜欢笑，满腹愁闷。日本“经济考察团”３月１４日抵沪，当天接到了南京蒋委员长的请柬，于是，次日便由周、杜等人，陪同他们晋京，参加蒋委员长的招待茶会。 在茶会上，蒋委员长说了一通欢迎词后，强调说：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杜月笙听到蒋委员长正告“日本经济考察团”，义正词严的这句话，让他感到兴奋鼓舞，这时，他冷眼旁观“日本经济考察团”众人，儿玉、藤山等听了蒋介石的这一句训斥，顿时脸色大变，仿佛有不胜感慨，敢怒而不敢言，这时，杜月笙感到非常之痛快，从此内心中也就暗暗的有了决定：他应设法抵制日本人的经济侵略。 当日本经济考察团回到了上海，杜月笙便开始采取不合作态度，在各项谈判中当仁不让，据理力争。除此以外，他还请上海大佬，前任总商会长虞洽卿，趁日本考察团在沪时期，出席日本商工会议所的一次###，即席发表演说。虞洽老深明杜月笙之意，在演说中满口都是经济提携必须立于平行互惠的立场的论调，日方大失所望。因为中国政府和人民立场坚定，不容动摇，一致表示“政治问题不获解决，谈不上经济提携”，日本人经此碰壁，所能采取的途径只有诉诸武力，于是图穷匕见，７月７日，发动了震惊世界的芦沟桥事变。 抗战一揭开序幕，吉星文坚守宛平的消息传来上海，杜月笙同仇敌忾，奋袂而起。这时，他是中国红十字会副总会长，上海市地方协会会长，又兼上海市临时参议会议会长，然而他却并非中国民党党员，因此，上海地方协会秘书长黄炎培，来到杜月笙跟前，建议说： ＇返回目录＇ 。。
步入一生最繁忙紧张的时期（2）
“上海地方协会的前身，便是抗日后援会。现在全面抗战已起，前方将士需要上海人民协助很多，后援会应该立刻恢复。” 史量才事件之后，黄炎培的表现越来越左倾，杜月笙对他早有戒心，如今听他这么一说，当下进一步地加以试探，于是他问： “怎么样的恢复法呢？” 黄炎培头头是道地说： “求速效，利用原有班底，只消把机关名称改过来。求扩大影响，发挥力量，一定要容纳各党各派，各方面人士参加。抗战是全民的战争，不是任何党派所能单独应付得了的，譬如杜先生，还有我黄某人，就不属于任何党派呀。” 心里有数了，杜月笙莞尔一笑，淡淡然地答道： “芦沟桥刚刚开火，还不晓得等会又要讲和，这件事非同小可，歇两日看看风色再谈吧。” 他支开了黄炎培，隔不多久，第二位客人到了，这是上海市党部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长吴开先。杜月笙一见名片，连声请进，两人分宾主坐定，吴开先约略分析了一下当前形势，他认为七七的枪声已为全面抗战揭开序幕，中、日问题惟有付之一战，因此，他向杜月笙请教，应该如何发动民众组织，支援前线将士。杜月笙静静地听他把话说完，马上流露出兴奋的神色说： “我认为这件事应该由上海市党部出面领导，发动全上海民众团体，组织上海市抗敌后援会。” 顿一顿，他又果决地说：“全上海只许有这一个抗敌后援会，市党部只管积极领导进行，我一定尽全力协助。” 杜月笙和吴开先商定原则以后，他一再强调绝不允许任何人另起炉灶，分散力量，他的表示不但提高了吴开先的警觉，而且使他衷心感激，认为杜月笙能够摒弃黄炎培这个几十年的同乡、老友，而凡事以国民党的利害为前提，此一情谊对于他个人以至国民党都是极可珍贵，令人感动的。 为了争取时间，杜、吴两人立即采取行动，两人就在华格泉路杜公馆客厅里，拟出了一纸名单，并且登时命人善写请帖，分头投送。这份请柬由杜、吴两人具名，邀集上海市声望最高、潜力最厚的大好佬们，第二日上午，在爱多亚路中汇银行开会，商讨重要问题。 第二天早晨，黄炎培还在筹思如何说服杜月笙，中汇银行的会议室早已冠盖云集，高谈阔论，迅即顺利无阻的正式成立“上海市抗敌后援会筹备会”，当场推定杜月笙，潘公展、钱新之、虞洽卿，徐寄庼、黄涵之为主席团，尚且议决在３天以后，召开大会。 等到黄炎培那边得到消息，木已成舟，左派人物在抗敌后援会中一概榜上无名，被拒之门外了。 三天以后举行成立大会，到了各界代表好几百人，当场选出了１２１位委员，再由委员复选常务委员３５名，说来也是凑巧，一·二八事变时的抗战后援会者秘书长陶百川刚好学成归国，如今又正好当选，秘书长之职又正好原壁归“陶”。 大会决定设立筹募、供应、救护、宣传等各委员会，大家七嘴八舌，闹哄哄地在推举负责人选，杜月笙不耐烦，站起身来高声说： “抗敌后援的事体要自告奋勇，让我杜某人先来自告奋勇，各个委员会里头，最难做的大概是筹募委员会了，这一个就由我来！” 等一会儿，不曾看见有第二位自告奋勇者，于是杜月笙又在喊： “第二难的就要算供应委员会了吧，新之兄，你来做这个，好吗？” 钱新之只好笑着点头，表示接受。 大会组成，人员推定，杜月笙说： “支援前方，等于救火，不能耽搁一刻，我们要立刻开始办公。但是，问题来了，办公所需要的经费呢，市党部没有这笔预算，即使有，数目太大也难以负担。杜月笙说要铜钿容易，成立初期的一切开支，由我杜某人一个人负责垫出。” 不久，上海各界一致热烈支持抗战，掀起比“—·二八”事变时期更为盛大壮阔的捐献浪潮，捐款之势如风起云涌。秘书长陶百川查查账目，发现杜月笙私人垫付的经费数值已不在少，因此遵照前议，从捐款中提出一部分拨还，杜月笙一看那张支票，登时退还，他说： “市民捐款是为了抗敌劳军的，我杜某人哪能可以在这里面扣账？” 说得大家都笑了，告诉他说： “那杜先生也不能白垫这些钱呀？杜先生既不肯收，账上也不便处理，要不然，就移作杜先生的捐款吧！” 杜月笙这才点点头说： “做捐款可以，不过，不必写我的名字。” “不写杜先生捐的，写谁呢？” 想了想，杜月笙决断地答道： “就写常务委员会捐助！” 打仗、要钱，而且要花大钱。正当杜月笙在为抗敌后援会的事，忙碌紧张，席不暇暖，一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