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季与迷醉》相关
我写《冬季与迷醉》（1）
何玉茹
写《冬季与迷醉》，我大约用了一年的时间，印象中写作的过程很投入，也很艰辛，投入是对小说中人物和人物所处的生活的投入，艰辛是为人物和这段生活要找到最合适、最小说化的表达。
记得写作中，在眼前闪现的最多的几个词是：迷醉，孤独，困窘，滑稽，腊月，过年，冬季等等，这些词有精神的，有物质的，有温暖的，有寒冷的，有外在的时间、环境，也有内在的心灵、心魂，它们出现时，我几乎是兴奋的，我预感，因为它们的存在，小说也许会变得丰富，充满张力。伴随了这些词，当然还有无数个我熟悉的人物和生活场景，我自己就是那段生活的亲历者，它是既荒唐又日常，既喧嚣又静寂，既被困又有青春难抑的叛逆，它让今天的我不安而又感动。也许那段生活并不足为奇，因为亲历过它的不只我一个，奇的应该是，我今天要拿它做材料写成一部小说了；奇的还应该是，我用什么办法来处理这些材料？我觉得，那段生活有点像一颗种子，一直埋在地下，直到三十多年后才有了发芽、开花的机会。开出来的花，当然就再不是原来的种子了，它和种子不一样，和别的花也不该一样，不然有什么理由让读者来喜欢它呢？
小说的故事其实很简单，不过是讲一个十八岁男孩在一个冬天里发生的一些事。冬天是1969年的冬天，男孩是从一所城市中学回到了家乡的中学生李三定。冬天既是自然季节，也寓意严酷的政治气候，而李三定面对的不仅是自然和政治的双重季节，更有在这季节笼罩下的家庭环境、日常生活。一切好像都那么平淡无奇地开始了，但一切又都那么地不对劲，在一件件的不对劲中，这个性格内向的男孩，只能更加走向自己的内心。他总是在被迫中行动，一点由不得自己，看上去懦弱而又不入流，但叫人欣慰的，是他又总能在行动的狭小空间中相遇自我，相遇“迷醉”，于是，“迷醉”便在冬季的严酷中奇迹般地发生着；于是，没有传奇的日常生活，由于李三定的变被动为主动，竟是有了一点心灵传奇的意味。
李三定的回乡生活，是从看杀猪开始的。他没有明确的目标，却又每天受到家人“今后干什么”的逼问。父亲希望李三定做一名小学教师，李三定本能地反对，他宁愿看杀猪，宁愿做猪肉，宁愿拉土垫沙，宁愿当值班民兵，宁愿逃离到百里之外的姑姑家去。当然这些他也都不喜欢，但在这一个又一个的被迫行动中，也同时完成着他的成长。在杀猪场上，他以一种曾迷醉过的防御技能救下了小学同学金大良；在厨房里，他又因对做猪肉的迷醉赢得了母亲的赞赏；在拉土垫沙中，他和蒋寡妇朝夕相处，获得了厨艺和性的双重迷醉……最后，他被迫去了姑姑家，终于与“木工”相遇，彻底将自己投入了进去。在这其中，他不仅被迫做事，还被迫卷进了政治斗争的漩涡，领略了人与人之间冬季一般的严冷。好在，冬季里有一个腊月、一个春节，腊月和春节是上千年的底子，有了这底子，严冷中的人们就有了希望一般，从中汲取温暖，相遇迷醉，迷醉哪怕是瞬间的，也多少可以抚慰艰难困苦的人生了。 因此我是非常在意这千年的日常生活的底子的，它既是生活之底，也是这小说之底，没有它，其它一切都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根之木的。
在小说中，我努力让自己做到，最细致入微地写实，同时又最大可能地写意，就是说，呈现给读者的不应仅仅是一个故事，一些场景，一些人物，一些细节，而更应有这些东西背后的意蕴。这意蕴到底是什么，我很难一句话讲得清楚，它也许是人在这世上的“孤独与救赎”（评论语），也许是人的“生存的勇气和超越的迷醉”（评论语），也许是纷乱人世，“耕种自己的田地要紧”，也许是在强调非常历史时期的寻常生活和人性本身的力量。不管怎样，我期待它丰富、多义，期待读者在阅读中各有一份心灵的相通，这可说是我最大的心愿了，我会因此觉得，我是对得起这小说的，也是对得起读者的。
2007。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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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的乡村物语（1）
■ 杜 霞
在2006年的岁末，想象1969——四十年前的那个冬季，对于我这个生于70年代、且没有农村生活体验的人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说不容易，并不是说我缺乏有关那个年代的常识和判断，恰恰相反，关于那段历史，过往的阅读经验已为我们建立起一套相当完备的话语谱系，那些语词血泪凝聚又掷地有声，指涉着宏大深刻的种种，凭借着它们，我们很轻易地就为同类作品找到一个稳妥的坐标。但是我知道何玉茹不会这么省事，她从来都不是一个省事的作家，当高中毕业返乡的十八岁青年李三定带着他的忧伤与迷醉出现在1969年腊月里的杀猪场上时，我知道我关于历史的想象将面临新的挑战。
“这是1969年的冬天。这年冬天全国有三百万名李三定这样的中学生离开学校来到了农村。不同的，也许只是李三定的农村生活是从他的老家李家营，看老麦杀猪开始的。”——由“1969”这样一个普泛、坚硬，具有明确意识形态指向的时间刻度下滑，何玉茹为她的主人公建立起一个只属于他自己的意义世界——从“看老麦杀猪开始”的农村生活。
一部从“看老麦杀猪”开始的长篇，已确保了它与时下那些所谓“史诗”的有效间离。何玉茹没有轻易地被我们观念里的那个“历史”拽走，她深知生活自有它的理数和主张。这里没有我们所期待的故事与冲突，没有复杂的情节推演，就像日本导演岩井俊二的《四月物语》，只是用散文的调子细细打磨着一个少女暗恋的情怀，《冬季与迷醉》依然延续着何玉茹对“小事”的关注，但这一次，她开始把目光更多地投注到了“物”上，用工笔细绘赋予了那些“小事”更多毛茸茸的质感，为我们呈现出了一部1969年的中国乡村“物语”。在有关农事生产、风物年俗的娓娓诉说中，有着一种对于人间烟火的温暖的感怀。作者有足够的勇气和才情让她的小说真正变成“小”的言说，“小”到让1969年的风云气象潜伏在杀猪场雪亮的刀刃上，弥漫在灶间一笼笼粉蒸肉的水气里。小说开篇的“磨刀霍霍向猪羊”，让我们在看似漫不经心的日常生活场景中，窥见到了乡村权力政治的刀光剑影。
但长久以来，我们的历史和文化拒绝“小事”。“小事”意味着个人、琐碎、经验、沉溺，有着偏离航道的危险和某种隐秘的颠覆力量。在热火朝天的“抓革命、促生产”中，在你死我活的文攻武斗中，迷恋小事的李三定注定成为了他的学校、村庄和家庭的“异类”。投匕首、挑竹棍、看杀猪、做扣肉……我们不无忧伤地看着这个年轻人如何乐此不疲地享受着“小事”的快乐，又如何艰难地承担着迷恋“小事”的后果。套用时下一个最流行的语词，郁闷，对，是郁闷，在1969年的冬天，在大家都习惯了不作主张，习惯了把自己的思想交给集体和党的时候，这个叫李三定的年轻人却居然不合时宜地郁闷了。他觉得自个儿仿佛一只被人抽打的陀螺，而且，更让人无奈的是，“生活不止是日子这一层，日子上边还有一层，那就是政府和政策，上边那层有时候和下边相安无事，有时候，却是能把下边这层翻个个儿的。”于是就有了腊月十六大队喇叭里忽然公布的“挖土垫沙”的通知，不仅搁浅了李三定做猪肉的快乐，还把他引向了另一重迷醉——蒋寡妇的身体。
但现实对意志的背叛、身体对精神的背叛，给主体带来的，却是更深刻意义上的逃离。也许成长就意味着一次次的背叛与逃离，“生活”的觉悟需要“在别处”获得。城乡突围一直是何玉茹创作中潜在的主题，但她笔下的乡村，已逐渐脱离了传统的乡土资源背景，而葆有了更加个人化的色彩，它常常和另外一些心灵母题，譬如青春、理想、成长，爱情……相纠缠相生发，那些缜密的心思，那些从泥土里升腾起来的渴念，总是永不疲惫地向着一个叫“城市”的地方奔突——尽管他们也由此而承受着更多的匮乏与沉重。但这一次，在山重水复之后，何玉茹却让她笔下的年轻人来到了一个更偏僻的所在——豆腐村，这个小小的村落，以它的恬淡、自然、无为而治，不仅成全了心灵手巧、同样钟情于“小事”的姑姑，也带给了李三定一个圆融纯净的童年。在跟姑父学习木匠活儿的过程中，李三定重又体会到了身心合一的快乐和自由，生命至此，有了柳暗花明的惊喜：“李三定还从没有这样细致、深刻地感受过自个儿的身体，也从不知道，拉锯这种活计，还能像舞蹈一样地充满灵动，像舞蹈一样地富有节奏，像舞蹈一样地将一整个身体展示得淋漓尽致。看到对面的姑夫，他就看到自个儿了，姑夫就如同一面镜子，他愈照就愈受着鼓舞，愈照就愈沉浸其中，仿佛世上，只剩了这镜子了，只剩了镜子里的自个儿了。天啊，这感觉真好，多么好啊！”——这是年轻的心灵对自我的寻找和确认。如果说蒋寡妇从身体上开启了李三定，那么姑父则作为一个想象性、替代性的父亲形象，帮助他从精神上完成了一个男孩子的成人礼。
经历了几重迷醉的李三定，终于能够不急不躁、不卑不亢地从容走在人前了。1969年发生了很多事，但没有人知道，有一个男孩子，在这个冬天里，悄悄完成了心灵的成长与蜕变。
（《冬季与迷醉》，何玉茹著，湖南文艺出版社，2007年3月版）作者简介：杜霞，女，1973年生，文学博士，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