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顺利北渡金沙江，任弼时、贺龙等人又决定虚晃一枪直奔滇东。“云南王”龙云鉴于去年蒋介石追击中央红军时，顺路搞掉了贵州军阀王家烈的教训，拒不让国民党中央军深入云南。红军以急行军逼近昆明郊区，夜间发射的信号弹映亮了城墙，城中许多官绅惊恐地发出“天将亡我”的悲呼哀号。龙云急忙调滇军主力到昆明保驾，还命令军官分校的学员全部上城墙守卫。红二、六军团调敌成功，马上转向滇西北的金沙江边，经过四天三夜不停地摆渡，全军18万人从容不迫地渡过了天险。当滇军孙渡纵队赶到江边的石鼓镇时，看见的只是留在墙上的标语——“吓死川军，拖死滇军，气死中央军，英雄是红军。”
过雪山后却出现最危险的局面
红二、六军团渡过金沙江后，虽将十几万敌军甩开，却进入了人烟稀少的青藏高原东部。当时部队没有棉衣，也缺少雪山行军经验。爬越高寒缺氧的雪山时，指战员们只好打开背包，每人都把被子裹在身上取暖。二、六军团经过一个多月艰难跋涉，于7月初到甘孜同红四方面军会师。
在这段艰难行军中，筹粮极其困难，部队因缺粮饥饿减员的数量不少，过雪山时也付出很大牺牲。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写的总结称：“向中甸前进中间经过一很大的雪山，这是事先不很清楚的……结果有的在雪山上停止、休息和吃雪水的致死亡近百。”红二军团六师翻越老则呷登山时，下了一整夜雨雪，第二天清点人数时发现死去干部战士140多人。不过红二、六军团到达甘孜时，还保留了14万人。
甘孜会师后，中革军委决定将红二、六军团和原在四方面军之第三十二军（原一方面军的九军团）合组成第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委，关向应任副政委，萧克任副总指挥。二方面军成立后，其领导人通过对张国焘的耐心说服和适当斗争，终于使二、四方面军能够并肩北上。经过一个月的艰难行军，部队通过茫茫草地，于9月初进入甘南并控制了八座县城，准备同陕甘苏区形成南北呼应之势。
此时，张国焘又不执行中央电令而一意西进，国民党中央军乘机将孤立的红二方面军包围，贺龙后来说此刻出现了长征时最危险的局面。经过指战员奋勇拼杀，二方面军损失2000多人后冲过西（安）兰（州）公路，10月下旬同前来接应的红一方面军在甘肃和宁夏边界附近的将台堡会师。红二方面到达陕甘宁苏区时，还保留11万人。
【点评】灵活长征才不“蚀本”
从红二、六军团自湖南桑植出发算起，11个月后他们到达陕甘宁边区，行军的路程为2万华里。不过在进行这一长征前，红六军团还担负过为中央红军长征开路的任务，在会合二军团前行程也达5000里。
红二、六军团长征时，采取了跃进一段，再休整一段的方式，并以灵活的方式打转，途中还大量扩军。由于国民党军追击他们的军队多非主力，敌军内部的矛盾加剧等因素，红二方面军在长征途中总减员较少。毛泽东见到任弼时、贺龙时称赞说：“二、六军团在乌蒙山打转转，不要说敌人，连我们也被你们转昏了头，硬是转出来了嘛！”“二、六军团讨了巧，就是没有吃亏。你们1万人，走过来还是1万人，没有蚀本，是个了不起的奇迹，是个大经验，要总结，要大家学习。”后来在延安召开党的七大时所拟定的军事报告，也称赞了红二方面军的长征方式。
第五章 三过草地多艰辛（1）
——红四方面军长征之谜
1935年4月，红四方面军在川北强渡嘉陵江取得重大胜利，连续攻占了九座县城。前方传来捷报时，川陕边区的苏维埃政府机关和地方部队却在“收摊子”，包括大批妇女在内的军政人员都退出了根据地，而且向西越走越远，反复经过草地，翻越一座座雪山，又在藏民区徘徊，最后又北上陕甘宁……这时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才明白，自己也在进行长征。
红四方面军的长征历时一年半，路线在川康甘之间曲折反复往返，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西进避战，悲观张国焘放弃了根据地
红四方面军于1931年在鄂豫皖根据地组建，1932年秋在国民党军“围剿”下以主力突围向西进行战略转移。1933年1月翻越大巴山进军川北，建立了川陕根据地。1934年，四川军阀刘湘对川陕苏区发起为时10个月的“六路围攻”，虽最后被打退，但根据地经过此次摧残，人力、物力也已极度困难，红军人数也由战前8万减少到6万。
据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讲，当时开会时来的大多是老头小孩，盐也很难买到，主持四方面军工作的张国焘更是丧失了在当地继续斗争的信心。徐向前回忆说：“张国焘同我闲谈时，曾问我：你看将来怎么办？现在根据地物力、人力很困难，如果刘湘再发动新的进攻，该怎么个打法？去汉中行不行？”
1935年初，中央红军进入贵州并准备北上四川，曾致电红四方面军希望出击配合。张国焘见中央苏区等南方根据地相继失败，对革命前途更是悲观失望。
3月末，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嘉陵江，经过近一个月作战歼敌12个团1万多人，占领了川北广大地区。由于控制的新区人力、物力比较丰富，四方面军的兵力又发展到8万人。徐向前等人认为，主力应该转向川西发展，但可以留下川陕地方武装组建的红三十三军以保持原有根据地。张国焘却于4月间放弃了已开辟了两年的川陕根据地，让红四方面军主力、地方武装及苏区机关人员全部西进，事实上从此开始了长征。
红四方面军西进后，蒋介石嫡系部队中最精锐的第一军胡宗南部从陕南入川，联合川军展开追击。张国焘对这支从鄂豫皖根据地一直跟到川陕边的劲敌缺乏战胜的勇气，在5月间又放弃了刚刚占领的川北各县，一意向西部少数民族地区退却以避战。张国焘向部队解释西进是“迎接中央”，然而党中央并没有让他放红四方面军西进途中，突破国民党川军三道封锁线。
图为红军与川军激战的地方——茂汶土门区的三元桥
弃川陕苏区。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央领导人问张国焘为何放弃根据地？回答竟是：“那里已经是一块已经拧干了的柠檬。”本来中央红军以为同四方面军会合后，就有了根据地作为落脚点，会师后才知道四方面军也陷入了无依托的游动作战状态。
两过草地，再翻雪山，南下无功而返
1935年6月，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第三十军在政委李先念带领下进入懋功，同刚过雪山的中央红军（随后恢复一方面军番号）会师。当时全军振奋，兵力相加也有10万人。看到远征万里的一方面军指战员衣衫破烂，物资缺乏，四方面军指战员供给了许多粮食和衣物。一方面军因战士损失较大而保留干部较多，于是抽调一批军事领导和参谋人员到四方面军各指挥机构任职，四方面军也抽出三个团兵力补充了一方面军。
两军会师后，张国焘看到一方面军经过长征的消耗，惧敌观念更为增长，同时也不愿服从中央。据周恩来回忆，张国焘同他见面后就问一方面军还有多少人，周恩来说3万不到，张国焘马上脸色就变了。
当时中共中央决定北上开辟川陕甘根据地，担任红军总政委的张国焘却主张西进向有“广大弱小民族”的藏民、羌民区发展，开辟“川康新局面”。张国焘坚持错误方针，主张南下的电文事实上，以汉族为主体的红军到人烟稀少且有隔阂的少数民族区域很难得到发展，还会远离抗日前线，如再遭国民党军封锁山口，就会被困住。从6月间至8月初，中央一再召开会议，使张国焘勉强同意北上。此时，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已经封锁了松潘大道，一、四方面军混合编组分左、右两路通过草地北上。
红四方面军由于刚开始长征，指战员体力较好且物资储备较多，第一次过草地减员率较小。刚过草地后，在右路的红四军和红三十军在包座歼灭国民党一个师主力，为中共中央打开了北进的道路。然而这时张国焘又突然反悔，要求全军南下，并拒不执行中央命令。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率红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继续北进。红四方面军全部及随总司令部行动的原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则掉头南下，再次经过草地，进入成都西北的川康边天全、芦山、道孚、丹巴等地。在这一时期，张国焘还另立中央，企图分裂党和红军。
红四方面军进入川西边缘后，马上遭到国民党川军主力和入川的中央军大举进攻，在百丈关一战伤亡万余人，只得西撤。经过四个月苦战，部队仍难在川康区建立新根据地。至1936年2月，红四方面军被迫向西转移进入藏族聚居的甘孜及附近地区，部队也由南下时的8万余人减为4万多人。在藏民区，红军实行民族平等政策，争取到了广大藏族同胞的支持，在甘孜地区还建立起“博巴政府”。不过，当地粮食和牲畜非常有限，几万部队居住的时间一长，生活便陷入困窘，必须另寻出路。
南下的失败和中央北上的胜利，从正反两方面教育了广大指战员。四方面军的干部大都要求北上，张国焘在碰壁后也被迫取消其另立的中央，接受中共中央的指示，改任中共西北局书记。7月初，红二、六军团与四方面军会师后，经过朱德、任弼时、刘伯承、贺龙以及徐向前等广大指战员强烈要求，张国焘被迫接受了中共中央的战略方针。7月间，红四方面军同二方面军一同离开甘孜地区北上。
三过草地最艰苦
红四方面军第三次过草地前，因当地人烟稀少且多属少数民族，筹粮更为困难。红军指战员凭着坚强意志，并总结前两次过草地的经验，顺利通过了泥沼密布、气候变化无常的数百里茫茫草地，